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二年 （1629） 三月 “欽定逆案”， 魏忠賢及其黨羽兩百多人受到懲處。此前一年貴州道御史寧光先率先提出懲處 “建祠” 者， “ 請將天啓六、 七年間建祠諸疏盡爲查出， 宣付史館， 刊刻成書， 分佈天下”。 袁崇煥也曾對魏忠賢有 “稱頌” “建祠” 之事， 爲何非但沒有受到懲處， 反而被朝廷重新起用主持遼東事務？ 筆者認爲原因主要有三點：

其一， 主要是鑑於袁崇煥的才幹和戰功。 正如當時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呂純如所說： “ 舊遼撫袁崇煥弔孝、 建祠二案， 即愛崇煥者豈能爲之諱？ 而臣持議必欲朝廷用崇煥者， 只認定 ‘ 不怕死、 不愛錢’ 與 ‘ 曾經打過’ 十個字耳！ ” “ 用其長， 政不必護其短； 然亦維今明白恕其短， 異時乃能永用其長。”

其二， 與明朝在遼東的用人特點有關。 明朝在委任遼東官員問題上， 用人不專， 時用時棄。 如熊廷弼在萬曆四十七年 （1619） 六月出任遼東經略， 由於性格剛直、 好謾罵而不諧物情， 再加上與後金軍隊作戰失利， 受到姚宗文等人的彈劾， 於泰昌元年 （1620） 十月被罷去， 改以袁應泰代之。 但是當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奉命前往遼東勘驗後， 卻向朝廷備陳熊廷弼守遼之功。且在熊廷弼離任五月後， 瀋陽、 遼陽相繼失陷， 袁應泰亦自殺而死。 於是朝廷又重新起用熊廷弼， 並對以前參劾他的人予以治罪。

但熊廷弼這次又因與巡撫王化貞不和， 於天啓二年（1622） 正月失陷廣寧而被逮下獄， 此前因參劾他受到處分的官員則又被重新召回。朝廷對袁崇煥的任用也同樣如此。當袁崇煥與薊遼總督王之臣不和時， 朝廷先是用袁棄王； 而當袁崇煥處理戰事不效時， 朝廷又用王舍袁。 到了崇禎初期， 王之臣因爲曾與魏忠賢有染被罷去， 袁崇煥則又被重新召回。 至崇禎三年， 袁崇煥被逮下獄， 又有人建議起用王之臣。

其三， 當時負責處理 “逆案” 的大臣， 對袁崇煥庇護徇私。 當時首輔韓爌等人受命處理此案， “ 不欲廣搜樹怨” ， 故對某些人員曲加回護。 據張廷玉 《 明史· 閹黨傳》 所載， 韓爌等人曾兩次上奏涉案官員的處理名單， 都因爲蒐羅不全而爲崇禎否決。或許正是出於 “ 不欲廣搜樹怨” ， 韓爌等人對一些曾與魏忠賢有染的人也有所庇護。 如天啓七年五月， 監生陸萬齡等疏請爲魏忠賢建祠於國子監， 司業朱之俊曾代爲上奏。 當崇禎即位後， 朱爲逃避罪責又轉而參劾陸萬齡等人。

後來的 “欽定逆案” ， 朱之俊因爲受到韓爌的庇護而逃過處罰。文秉 《 先撥志始》 曾列出多名 “逆案漏網” 人員， 並說： “ 楊世芳以蒲州公 （ 指韓爌） 也戚， 薛國觀爲沈惟炳也友， 俱邀恩一面之網”。 談遷也說： “ 逆案”“時秉成於閣部， 而太史姚希孟實陰主之， 以得蒲州意也。 故蘇人無一玷者。” 袁崇煥是韓爌的門生， 由此推斷其不入 “ 逆案” ，可能也與韓爌等人的庇護有關。

結 語

天啓後期， 魏忠賢及其黨羽專權擅政， 對素稱忠義的東林黨人大肆打壓， 因此它被人們視爲明朝最黑暗的時期。 歷來也都認爲這段時期在政治、 經濟、 軍事等諸方面都乏善可陳。 但是，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 就在這段時期內， 明朝方面在此前不斷敗退的遼東戰場， 卻取得了對後金作戰的勝利。 這無疑主要應歸功於主持遼東軍務的袁崇煥， 但是他與此時執掌朝政的魏忠賢之間的關係———即魏曾一度對袁加以倚重和支持， 而袁也投其所好地對魏稱功頌德———當是袁得以在遼東施展才乾的重要保障， 對其戰勝後金所起的作用， 似乎也不應被忽視。 袁、 魏之間的這層關係， 在 《袁崇煥資料集錄》 收錄的有關資料中， 有較清晰的反映。 而前人對此卻未見有何論述， 或許主要是出於對魏忠賢的成見以及對袁崇煥的迴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