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將司馬錯和秦相張儀就秦國用兵方略問題展開了激烈辯論，最終，司馬錯以“王地小民貧，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爲由，成功說服秦惠文王發兵滅巴蜀。

自公元前356年秦國推行商鞅變法到公元前316年司馬錯伐蜀，秦國“廢井田開阡陌、軍功賜爵、獎勵耕戰”已推行了40年，爲什麼司馬錯還會說秦國“地小民貧”呢？

秦惠文王能夠放棄“恐韓襲秦之敝”的顧慮轉而全力支持伐蜀也恰恰證明，司馬錯的說法絕非是一種辯論說辭，而的的確確是秦國的真實寫照，因而觸動了秦惠文王的痛處。

那麼商鞅變法究竟給秦國帶來了怎樣的變化呢？韓非子曾有一句著名評價“秦行商君法而富強”。據統計，商鞅在秦國主政的18年裏，共對外發起了8次戰爭，平均2年一次，且無一失敗。

這似乎都表明商鞅在秦國的變法的確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爲秦國未來的一統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過，商鞅變法的核心在於秦國廟堂對全國資源的集中掌控和刺激秦人的戰鬥力，對於秦國大衆的生活水平有沒有提升呢？換言之，商鞅變法在富國的同時有沒有“富民”呢？

秦人的墓葬可以說明一切。

東漢以前，中國人奉行視死如生的墓葬觀念，也就是所謂的厚葬之風。考古發現的春秋時期秦公一號大墓被譽爲中國迄今發掘的最大古墓，也可見一斑。

通過統計商鞅變法前後秦人墓葬的隨葬品數量、質量，就能反襯秦人的生活水平。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已發現的秦墓有600餘處計2000餘座，其中涉及戰國中後期（商鞅變法前後）的主要有長隴邊家莊墓地、隴縣店子墓地、西安半坡戰國墓、大荔北寨子戰國至漢初墓、雲夢睡虎地戰國晚期至漢初墓等。

其中，尤以寶雞、西安等關中腹地的秦人墓地最能直觀體現變法前後的差異。據大數據統計顯示，在2000座秦墓中，陪葬有青銅禮器的墓葬佔比從戰國中期的23%，下降到戰國晚期的10%；陪葬有仿銅陶禮器的墓葬從66.7%下降到11.5%；而以簡單日用陶器作爲陪葬品的墓葬比例則增加了50%。

西安半坡戰國中晚期秦墓中，隨葬器物最多的53號墓也僅有區區9件陪葬品，有45座墓甚至沒有任何陪葬品。而86號墓2具人骨中嵌入的5個箭簇證實這是直接參與軍功受爵的秦軍墓葬，但即使是這種墓葬，也只有2件隨葬品。

此外，寶雞、銅川、大荔等地的秦墓在戰國中期到戰國晚期並未出現數量上的大幅變動，這也就意味着關中地區的人口在商鞅變法之後沒有出現明顯的增長，而戰國時期人口數量與經濟水平是成正比的。

大數據統計證實了商鞅變法後的數十年裏，秦國普通民衆的生活水平沒有享受到變法的紅利，換言之，商鞅變法實現了國富兵強，但沒有實現“富民”。所以，在變法40年後，司馬錯依然尖銳地提出秦國“民貧”，急需打下巴蜀之地來實現“取其財富民”。

考古發現的這一結論，也同時揭開了商鞅被殺的一個冷門原因。

據《史記》記載：“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商鞅之死，歷來都被解讀爲是宗室勳貴的利益被商鞅變法所損害，因而在秦孝公死後以公子虔爲首的舊貴族肆意報復所致。

不過，在秦惠文王發吏捕商君時，得到消息的商鞅已提前返回自己的封地調集屬兵，打算進攻鄭地以作爲自己的立足之地。有專家推測，商鞅15個封邑可調動的兵力約爲7萬，但商鞅的計劃最終未能成行，《商君列傳》記載：“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

對此，《秦本紀》做了如下記載“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普通秦人不同情商鞅，恰恰表明，商鞅變法在讓秦國富強的同時，卻沒能讓秦底層民衆生活殷實，因此，貴族要殺商鞅是一方面，得不到秦人甚至是自己封地屬民的支持，也是商鞅最終被殺的冷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