孟子（約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軻（kē），字子輿，鄒國（今山東鄒城東南）人。戰國時期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與孔子並稱“孔孟”。

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被韓愈列爲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元朝追封爲“亞聖”。

《孟子》是記錄孟子言行的著作，共7篇，一般認爲孟子及其弟子萬章、公孫丑等人共同編著的，屬先秦語錄體散文集。書中有《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人之於國也》、《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和《富貴不能淫》等篇編入中學語文教科書中。

孟子的政治訴求在於使諸侯行王政，而這一訴求的核心在《梁惠王上》中與齊宣王的一段對話中可得：

“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齊宣王問孟子怎麼樣纔可以王，孟子的回答點出了王政的核心，也就是孟子的核心訴求：保民。

而且在記載的這一段對話的最後，孟子給出了‘保民’的具體條目和要求：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稍加提煉就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無飢，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所以保民不是一個抽象的理念和口號，而是有着具體的行動標準的，而這裏也不是孟子第一次對戰國的諸侯提出這個“黎民不飢不寒”的標準，相同的條目幾乎原封不動地在孟子和梁惠王的對話中：

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個標準在我們今天的物質條件看來或許顯得有些平常；但代入戰國時諸侯爭霸、民不聊生的背景，才能明白孟子苦心。

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訴求是什麼？保民。其實就是讓天下百姓能好好過日子。

孟子的活動年代約在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孟孫氏衰微後，

有一支從魯遷居到鄒國，就是孟子的祖先。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孟子“受業子思（孔伋，孔子之孫）之門人”；孟子沒有講他的老師的姓名，卻是說：“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其受業於何人，自漢代以來頗有爭議，一是認爲師從子思，一是師從子上，一是師從子思之門人。朱熹雲：“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 [1] 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2]而且根據《史記·孔子世家》，子思的父親孔鯉（孔子的兒子）生卒年，魯繆公（魯穆公）的在位時間進行推算，孟子受業於子思是難以成立的。由此看來，孟子師從子思之門人較爲妥貼。 [3]

關於孟子的父親更加缺乏資料，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認爲孟子“宿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樣，在母親的教育下成長，孟母教子的故事，史書上記載頗多，孟母的言傳身教對孟子成爲“亞聖”具有巨大的作用。孟子對孔子備極尊崇，他在《公孫丑上》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曾經遊歷齊、宋、滕、魏、魯等國，前後有二十多年。他遊歷列國的具體時間，已說不十分準確，只能依據《孟子》一書的記載，說明大體上的時間和情況。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仁政學說，是位非常有抱負的政治家，在諸侯國合縱連橫，戰爭不斷時期，作爲銳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識到了當時的時代特徵和趨勢，建構了自己的學說。與孔子一樣，他力圖將儒家的政治理論和治國理念轉化爲具體的國家治理主張，並推行於天下。而當時各個思想家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遊說各國諸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孟子開始周遊列國，遊說於各國君主之間，推行他的政治主張。

孟子大約在45歲之前率領弟子出遊各國。孟子第一次到齊國，是在齊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年間。當時匡章揹着“不孝”的壞名聲，孟子卻“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 。到了齊國，孟子宣揚他的“仁政無敵”主張，他在齊國很不得志，連威王贈送的“兼金一百”鎰，都沒有接受，就離開齊國。

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爲君的時候，孟子到了宋國。他在宋國期間，滕文公還是世子，他去楚國經過宋國時見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他從楚國回來又在宋國見到孟子。孟子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意思是說，只要好好地學習“先王”，就可以把滕國治理好。

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饋贈的七十鎰金，離開宋國，回到鄒國。《梁惠王下》記載說，鄒國同魯國發生了衝突。鄒穆公問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回答說：“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他說，這就象曾子說的那樣：你怎樣對待人家，人家就將怎樣回報你。現在，您的百姓可得到報復的機會了，您不要責備他們吧！“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兩次到鄒國來向孟子請教怎樣辦理喪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來到滕國。滕文公親自向孟子請教治理國家的事情。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他認爲人民有了固定產業收入，纔有穩定的思想道德和社會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後，還必須對之進行“人倫”的教化。“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畢戰詢問井田制的情況。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接着講了一遍井田制。最後說，我說的是大概情況，您和您的國君參照着去做吧。

“有爲神農之言者”農家許行，從楚國趕到滕國來。許行主張君民並耕而食，反對不勞而獲的剝削、壓迫；主張實物交易，物品在數量、重量上相等的，價格相同。陳相兄弟很贊成許行的主張，“盡棄其學而學焉”。許行的思想在反對剝削上是有進步意義的。但他以小農的平均主義思想否定社會分工，是違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孟子抓住許行的這一弱點，大講“物之不齊”的道理，並以“勞心”“勞力”的劃分來論證剝削制度、階級壓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國的自身都難保，根本談不上實行他的政治主張。他在梁惠王後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離開滕國到了魏國。這時，孟子已經五十三歲。惠王見到孟子就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最反對國君言利，所以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當時梁魏屢敗於他國，所以梁惠王對孟子說：“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灑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梁惠王講了一套施仁政於民的辦法。他說，這樣，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擊擁有堅甲利兵的秦楚軍隊。梁惠王問的是怎樣報復齊、秦、楚的具體辦法，孟子回答的卻是空泛的道理，當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視。

孟子到魏國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兒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見到梁襄王，對他的印象很壞，說他不像個國君。這時，齊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離開魏國又到了齊國。

孟子約於齊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遊齊國，受到禮遇。齊宣王見到孟子就問：“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回答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齊宣王想效法齊桓公、晉文公圖謀霸業；孟子的政治主張卻是效法“先王”，實行“仁政”。他講的“保民而王”、“制民之產”的道理，雖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階級的長久利益，但並非“富國強兵”的當務之急，從而被看成“守舊術，不知世務” 。

燕王噲因讓國給燕相子之，引起燕國內亂。公元前314年，齊宣王乘機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獲全勝。齊宣王對孟子說：“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說：“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宣王不聽，“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孟子對齊宣王的進言很多，並未見用。他本來打算依靠齊宣王來推行他的政治主張，但齊宣王只是把他當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來尊重，而不是想實現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這一點，便準備回鄉。齊宣王派人告訴孟子：“我欲中國（國都中）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這實際上是把孟子當作一塊招牌，博得尊賢重士的名聲。

《公孫丑下》記，孟子離開齊國，在齊的邊境晝地停留了三宿。有人問他，爲什麼這樣遲緩呢？他說：“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有人說，“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樣子。”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我何爲不豫哉？”他以歷史循環理論的觀點認爲將要有“王者”興起，來統一天下。他寄希望於齊宣王，企望在齊國有所作爲，但願望落空了，只得離開齊國。

齊楚曾經有合縱之約。秦使張儀以土地之利誘騙楚懷王與齊絕交。楚齊已經斷交，楚也發覺見欺。公元前312年，楚大發兵與秦戰，兩次大敗於秦。當秦楚正要交戰的時刻，孟子從齊國到宋國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記，宋牼聽到秦楚要打仗，準備去說秦、楚罷兵。孟子問宋牼，用什麼宗旨去說秦、楚？宋牼說：“我將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對言“利”，主張講“仁義”。他說：“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終（盡）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說：“先王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孟子再遊宋時，宋君偃早已自立爲王。《滕文公下》記，孟子的弟子萬章問：“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說，湯、武行王政，他們的征伐，是從水火中拯救百姓，誅殺殘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擁護，“而無敵於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不久，孟子便離開宋國到了魯國。這時候正是魯平公（約於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將要使孟子的弟子樂正子爲政。魯平公將要去拜訪孟子，因爲他所寵愛的小臣臧倉說了孟子的壞話，而又改變了主意。樂正子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這時已經六十幾歲，便回到老家鄒國，不再出遊了。

與儒家爭鳴者以墨家和楊朱學派的勢力最大。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9] 又說：“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孟子痛斥楊、墨學派，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閒（衛）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他說，他這樣嚴厲地駁斥楊、墨的異端邪說，是繼承大禹、周公、孔子三個聖人的事業，他要正人心，就必須闢楊、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訴他，別人都說他好辯論，他說：“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經歷，也很像孔子，過着長期的私人講學的生活，中年以後懷着政治抱負，帶着學生周遊列國。隨從的學生最盛的時候，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 。他也是到處受到當權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國，都無所顧忌地批評國君，甚至責備得國君“顧左右而言他” ，而他的政治主張卻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鄉，從事教育和著述。他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樂的事。他在家鄉與萬章等人整理《經》、《書經》，闡發孔丘的思想學說，寫成《孟子》一書，共11篇，現存7篇。

孟子是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屬孔子第四代弟子，是曾子的再傳弟子。他繼承併發揚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大成至聖，孟子被稱爲亞聖。孟子與孔子合稱孔孟其道，多數人稱爲“孔孟之道”。

《漢書·楚元王傳贊》說：“自孔子歿，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

林語堂《需說才志氣欲》：“現代青年人，應該多度孟子，常讀孟子；年年再讀孟子一遍（萬章、告子、盡心諸篇最好。）孟子一身都是英俊之氣，與青年人之立志卒勵工夫，是一種補劑。孟子專言養志與養氣，志一則氣動，氣一則動志，是積極的。”

馮友蘭：“孔子在中國歷史的地位如蘇格拉底在西洋史，孟子在中國歷史地位如柏拉圖在西洋史。”

王蒙：孟子是一個敢說話的人，而且有些話說得比孔子要尖銳得多。他說話的對象是社會上層人物，即社會精英。社會精英應該對老百姓負什麼責任，如何關注民生，老百姓應該有多少宅基地，是種桑、養豬、養雞，還是養狗。什麼時候才能實現五十歲以上的人能穿到帛的衣服，七十歲的人能夠經常喫到肉。那時生產力水平低下，“人生七十古來稀”，普通老百姓活到七十歲還能夠經常喫上肉，這就是孟子的理想。孟子認爲，治國者不能把自己的私利放在前面。孟子是把社會精英個人的美德修養、百姓的生活、政治的成敗都打通了。

越南學者張漢超在文章中說：“爲士大夫者，非堯舜之道不陳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