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朝最大的文化舉動是修纂《四庫全書》，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始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才告初步完成，歷時十年之久。這當中《四庫全書》正總裁的人選也是幾易其人，而最終這個頭銜卻落在了和珅頭上。

乾隆晚年，和珅擔任的職務幾乎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而且都是部門的最高長官。但是我們都知道，和珅不過是個官學生，充其量只能勉強算是個文化人，和那些進士出身且有深厚造詣的學者並不在一個層次上。

比如，與和珅同時代的紀曉嵐、劉墉、戴震、周永年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他們也都參與了《四庫全書》的編撰工作。奇怪的是，乾隆皇帝爲何要將和珅放在正總裁這個位置上，難道僅僅是出於寵信嗎？

我們常說“盛世修典”，這也是中國歷史的文化傳統，宋朝的《資治通鑑》，明朝的《永樂大典》，都不僅體現了文化的昌盛，更是綜合國力的體現。清代自康熙、雍正以來，社會趨於穩定，國力日趨強盛。這就爲文化的興盛提供了優越的環境。乾隆向來以明君自居，怎麼甘於後人？於是他決定編纂一部空前的大典——《四庫全書》。

其實早在康熙年間，就下令編纂過一套《古今圖書集成》，該書是康熙欽定的書名，歷經康熙、雍正兩朝才完成。乾隆既然自必秦皇漢武，當然有心讓《四庫全書》成爲權威經典，超越以往的所有書籍。

《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文化工程，不可馬虎，必須要選定一個可靠而又有一定聲望的人擔任。乾隆剛開始讓皇六子永瑢負責整個工程，內閣大學士于敏中任總裁，實際負責編纂具體內容的是紀曉嵐，任總編纂官，其他參與的還有陸鉺熊、孫士毅、戴震、周永年等，都是當時最著名的學者。

不過，編纂《四庫全書》也遇到了一些麻煩，因爲蒐集的材料衆多，其中難免有些對朝廷不利的書籍。爲皇上辦事，需要的不僅僅是學識，還要有絕對的忠誠。

在編纂的過程中，那些參與者總是不敢大刪大改，難免將不利言論流傳於世，乾隆心中頗爲不滿。乾隆四十五年，和珅乾淨利落地查辦了李侍堯一案。恰在此時，《四庫全書》也遇到了一些問題。於是乾隆乾脆下令，任命能幹又忠實於自己的和珅爲《四庫全書》正總裁，負責協調《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

和珅心裏很清楚，自己那點學問只能哄乾隆高興，真正要編纂《四庫全書》，還得靠紀曉嵐等人，因此和珅非常重視他們的意見。《四庫全書》主體內容的編纂大部分是由紀曉嵐完成的，和珅除了嚴格把關不利於朝廷的文字內容外，平時也並不“外行領導內行”，也不去幹擾這些學者的工作，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和珅的領導才能。

事實上，和珅出任正總裁也給《四庫全書》的編纂帶來了一些積極的作用。因爲《四庫全書》力爭涵蓋儘可能多的書，所以資料來源非常廣泛，除了民間捐獻和翰林院調取資料外，國子監以及內務府也藏有大量古書典籍。

內務府和“天祿琳琅”的書向來只供皇族閱讀，並不外借。和珅爲了保證《四庫全書》的質量，懇請乾隆帝允許把宮中的珍貴書籍抄寫一份副本，結果得到恩准。

當然了，和珅對《四庫全書》的貢獻還不僅僅在於此。當時參與編纂《四庫全書》的人都是名人大儒，這些人難免有不同的治學觀點，再加上讀書人特有的倔脾氣，把他們協調在一起工作確實是個大難題。

當時的儒家學派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漢學派，一個是宋學派，兩派各有獨特的觀點。他們最大的分歧在於是否尊重宋明理學。

漢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戴震，漢學派治學態度嚴謹，方法較爲縝密，擅長考據，但是編修書籍有時過於煩瑣，甚至爲追求證據而脫離實際；宋學派代表人物是翁方綱和姚鼐，擅長理論。

這兩派學術觀點針鋒相對，難免有激烈爭論。幸好有和珅從中穿插協調，就算是批評某一觀點也是從實際出發，並不偏袒某一學派，他的原則是“爭論要有助於編書”，在這一原則下，兩派摒棄派系鬥爭，求同存異，很好地完成了編纂工作。

和珅首先是一個政客，而乾隆最關注的不僅僅是文化事業，還要控制言論和文化，這一點和珅最爲清楚，這也是乾隆讓和珅當正總裁的根本原因。而有遠非我們現象中的那樣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