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莊子》的第一章“逍遙遊”中，莊子借幾個寓言故事，講了“小大之別”；又借與惠施的“有用無用”之辯，闡述了他的人生觀。莊子的最高人生理想是逍遙。莊子認爲，如要達到逍遙之境，就要做到“無所待”。大鵬需要風的託舉，沒有風它就無法飛翔；列子縱然得風仙真傳，可以在天上飄然飛翔，沒有風他只好落到地下來；宋榮子不以天下榮譽爲非，不以天下非議爲恥，看淡是非榮辱，但他仍然未能擺脫生命的生死大關。唯有那些“至人、神人、聖人”，他們忘記了小我、忘記了事功，忘記了虛名，從而“無己無功無名”，從而無情無累無擾，完全做到了“無所待”，他們是逍遙的。

因此，莊子的《逍遙遊》，其實講的是他的人生觀。莊子希望用超凡脫俗的人生態度，超越生活的一切束縛，達到心靈上絕對自由，這就是逍遙遊。

《逍遙遊》體現的是莊子的人生觀，而《齊物論》則是莊子的認識論。我們知道，認識論決定人生觀，也就是說，你看世界的方式，決定了你生活的方式。

儒家把世界看作一座大舞臺，我們有責任做最好的自己，用最美麗的狀態來贏得人生的鮮花與掌聲，這種認識論決定了儒家的入世態度。因此，儒家的人生價值觀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積極進取；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使命和擔當；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神聖的使命感；是“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有立功”的人生態度。

而莊子的認識論來自於道家的創始人老子。老子認爲，萬物的終極動力與根據就是“道”，“道”雖然無形無狀，卻統治一切駕馭一切，道雖無爲，卻實實在在時時刻刻的發生作用，因此無論是人還是世界，都是道的產物，因此，人生就應該“道法自然”，從而達到“無爲而無不爲”的境界。

莊子繼承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理論，不過莊子在老子的認識論的基礎上，有了更新的創見，這個創見就是“齊物論”。通俗地說，“齊物論”就是平等地看待萬事萬物。而萬事萬物其實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有形的物，二是人世間的意識現象。世間萬物千差萬別，有高山有深淵；有高低有遠近；有廣大有渺小，但都受到“道”的支配。

而莊子在《齊物論》中想要表達的是一種更爲深邃高遠的認識論——假如你站在道的角度去觀察萬物，你會發現其實它們是一樣的，這叫做“齊物”。同樣，人類社會中人們的認識看似千差萬別，比如美麗與醜陋，但情人眼裏出西施，別人看起來是醜的，但你在情人的眼裏是最漂亮的；再比如，成功失敗、尊貴與卑賤等，在莊子看來，這種差別其實沒有真正的標準，都是人的主觀判斷在起作用。而事實上，莊子認爲主觀判斷受到人私心的影響，因而是不足爲據的。

再比如戰國時期諸子百家蜂起，各家都希望用自己的學說駁斥對方。儒家的孟子，他罵墨家與道家的楊朱是禽獸，而墨家就罵儒家的厚葬與禮樂是浪費社會資源。總之，他們之間臉紅脖子粗的辯論，在莊子看來是毫無意義。因爲，是非彼此一方面是對立的，另一方面是相互轉化的，而人的價值標準受到人的私心偏見的影響，往往以己爲是以彼爲非，因此永遠找不到一個真正的共同價值標準。唯有超越人的主觀偏見，唯有站在萬物齊一的“道”的角度，才能解決共同的價值標準的問題。

站在“道”的角度，人世間的彼此對立、是非榮辱、富貴貧賤都是一樣的，這就是莊子的“齊論”。簡而言之，就是“齊物之不齊，論之不齊”，用著名莊子研究專家王先謙在《莊子集解》的說法，“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事之，不必置辯，守道而已”。也就是說，莊子的 “齊物論”就是“齊物”加“齊論”的理論。這種齊物的認識論，塑造了莊子的人生價值觀，讓他能用一種超脫於人間是非的態度去看待人生。

人總有期待，希望能住朱門居高位；希望能得大名受萬人景仰；希望能珠圍玉繞美女在側；希望能富可敵國風月無邊，但人又是慾望的動物，孜孜以求於無限的物質。得到了，悵然若失；失去了則捶足頓胸。無論是得還是失，人總是沉浮在物質與慾望的糾纏之中不得解脫，這就是人痛苦的根源。

因此，人要逍遙，就要做到齊物，把所謂的是非成敗得失榮辱齊同待之，如此就可以擺脫慾望的糾纏，擺脫有待的困境，從而是非兩忘於自然，走向逍遙之境。

這就是莊子的齊物論，它決定了莊子逍遙遊的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