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執意要娶“北京知青”，病入膏肓被離婚，弟弟卻說不恨嫂子

Hello，我是小情，咱們又見面啦

1991年，《平凡的世界》獲得茅盾文學獎，而書作者路遙在次年就因重病住院。

他的妻子林達，不但不顧及路遙病入膏肓的身體，也不在乎外界的流言蜚語，執意要離婚。最終，路遙在簽下離婚協議書後沒多久就溘然長逝。

很多人覺得路遙的離去除了貧病交加以外，林達強行離婚造成的精神打擊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但7年後，路遙的弟弟王天樂寫了一篇文章《苦難是他永恆的伴侶》來紀念哥哥時，曾提到嫂子林達。

他說：

“1992年初，我嫂子林達正式提出了和路遙協議離婚，對此，我無話可說，我也十分理解林達，她不知提出多少次要離婚了！在這一點上，我一點也不恨林達。”

“作爲一個女人，當一個作家的夫人是十分不容易的。天下女子，就是找一個農民也不要找作家當丈夫。”

作家的妻子不好當，但也不是所有的作家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都妻離子散，路遙的婚姻悲劇與其說是林達無情，不如說主要責任還是在他自身。

年輕時的路遙因才華橫溢，心志很高，立誓非北京知青不娶。因爲北京女知青身上散發出的是都市文明的氣質，他找女朋友就是想找自己能征服與駕馭的北京知青。

第一個戀愛對象就如他所願，是個漂亮、多情的女知青，對方是林達同村插隊的好友，叫林紅。她和路遙在縣毛澤東文藝思想宣傳對認識，一下子就勾住了路遙的魂。

路遙曾回憶過當時的情結：

和林紅相遇時彼此的雙眼只對視了一下，光線就對在一起了，所謂的一見鍾情就是如此。

此後，每當別人不在意的時候，路遙都會把目光停留在林紅身上久久不願挪開。

雖說路遙一開始對女朋友的標準是“北京女知青”，但他對林達也是真的喜歡。甚至把能跳出“農門”、改變自己命運的招工指標都執意讓給林紅。

結果可想而知，離開了山溝溝的林紅，最終因路遙農民身份的原因給他寫了封分手信，她也成了某個軍代表的太太。

路遙因此大病一場，卻仍固執己見。與林達開始來往後，許多人提醒他不要再做“雞飛蛋打”的事了，找一個本地人比較穩妥，知根知底。

可他完全聽不進去，還反問道：“哪一個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學？不上大學怎麼出去？就這樣一輩子在農村漚着嗎？”

可見，一開始，路遙對“妻子”的標準就很功利性。

路遙與林達的結合，屬於“高娶低嫁”。

林達雖然長的一般，但她是歸國華僑子弟，擁有高幹家庭身份，具有北京大都市知識女性的一切特點。最難得的是，她的文采也遜於路遙。

（1972年，林達發表在延川《山花》小報上的散文《在燦爛的陽光下》就是證明）

路遙與林達心志都很高，是同樣有文才的青年人。二人彼此欣賞，心生愛慕是再也正常不過的了，但適合戀愛的知己不見得就是最適合一起生活的夫妻。

如果說，“愛情”是激情與浪漫的同義詞，那“婚姻”則是現實性與功利性的結合體。

婚前，有共同語言就能談論詩與遠方；婚後，得共同擔當，共同經營才能擺平柴米油鹽。

而這些，路遙做的都遠遠不夠。

1，職業因素決定了路遙無法正常生活

作爲一個需要長期伏案工作的作家，路遙的生活習慣與正常家庭的生活格格不入。

當時，林達是雜誌社編輯，她除了按時上下班，還要承擔接送孩子上學，管理孩子喫飯，做所有家務等。

路遙基本上是“甩手掌櫃”，他甚至連飯都不做，有剩飯就喫剩飯，沒剩飯就拿發蔫的油條、黃瓜、西紅柿或者一個大蒸饃隨便湊合一下。

要是家裏實在什麼可喫了，就到家門前的地攤上買頓便宜的喫食對付一下，有時也會去同事家蹭飯。

長期這樣生活，自然會衍生出諸多不和諧的家庭矛盾。當然，要解決這個問題是需要雙方共同妥協纔行。

而林達與路遙均不是能夠完全爲家庭妥協的人。

2，不妥協的性格，讓生活貧困交加

路遙是個把創作看成比生命還重要的人，他經常說：“一個作家不出作品，都不是。”

所以，要糾正他爲了創作而養成的創作習慣，那簡直比登天還難。

而林達呢？更不可能爲了照顧路遙而活。

她是個都市知識女性，工作是她身份的確認，她根本就不可能會放棄工作成爲專職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

再說了，她在工作之餘，還能一心一意的照料孩子，料理全部家務已經實屬難得了。

更何況，如果林達辭去工作，路遙怕是過更難。因爲他賺的錢光花在自己身上都不夠，哪裏還能養家呢？

路遙雖說生活簡樸，不講究喫穿，但他卻喜歡抽高檔煙、喝洋咖啡。

作家海波曾回憶路遙時說道：

路遙抽菸很講究。打從進西安之後，他抽菸的“檔次”就提高了，甚至提高到和他收入不相稱的地步。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就開始抽三四塊錢一包的香菸，每天最少兩包，一月光煙錢就得花掉兩百塊，而他每月的工資僅爲一百塊，還不夠抽菸。就此，我多次建議他把煙的“檔次”降下來，至少做到量入爲出。他不同意，說，這不是生理上的需求，而是心理上的需要；不是打腫臉充胖子，而是爲營造一種相對莊嚴的心情；而保持莊嚴的心情，爲的是進行莊嚴的工作。

這一點跟作家張愛玲和卡夫卡的“古怪執着”如出一轍。詳情可參考之前的文章鏈接：“天才的乖僻”成就了張愛玲，害慘了卡夫卡：你敢“做自己”嗎？

張愛玲是再窮都要穿好的，穿貴的；奧地利作家卡夫卡在貧困交加時也要到高級裁縫那裏買“高訂”。

他們跟路遙一樣，看似生活過的“不接地氣”，但都是在堅持着自己的一份既超凡脫俗又符合身份的形象，以便支撐他們在文學領域內進行無窮的探索。

他們這種對某方面“奢侈”的執着很難改變，因爲這牽扯到了自我身份的認同。心理學上有這樣一個解釋：

人的某種習性往往是與他維持自身的某種強大有關。

也就是說，路遙如果不是“嗜高檔煙如命”，他就不再是那個能寫出《平凡的世界》的作家了。

因爲路遙的強大是在文學創作，而煙是維持着這種強大的證明，斷了高檔煙，也就斷了他的創作之路。

說的有點遠了，言歸正傳。

早在林達成爲路遙的未婚妻後，每月工資的主要花費都是在供路遙上大學。婚後，路遙又主要靠寫作爲生。

那個年代，靠筆寫作的作家，稿費低的可憐。

路遙因中篇小說《人生》火起來後，確實帶來了不少榮譽，但實際經濟效益卻沒啥大的改善。就連後期，《平凡的世界》獲獎後，路遙都是借錢上京城領獎。他在上火車前也沒有絲毫的興奮，只吐出了一句：“日他媽的文學”！

從1975年開始創作，直到1988年才完成了全部書稿，中間的十幾年，路遙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基本屬於零收入狀態。

可見，路遙的日子過的有多苦。

可即便窮成這樣，他還是把自己的稿費傾囊貢獻給了我國的菸草事業，他沒有固定工資，也沒有額外收入，維持一家人開支的經濟來源幾乎全靠林達。

於情於理，林達都不可能辭掉工作。

就這樣，家務不幹，孩子不管，也不掙錢，這樣的丈夫對女人來說，有跟沒有一個樣。長此以往，林達註定會心生不滿。

爲了創作，疏忽與妻子的情感的維繫生活上無法依靠，在情感上，路遙都自顧不暇，對林達更是沒什麼能貢獻的。

1981年，在創作小說《人生》時，路遙窩在一個小招待所裏，每天瘋狂寫作18個小時，不問白天黑夜。

遇到創作瓶頸時，就在深夜裏圍着招待所一圈又一圈的瞎轉，甚至被人懷疑精神出了問題。

1984年，開始籌備創作《平凡的世界》，路遙爲了尋找素材和靈感，蒐集了大量的報紙和雜誌去詳細瞭解相關背景和素材，並且閱讀了大量的長篇文學作品。

甚至還跑到位於銅川的煤礦體驗生活，每天和一線的工人們一同下井，一同喫住。

爲了釋放巨大的內心壓力，他竟然還談起了婚外情。

王天樂在文章中回憶了路遙在創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時候，說當時路遙將寫給對方三封很長的戀愛信給王天樂看，並且他還叫上王天樂一起去看過那個女人。

不過這段婚外情僅維持了半年便結束了。因爲他對對方沒啥情感，婚外情只是路遙爲了創作能繼續下去的“助推器”。

因爲創作拋妻棄子，因爲創作喫苦受累，因爲創作遊走在道德底線邊緣，因爲創作精神奔潰，因此創作貧病交加……

路遙是個“不瘋魔不成活”的作家，他這一生似乎都在爲了寫作而活，他在生活中的投入無一不是爲了創作，對家人的疏忽可想而知。

海波作爲路遙和林達共同的朋友，親眼見證了他們從戀愛到結婚，再到後來婚姻亮起了紅燈。所以，他在《我所認識的路遙》一書中說：

我認爲路遙和林達的不愉快，主要責任在路遙，而不在林達。在路遙最困難的時候，她爲了供路遙上大學使出了所有的力氣；婚後也甘當陪襯，勤勉地維持着這個小家庭；路遙去世後，面對許許多多的不理解，始終保持着高貴的沉默。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林達的支持，路遙不會有如此成就；如果有，也會付出更多艱辛。……他把最好、最大、最本質的一面獻給了社會、獻給了讀者，而把陰影留給了他的親人，特別是他的愛人林達。

路遙無疑是個偉大的作家，他傾心泣血熬出的《平凡的世界》，激勵振奮了無數人，每個普通人都能從中看到希望和勇氣，讀懂生而爲人的不凡和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