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吳三國間的軍事爭鬥，其實是一部世家大族的紛爭史。

曹操能夠雄踞北方並最終建立魏國，最大的功臣莫過於荀彧、郭嘉、陳羣爲首的潁川士族集團。孫權能夠在江東開國，也是憑藉顧、陸、朱、張等江東四大姓的鼎力支持。

但劉備因爲出身寒微，除了漢室宗親這個沒有實際意義的空頭旗號外，得不到任何豪族的支持。所以，圍繞在劉備身邊的都是諸如關羽、張飛、魏延等底層出身的將領，糜竺等地位低下的富商以及諸葛亮等家道中落的隱士。

如果說潁川士族和江東士族對魏、吳政權的支持是爲了穩固各自豪族利益的話，那麼劉備麾下出身寒微的文臣武將則是爲了獲得財富和地位。

所以，官職和財富的激勵，是劉備陣營得以攻城拔寨的主要寄託。在攻打劉璋時，劉備即與衆將約定：“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成功後，府庫裏的東西你們隨便拿）

果然，劉備剛一打下成都，“士衆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等功臣也各自獲得賞錢五千萬。

當初的承諾確實是兌現了，但劉備也爲此犯了愁，因爲軍用不足了，沒錢，就意味着劉備下一步的軍事行動將無法進行。

這個時候，一位叫劉巴的降臣建議劉備“當鑄直（通值字）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漢末三國時期，各地通行的貨幣依然是漢武帝時期鑄造的五銖錢，而劉巴的提議是鑄造“直百五銖錢”，也就是一枚五銖錢價值等同於過去的一百枚。

從經濟學角度講，這是一種通過增發貨幣轉移通貨膨脹從而攫取財富的“損招”。但是急於籌錢的劉備同意了，正式下令鑄造直百五銖（此後又陸續鑄造了太平百錢、定平一百等貨幣）。

但是劉巴在提這條建議時，還是最大限度地照顧了蜀地的百姓的，因爲增發貨幣的同時，蜀漢還進行了“平諸物賈”（平抑物價）。果然，在這一政策之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當然，劉巴的“直百五銖”計策絕不僅僅是讓蜀漢的府庫在短短數月內充實這麼簡單，它後續的影響力纔是對蜀漢政權的真正貢獻。

1700多年後，考古專家在對已知的三國時期東吳墓葬進行文物統計時，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在18處東吳墓葬中，共出土了約4000枚錢幣，其中98%爲直百五銖等蜀漢銅錢，東吳銅錢僅有區區50枚。

吳蜀雖然聯盟，但卻互不統屬，孫權也從未將蜀漢視作正統（私下不稱對方爲漢，而稱爲西國），但劉備發行的銅錢大量在東吳境內出現，這恰恰說明蜀漢用錢幣換取了東吳的物資，所以才造成了蜀錢在吳境的大量出現。

上文已述，直百五銖屬於一種虛值大額銅錢，發行的目的就是爲了給劉備的政權積累財富。蜀漢通過鑄造直百五銖以很小的代價從東吳換來了貿易品，同時將通脹輸出到了東吳。

難道東吳君臣就沒有發現嗎？

其實，蜀漢玩的是“金融戰”，頗有點像今天的美國一樣，美元作爲國際公認的貿易貨幣，使得美國可以通過大量印製美鈔來攫取他國財富，這是一個長期而隱祕的過程。

東漢末年因爲長期戰亂，加上董卓鑄小錢破壞了漢朝的貨幣體系，使得民間出現了以物易物的情況，而劉備鑄造的直百五銖雖然是大額貨幣，但因爲工藝精良，幣值穩定，所以贏得了民間信任，一度成爲“硬通貨”。

直到直百五銖鑄造20多年後，東吳君臣才發現本國財富在不斷的向蜀漢轉移，因此，孫權在嘉禾五年（公元236 年）也匆忙下令：“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

但爲時已晚，東吳上下早已對蜀錢青睞有加，對新發行的本國貨幣大泉五百並不信任，一來是因爲鑄造工藝差（銅料偷工減料），二來是擔心貶值，所以，東吳不得不將大泉五百回收“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從此不再發行。

縱觀整個三國，以魏國最強而蜀漢最弱，但魏吳兩國都因貨幣體系混亂，退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時代，唯獨蜀漢直百五銖達到了鑄造工藝的高峯，成爲三國當中唯一一個幣值穩定的國家。考古也證實，蜀漢的錢幣在四川、湖北、江浙甚至曹魏統轄的河南境內都有發現，《泉志》也曾記載“今至巴蜀，至於襄漢，此錢甚多”。

可見，劉巴雖然供職蜀漢政權只有區區數年，但給劉備所提出的三條建議，卻暗合了現代貨幣金融學的理論，難怪諸葛亮曾感慨地說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論運籌帷幄的計謀，我跟劉巴比真是自愧不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