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全國政協召開，這一次大會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在這一次大會上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而在《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包括將“另起爐竈”“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大決策法律化。

在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兩天後，也就是3日，蘇聯宣佈第一個和我國建立外關係，這是我國外交的一個很好開端，隨着蘇聯承認新中國，接着保加利亞、匈牙利、朝鮮、羅馬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阿爾巴利亞、南斯拉夫宣佈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但是直到1949年11月8日，我國的外交部才正式成立，下屬的各司、處等人員相繼走向新的工作崗位。但是在此時又有一個問題比較着急，因爲按照有國必有交，有交必有使者原則，我們要派大使到和我們建交的國家去擔任大使。問題就出在這裏，因爲我們沒有那麼多預備的外交官。根據毛主席“另起爐竈”原則，新中國對原國民政府的外交官一律不再留用，新中國的外交官必須由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擔當。因此主要領導決定駐外大使由中央政府直接從兵團、軍級中物色。爲此軍委還發出通知：每個軍推薦一位師級和兩位團級幹部供外交部挑選。

也就是說，新中國的很多大使都是帶兵的將軍，當時第三野戰軍也有不少的將領被徵召，軍委直接將命令下到了三野司令部，要求在名單上的將軍立刻到北京報道。當時第三野戰軍正在肅清東南的國軍殘餘勢力，接到命令的代司令員粟裕也知道，要調這些將軍去幹什麼。

而這些將軍也得到了命令，他們紛紛向司令員求情，可是這是軍令，粟司令員也沒有辦法，軍令如山，這些將軍雖然不捨，可還是執行了軍令，我們看看當時從事三野調走的兵團級將領都是誰？

擔任三野七兵團副司令員、三十二軍軍長、山東軍區副司令員譚希林、三野九兵團政委、杭州警備區政委姬鵬飛、三野八兵團政委袁仲賢明，這三位都是兵團級別的將領，他們都接到通知去北京找周總理報道。

等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脫掉軍裝，然後穿上西服，本着軍人服從命令的天職，這些將領全部都乖乖地穿上了西服，這些將軍全部都是半生戎馬生涯，對軍裝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譚希林

可是一旦祖國需要他們的話，他們會服從任何命令，從此他們脫下了心愛的軍裝，穿上了西裝走了異國，走上特殊的戰場，當時譚希林將軍擔任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姬鵬飛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使團團長；袁仲賢將軍擔任駐印度大使。其實不止三野，還有其他野戰軍以及中央機構的將軍被抽調出來去擔任外交官。

他們就是新中國第一批外交官，這也是當時最霸氣的一批外交官，畢竟都是從戰火中，走出來的將軍，身體有一股子殺氣，也只有這樣的外交官才能在當時展現我國的國威。

而譚希林將軍在當了四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後，回國重回部隊，1955年被授予了中將軍銜。姬鵬飛將軍雖然沒有回部隊，但是後來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部長等職務，袁仲賢將軍曾任外交部副部長，1957年病逝。

姬鵬飛

讓我們向新中國第一批外交官致敬，是他們開創了今日的外交局面，致敬先輩。

參考資料：將軍相逢豈止在戰場——記新中國第一批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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