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劇《大俠霍元甲》的開頭講的就是戊戌變法失敗後，大刀王五和津門霍元甲聯合營救譚嗣同的情景。譚嗣同本來是有充足的時間逃跑的，可是他卻沒有這樣做，他要爲變法而流血。說起這位譚嗣同，他可是時任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兒子，是一位官宦世家的子弟。

爲了切實執行變法的各項規章制度，光緒皇帝當時重用了一批具有維新思想的官員，比如楊銳、劉光第、林旭等人，譚嗣同是由大學士徐致靖極力裏推薦的。光緒帝將他們4人提拔爲軍機處章京行走（軍機四章京，四品銜），全面負責新政的日常之事。由此可以看出，譚嗣同在爲期103天的戊戌變法運動中，尤其是在“圍園殺後”計劃中，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

（一）光緒24年（1898年6月8日），康有爲擬定《請明定國是疏》，由大學士徐致靖代爲上奏，請求光緒帝正式開始變法。三天之後，光緒帝頒發了《明定國是詔》，變法運動開始。以此爲契機，光緒帝終於享受到了君臨天下的快感，他幾乎每天都要發佈兩三件詔書，其變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

一個月之後，變法似乎陷入了瓶頸，到8月間已經呈現出舉步維艱的狀況。由於光緒皇帝缺乏經驗，又兼之沒有得力的左膀右臂，幾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無法順利實施行，即使是各地方面的大員，也以各種理由推三阻四，不願奉旨行事。這個時候，在京城西郊的頤和園裏，慈禧太后卻過着悠閒的日子，即使有對新政心懷不滿的大臣來向她訴苦，他也淡淡地一笑，不予回應。雖然如此，但慈禧卻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安生。作爲掌握大清朝最高權力的女人，非常明白推行新政的難度有多大，以他對光緒的瞭解，自然知道光緒僅靠一個人的力量，根本無法完成這項運動。

於是慈禧召見了李鴻章。李鴻章則認爲，康有爲梁啓超等人都是典型的書生意氣，他們雖有滿腔熱血，卻只懂得空談救國，不懂得中國的官場之道，沒有任何政治謀略和經驗，更缺乏起碼的政治手腕和妥協精神。

事情果然不出李鴻章所料。9月初，光緒帝和朝中大臣之間的矛盾就激化了。此時的光緒已經不同往日了，初嘗權力滋味的他已經不願意再忍受慈禧的指責。他並沒有冷靜下來仔細思考在處理王照事件中自己是否有不當之處，反而暗暗抱怨慈禧橫加阻攔混淆是非。最終，光緒帝很容易就將矛頭指向了慈禧。光緒堅定的認爲，正是慈禧的專權，才讓新政處處碰壁，因此必須除掉慈禧，才能夠把所有的守舊派大臣鎮住，新政才能夠成功。

（二）越想越覺得有理的光緒當即寫了兩份手諭，分別給軍機4章京和康有爲，向他們抱怨了新政推行之難，並說明自己在慈禧的控制下甚爲不自由，要求他們幾人迅速想辦法，云云。這幾個人接到諭旨，細讀之下，自然明白了光緒帝字裏行間的意思。可嘆這些維新志士，熱血有餘，理智不足，看到皇帝的抱怨，便四處想辦法“營救”光緒帝。

幾個人在一起合計一夜，終於商量出一個計策：首先，想辦法調集兵力，伺機控制頤和園，並軟禁慈禧，即所謂的“圍園殺後”計劃；接下來，藉助洋人的力量推行新政，也就是引洋人入朝。由於當時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華訪問，可請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蔘與政務，管理軍事財稅外交等事項，最終形成“中美英日合邦”的局面。這樣則新政能行，而守舊派大臣自然也不敢多言（竟然是這樣的借力打力）。

計策已定，可還有一件事情需要落實：究竟誰家的兵馬可以調動呢？這時候，譚嗣同想到了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袁世凱原來參加過強學會，是個維新人士，如今統帥新建陸軍，在天津小站練兵。此人正是最佳人選。

很快，光緒皇帝一份急電就將袁世凱從天津小站找到了北京。短短一週時間之內，光緒帝接連三天接見了袁世凱，並加封其爲兵部左侍郎。正當袁世凱驚疑不定，不知爲何聖眷優隆的時候，9月19日夜，譚嗣同深夜來到袁世凱下榻的法源寺，將“圍園殺後”的計劃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面對譚嗣同的諄諄教導，袁世凱答應的非常爽快，他一口答應調動新建陸軍進京實行計劃，並拍着胸脯保證道：“殺榮辱，如殺一狗耳！”

（三）維新派的苦心終究還是化爲了泡影。一方面，慈禧太后早就通過各種渠道知道了維新派意欲與洋人聯手，將主權拱手付與洋人的計劃。她頓時明白光緒不可能向自己低頭服軟。爲了不讓權力旁落他人之手尤其是洋人之手，她必須重新執掌朝政，於是在譚嗣同夜見袁世凱的同一天清晨，慈禧忽然從頤和園返回紫禁城，直奔養心殿，控制了政局。而另一方面，袁世凱的慷慨激昂只是做戲給譚嗣同看，他對雙方的實力對比看得很清楚，自然不會盲目的自取滅亡。第二天早上他一回到天津，就立刻向榮祿通報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於足，維新派的全部計劃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慈禧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