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官員俸祿是比較低的，以一個七品知縣來說，年俸僅爲45兩，雍正以後，實行養廉銀製度，知縣可以拿到800至2000兩不等的補貼。如果以清代一個五口之家年支出30兩銀來計算，似乎知縣這個收入也還算不錯。

不過，賬總是經不起算的。事實上，知縣的開銷遠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大很多。首先要養幕僚，一般的都會聘請兩到三個師爺，一個師爺一年得二三百兩。而政務比較繁重的縣，則要聘請五六個，顯然，僅是支付幕僚的費用就高過合法的收入。

此外，知縣還有很多的額外且必備的開支。如給上司送的各種“節敬”，同僚之間也少不了各種儀封，這兩項開支，一年也不會少於五百兩。

至於意外情況也是時有發生，譬如欽差或是上級巡視地方，那除去接待費用以外，按官場套路，程儀（即路費）就得二萬兩以上。所以說，在清代，想要作一個清官，只拿合法的收入，顯然是無法在官場立足的。

既然合法的收入不敷開支，那麼有什麼辦法來彌補呢？陋規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陋規又叫規禮，是在明朝中期形成的一個詞語，意思是不見於官府文本的規則，是指各級官員在俸祿之外，從國家正式稅收外搜刮而來的民脂民膏，歷時日久，便形成了一種慣性的法外收入。

陋規從表面上看，是官員對體制外利益的分配，本質上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公”。若再進一步探討的話，重點就在於官員如何獲取這種非正式的稅收。

陋規不是一個簡單的個人行爲，而是自上而下形成的一套體系。其規矩的制定者就是那些京中大員，他們要把官場的規則立起來，並且按照這個規則選拔合適的地方大員。

地方大員即督撫從中要發揮好承上啓下的作用，孝敬好京官，選拔好下屬，享受自己的陋規收益，維持好官場的這種生態平衡，至於那些破壞規則的人，一律要清除出官僚隊伍。

陋規來源於稅收，因此陋規的具體實施者就是基層的州縣官。他們是親民官，直接取得非正式稅收的稅源。當然，他們按陋規取材，並不構成搶劫勒索，因爲他們是按照省裏定下的規矩，“合法”地擴大稅源的。

所謂的“非正式稅收”，說得直白一點就是通過加徵火耗、羨耗，賺取中間的差額。我們知道，自康熙以後，百姓納稅都是以銀子的形式上交官府的。然而，一般百姓手裏都是銅錢或是散碎的銀兩，而地方官府上交戶部銀庫的則是官銀。

官銀的重量一般爲五十兩每錠，所以官府在收稅的時候必須將碎銀重新入爐，熔鑄成統一的官銀。這其中，就有部分銀兩在熔鑄的過程中被消耗。通常情況下，這種消耗並不大，大概只有1%到1.5%左右。

按照正常的收稅標準，百姓繳納一百兩銀子，只需多加1兩或1.5兩即可彌補消耗。可事實上，官府在徵稅的時候，往往將火耗加到20%以上，像河南、山東兩省，火耗最高，高達40%。

如此巨大的差額最終不會落到戶部，而是進入了各級官員的私囊。乾隆時期的國家年財政收入大約爲4000萬兩，除去關稅、鹽稅和各種商稅外，從土地中徵收的稅大概在2500萬兩左右。如果按照火耗30%計算，那麼就要多收750萬兩。

陋規的盛行與官員收支不平衡有着本質的聯繫，清代諸帝對此也是心知肚明，他們知道各級官員大肆收受陋規，如果要解決這一矛盾，就勢必要提高官員的收入，而這一點，恰恰又是皇帝最不願去做的事情，畢竟全國這麼多官員，國庫也負擔不起。

不過，對於州縣官喫火耗，皇帝認爲也該有個限度。康熙帝就曾提出一個標準：州縣官，只取一分（10%）火耗，此外不取，便稱好官。康熙帝的這個表態，無疑將陋規合法化了。

陋規的出現引發了清代官場的“非正式腐敗”，從這個角度來說，不管是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似乎都和清官絕緣了，在這種大環境下，可以說沒有真正的清官，只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