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下半年，解放戰爭接近尾聲，但國軍殘部中仍有中央軍胡宗南集團、宋希濂集團，及桂系白崇禧、西北二馬等較強的軍事力量，馬虎不得。一衆殘敵裏面，西北的青海及寧夏馬家軍情況相對特殊，與我軍歷史淵源較深，以抗戰前殘忍屠殺紅軍西路軍爲典型。

我軍與馬家軍確有血仇，西路軍2萬餘人，僅400多到達新疆，作戰過程中損失七千餘人。關鍵是在被俘的一萬餘人中，僅四千多官兵經過反覆斡旋營救成功，而成爲戰俘後遭敵人殺戮和侮辱（女兵）者超過六千人。就殘忍和野蠻程度而言，當時中國沒有任何一家地方軍閥能與馬回軍相比。

由此流傳着一種關於馬家軍的說法，尤其近期的網絡上頻頻出現：49年國內戰場攻守形勢完全逆轉，我軍兵強馬壯，揮師30萬解放西北五省時，軍委明確要求第一野戰軍嚴懲馬家軍，不得接受對方起義。這樣的說法類似於“血債血償”，聽起來似乎有一定根據，但從歷史常識來看，“不讓起義”明顯與我軍的解放戰爭政策相悖，究竟屬實嗎？

經過多方查閱資料，以上說法基本上是一種人云亦云的情緒渲染，已經走了樣，並無紮實的歷史根據。馬家軍，尤其青海馬步芳一支確實與我軍存在重大矛盾，尤其是馬軍方面，其原始的軍隊特性加上怕我軍復仇的心理，使得49年蘭州戰役前的敵對情緒越發濃重，馬步芳父子集結近10萬重兵（含2萬精銳騎兵），妄圖藉助蘭州城防及黃河天險與我軍決一死戰。

然而馬軍選擇決戰，並非一野不允許他們起義，而是馬步芳、馬繼援等人對戰局的錯誤判斷使然，更重要的是西北軍閥長期的遊牧和家族地盤觀念，死人可以但不能丟地，馬家軍很難主動起義繳槍。軍委從來沒有向西北前線的第一野戰軍發佈過“全殲馬家軍，不得接受起義”的命令。事實上，軍委結合西北地區中央軍胡宗南部及回軍二馬盤踞的特點，提出的戰略思想是“優先殲滅馬回軍”，但這只是作戰優先級的問題，從來沒有一份正式文件或者電報要求一野不讓馬家軍起義或者投降。

一野解放蘭州後，命令保護好少數民族建築、寺廟，優待馬家軍俘虜如東北、華東戰場一樣；更重要的一點，青寧二馬的官兵以少數民族爲主，西北地區民族構成也遠比中原地區複雜，事關社會穩定，我軍對於這一地區採取的是最寬容的政策，起義官兵都能給予相應保障，根本就不存在“拒絕馬軍起義”的情況。

事實上，寧夏馬家軍中的馬鴻賓一支，就是經過與我方多次接觸後，積極響應起義的，馬鴻賓本人在建國後還成爲甘肅副省長。寧馬最後起義人員多達上萬人（國軍第81軍），所謂禁止馬軍起義的謠言，直接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