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剧《大侠霍元甲》的开头讲的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大刀王五和津门霍元甲联合营救谭嗣同的情景。谭嗣同本来是有充足的时间逃跑的，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要为变法而流血。说起这位谭嗣同，他可是时任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是一位官宦世家的子弟。

为了切实执行变法的各项规章制度，光绪皇帝当时重用了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员，比如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谭嗣同是由大学士徐致靖极力里推荐的。光绪帝将他们4人提拔为军机处章京行走（军机四章京，四品衔），全面负责新政的日常之事。由此可以看出，谭嗣同在为期103天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尤其是在“围园杀后”计划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光绪24年（1898年6月8日），康有为拟定《请明定国是疏》，由大学士徐致靖代为上奏，请求光绪帝正式开始变法。三天之后，光绪帝颁发了《明定国是诏》，变法运动开始。以此为契机，光绪帝终于享受到了君临天下的快感，他几乎每天都要发布两三件诏书，其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

一个月之后，变法似乎陷入了瓶颈，到8月间已经呈现出举步维艰的状况。由于光绪皇帝缺乏经验，又兼之没有得力的左膀右臂，几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无法顺利实施行，即使是各地方面的大员，也以各种理由推三阻四，不愿奉旨行事。这个时候，在京城西郊的颐和园里，慈禧太后却过着悠闲的日子，即使有对新政心怀不满的大臣来向她诉苦，他也淡淡地一笑，不予回应。虽然如此，但慈禧却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安生。作为掌握大清朝最高权力的女人，非常明白推行新政的难度有多大，以他对光绪的了解，自然知道光绪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完成这项运动。

于是慈禧召见了李鸿章。李鸿章则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是典型的书生意气，他们虽有满腔热血，却只懂得空谈救国，不懂得中国的官场之道，没有任何政治谋略和经验，更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

事情果然不出李鸿章所料。9月初，光绪帝和朝中大臣之间的矛盾就激化了。此时的光绪已经不同往日了，初尝权力滋味的他已经不愿意再忍受慈禧的指责。他并没有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在处理王照事件中自己是否有不当之处，反而暗暗抱怨慈禧横加阻拦混淆是非。最终，光绪帝很容易就将矛头指向了慈禧。光绪坚定的认为，正是慈禧的专权，才让新政处处碰壁，因此必须除掉慈禧，才能够把所有的守旧派大臣镇住，新政才能够成功。

（二）越想越觉得有理的光绪当即写了两份手谕，分别给军机4章京和康有为，向他们抱怨了新政推行之难，并说明自己在慈禧的控制下甚为不自由，要求他们几人迅速想办法，云云。这几个人接到谕旨，细读之下，自然明白了光绪帝字里行间的意思。可叹这些维新志士，热血有余，理智不足，看到皇帝的抱怨，便四处想办法“营救”光绪帝。

几个人在一起合计一夜，终于商量出一个计策：首先，想办法调集兵力，伺机控制颐和园，并软禁慈禧，即所谓的“围园杀后”计划；接下来，借助洋人的力量推行新政，也就是引洋人入朝。由于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访问，可请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参与政务，管理军事财税外交等事项，最终形成“中美英日合邦”的局面。这样则新政能行，而守旧派大臣自然也不敢多言（竟然是这样的借力打力）。

计策已定，可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落实：究竟谁家的兵马可以调动呢？这时候，谭嗣同想到了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袁世凯原来参加过强学会，是个维新人士，如今统帅新建陆军，在天津小站练兵。此人正是最佳人选。

很快，光绪皇帝一份急电就将袁世凯从天津小站找到了北京。短短一周时间之内，光绪帝接连三天接见了袁世凯，并加封其为兵部左侍郎。正当袁世凯惊疑不定，不知为何圣眷优隆的时候，9月19日夜，谭嗣同深夜来到袁世凯下榻的法源寺，将“围园杀后”的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面对谭嗣同的谆谆教导，袁世凯答应的非常爽快，他一口答应调动新建陆军进京实行计划，并拍着胸脯保证道：“杀荣辱，如杀一狗耳！”

（三）维新派的苦心终究还是化为了泡影。一方面，慈禧太后早就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维新派意欲与洋人联手，将主权拱手付与洋人的计划。她顿时明白光绪不可能向自己低头服软。为了不让权力旁落他人之手尤其是洋人之手，她必须重新执掌朝政，于是在谭嗣同夜见袁世凯的同一天清晨，慈禧忽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直奔养心殿，控制了政局。而另一方面，袁世凯的慷慨激昂只是做戏给谭嗣同看，他对双方的实力对比看得很清楚，自然不会盲目的自取灭亡。第二天早上他一回到天津，就立刻向荣禄通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于足，维新派的全部计划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慈禧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