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皮薩里德斯教授：後疫情時代將更加依賴資本勞動力，更加重視數字技術

孫煜

皮薩里德斯教授在講座中指出，疫情不會影響全球技術崛起和亞洲崛起的潛在趨勢。在後疫情時代，不要指望大公司的投資會像以前那樣轉移到低工資國家，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投資和資金用於高科技行業，尤其是用於初創企業．．．

11月28日，由中央廣播電視總檯粵港澳大灣區總部和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聯合主辦、《21世紀經濟報道》承辦的“南方財經國際論壇2020年年會”在廣州保利洲際酒店隆重舉辦。

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在會上發表視頻演講，深度解析人工智能新科技下的全球新發展格局與後疫情時代全球資本的配置。

圖：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在南方財經國際論壇發表演講

新冠疫情影響就業市場和經濟結構

皮薩里德斯教授指出，二十一世紀初以來，全球發展格局由兩個大趨勢所主導和影響，一是中國這一經濟和貿易大國正在崛起，二是以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爲特色的生產自動化興起。

一方面，中國的對外開放與經濟發展帶起其他亞洲國家，使得亞洲成爲全球經濟的一個貿易中心和最大的交易區塊。另一方面，皮薩里德斯教授觀察到，西方主要工業國家通過機器人和人工智能開始逐漸實現自動化，新技術的出現使得這些國家越來越富裕，工人逐漸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相比於資本回報率，工人的工資在一直下降，資本所有者比人力資本所有者富裕許多的不平等現象在逐漸加劇，這尤其體現在推進自動化生產的進程中。

在疫情出現之前，利用互聯網和移動技術快速匹配供需方的“零工經濟”已經出現，這些工作通常來說是“低收入”和“低質量”。包括“零工經濟”在內的就業市場分化因爲疫情而突然加速。“工作正在向低技能和高技能兩個極端轉移，現在又出現了機器人接手產業中的低技能工作。這就是高技術工人從計算機化和機器人技術中受益的過程，”皮薩里德斯教授在演講中指出了這個後疫情時代將不斷重演的主題。其同時表示，人工智能在帶來新創業項目、新工作類型和更好生活質量的同時，也讓許多工人已經獲得的工作變得不確定，“這是疫情出現後我們觀察到的現象”。

那麼，新冠肺炎疫情帶來了什麼新變化？皮薩里德斯教授指出，技術崛起和亞洲崛起的潛在趨勢基本一致，他預計人口規模小於中國和印度的其他亞洲國家也會出現增長。“尤其是，我希望自動化繼續下去”，皮薩里德斯教授稱，“希望這種自動化現在也能滲透到服務業，以及高技能的崗位。”

在演講中，皮薩里德斯教授從就業結構、經濟結構等方面解讀了疫情的影響。“疫情帶來的改變對工人不利，自動化在加速發展，不斷減少對人工的依賴。”例如就業結構方面，其針對企業高管的調查顯示，原來部分高管計劃4-5年內完成工作崗位結構調整，現在疫情將這一進程縮短至1年內。

皮薩里德斯教授最擔憂的一點即在於此，即疫情改變了未來工作結構的變化方向，自動化之下失業人數將急劇增加。而事實上，根據經濟學家的研究，自動化未必會奪走工人的崗位，也不會嚴重影響工人就業。公司完全可以使自動化技術和人工協同工作。“例如，可以使用自動化機器人技術完成一些繁重艱苦的工作，把更舒適的工作留給協同工作的工人。”皮薩里德斯教授表示，“這就是所謂的‘科技向善’。”

未來將有大量投資流入住宅區、高科技行業

和初創企業

皮薩里德斯教授還提及了疫情對人們生活習慣和消費習慣的改變。“我認爲商務旅行永遠無法恢復到以前的程度。許多人越來越適應遠程會議，這種會議非常有效。”皮薩里德斯教授還表示，大量的工作都能在家完成，其中很多都將被沿用。其尤其指出，這種工作方式將是“經濟變革的一個重要開端”，未來將有大量投資流入住宅區：“想象一下這樣一種情況：所有工作的四分之一都是在傳統上的住宅區內完成的。它們將成爲小型商業區，人們開始在那裏提供商業服務，而不僅僅是用作住宅。”

皮薩里德斯教授在演講中分享了他在後疫情時代的新發現。“更加依賴資本勞動力，更加重視數字技術，將新型工作安排轉移到住宅區，人們更加關注公共衛生和公衆健康。”皮薩里德斯教授如是說。其同時指出，疫情揭示出人類對環境的破壞確實很嚴重。在疫情封鎖期間，即使在污染嚴重的城市，經濟活動大面積停止後環境也出現好轉。另外，疫情之後產業工人們的生存形勢也發生變化，“新的要素變得越來也重要”：在線培訓能力、更多地依賴互聯網、提供健康的環境。

在演講最後，皮薩里德斯教授指出上述這些正是新的經濟發展格局。“儘管發展格局的核心特徵不會因爲經濟的性質而改變，人們也會日益重視高技能勞動力，但會將其與技術先進資本相結合。”皮薩里德斯教授特別談到，就投資目的地而言，不要指望大公司的投資會像以前那樣轉移到低工資國家，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投資和資金用於高科技行業，尤其是用於初創企業，而不太可能覆蓋老牌公司。皮薩里德斯教授稱，希望所謂的風險投資變得越來越重要，並將目標錨定那些真正確定需求的新興高科技公司。

在政府責任方面，皮薩里德斯教授呼籲政府應該發揮監管作用，與僱主合作，爲包括規模日益擴大的“零工經濟”羣體在內的就業人羣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避免貧困和極端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