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可以批評傅高義著作的種種缺點和某些立場，但傅高義數十年對中國的研究，對中國的深沉感情，都值得中國人珍視。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 張弘

當地時間12月20日，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在社交網站上發佈消息稱，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休講座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去世，享年90歲。

傅高義，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中心前主任、社會學家、漢學研究學者，也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

對中國而言，他是一位真正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同時，他也是日本人民的老朋友。出版過多本有關中國和日本的專著，以同情之理解向西方介紹中國和日本，並引發了巨大反響。此外他還和高麗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金炳周教授等學者聯合編著了《朴正熙時代》。從研究範圍和在西方引發的反響來說，傅高義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東亞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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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傅高義出生於美國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一個小鎮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50年畢業於俄亥俄州韋斯利大學，1958年獲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1963—1964年成爲哈佛的博士後，學習中文和歷史。

傅高義的研究主要聚焦於中國和日本。其著作被翻譯成中文的有《日本新中產階級》（1963）《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1969）《日本第一》（1979）《重整旗鼓——企業的振興與競爭》（1985）《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1989）《亞洲四小龍騰飛之謎》（1991）《日本還是第一嗎》（2000）《中美日關係的黃金時代》（2002）《鄧小平時代》（2011）《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2019）等等。

▲《鄧小平時代》（圖/網絡）

傅高義的博士論文是《婚姻關係與受情緒困擾的孩子》。1958年，傅高義偕前妻蘇珊娜和他們剛剛一歲的兒子前往日本。在東京市郊真間町的田野研究過程中，傅高義發現，日本的社會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原來的中產階級主要是商人，但當時在大公司或政府機構工作的工薪僱員家庭正在成爲新的中產階級。於是，他決定改變原來的選題，開始了長達兩年的田野調查。

返回美國之後，傅高義先任教於耶魯大學，不久後進入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他一邊在跟着趙元任的女兒趙如蘭學習漢語，跟着費正清等人學習中國歷史、政治與文化，一邊撰寫《日本新中產階級：東京郊區的工薪族和他們的家庭》——這本書於1963年出版，後來也成爲了傅高義的成名作。同時，這本書也是他的轉型之作，從社會學、人類學轉向了日本研究和中國研究。

同樣是在這一年，傅高義前往香港，研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他採訪了一些來自廣東的移民和偷渡客，並系統閱讀《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和《上游》等報刊。以此爲基礎撰寫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在196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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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師承於費正清，傅高義積極推動了中美關係。他參加了冷戰期間建立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工作，和費正清一道爲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出謀劃策，致力改善中美關係。

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後，中美關係實質性改善，傅高義於1973年跟隨美國國家科學院資助的代表團訪問中國。從此之後，他頻頻來華。也是在這一年，傅高義成爲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不久中心更名爲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1975年，傅高義接受日本基金會的邀請和資助，去日本採訪戰後商界和金融界的領軍人物。傅高義發現，日本的成功與所謂國民性或勤勞、克己等傳統美德無關，而得益於其獨特的組織能力、措施和精心計劃。1979年，《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啓示》一書出版，此書很快在日本和美國引發了轟動，在日本先後賣出100多萬冊。

應廣東省政府的邀請，傅高義於1987年走訪了全廣東的14個地級市和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去了全省100個縣中的70多個，拜訪了30多名縣級以上的官員。在兩年後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一書，此書在時間段上和此前的《共產主義下的廣東》前後銜接，將研究的視野從全能型的國家轉向“過渡中的社會”。

▲傅高義（圖/視覺中國）

儘管“亞洲四小龍”的說法成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但傅高義的《亞洲四小龍騰飛之謎》（1991）出版後，這一概念才成爲討論新興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的典範。在上世紀90年代，傅高義應克林頓政府的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約瑟夫·奈之邀，出任東亞情報官，兩年後返回哈佛，再度出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從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卸職不久，傅高義用10年時間撰寫長達700多頁的《鄧小平和中國的轉型》（即中文版的《鄧小平時代》）一書。2013年初，中文版《鄧小平時代》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很快引發了轟動效應，迄今爲止賣出了100多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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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於日本，費正清都心存善意。對於中國，傅高義和他老師費正清一樣，抱有深沉的感情。在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中，像傅高義這樣熱愛中國、並感情深厚的學者已經少之又少。正因於此，他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時間研究中國，寫出了一本本關於中國的專著，並通過自己的努力，致力於中美關係的建設。

但是，作爲一箇中國研究專家，傅高義對於中國存在的種種社會問題也有察覺，他希望中國現代化。在幾十年時間裏，他親眼目睹了中國從革命年代走向改革開放，這變化讓他感到欣喜。

同時，出於對中國的深厚感情，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對中國的社會問題提及不多。傅高義美國學者的身份，使得他講述“中國故事”時能夠發揮難以替代的功效和作用。對大多數讀者而言，傅高義展示的是“他者”眼裏的中國，這有助於他們看清中國在世界座標系中的位置。

另一方面，因爲傅高義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淡化或者回避，這使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和學者對他多有批評。在學術上，傅高義的研究飽受爭議，有學者指出，《鄧小平時代》存在206個錯誤，另有學者認爲超出了這個數字。而傅高義對日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爭議。《日本第一》出版11年後，日本的經濟泡沫破裂，陷入了長期的停滯，這使得傅高義的著作受到質疑。

儘管《鄧小平時代》等著作存在一些不足，但在當下的情境下，它仍然爲中國讀者提供了美國學者的視角。換言之，這些缺點並不能使該書失去所有的閱讀價值和研究意義。當然，在一段時間之後，無論美國還是中國，都會產生更好的同類作品。

人們可以批評傅高義著作的種種缺點和某些立場，但傅高義數十年對中國的研究，對中國的深沉感情，都值得中國人珍視。而某些中國問題，更需要中國人自己解決，而不能將自己的心願投射到這樣一個外國學者身上。因此，對傅高義的理解，可以有多個層面，不必執於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