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植

“這些天我們內部正在討論是否關停業務。”一位民營網絡互助機構創始人王峯（化名）向記者感慨說。

近日，行業一系列震盪，令平臺多位合夥人有點心灰意冷。

1月15日，美團互助發佈公告稱——因業務調整，美團互助將於2021年1月31日24點正式關停。這是繼去年9月百度“燈火互助”下線後，又一個決定離場的大型互聯網平臺。

7天后，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兼新聞發言人肖遠企表示，美團互助偏離美團主業和逆選擇風險不斷增加，是其關閉的主要原因。下一步，銀保監會將對網絡公司做互助業務進一步的關注，瞭解其運行的方式和風險情況，再根據情況採取相應的措施。

“這讓我們多位合夥人均感受到，網絡互助的發展征途會越走越難，不如提前主動關停業務明哲保身。”王峯告訴記者。

多年的創業歷程，令他依然有些不捨——他既見證了網絡互助行業的蓬勃發展，過去兩年期間，阿里、京東、滴滴、蘇寧、360、新浪、小米等大型互聯網平臺先後涉足網絡互助領域，驅動網絡互助平臺總用戶數量達到約1.5億，互助金額一度逼近百億元關口；也親歷了分攤費用驟增、用戶流失、監管趨嚴等一系列行業陣痛，耗費大量精力終於度過難關。

“事實上，越來越多玩家相繼離場的最大因素，是對監管不確定性的顧慮重重。”一位網絡互助平臺業務主管向記者指出。

記者多方瞭解到，爲了主動擁抱監管，不少網絡互助平臺正與多個政府部門溝通，但他們發現，不同部門對網絡互助的定位並不一致，有些部門認爲網絡互助屬於公益類產品，應由民政部負責制定監管措施，有些則認爲網絡互助更像是社保基金的補充，應由人社部主導監管，有些則認爲網絡互助屬於新型金融產品，該由銀保監會監管。

“目前，我們與銀保監會負責創新業務管理的部門做了溝通，發現他們現在正在研究，網絡互助到底是歸人身險部門管理，還是歸中介部門管理。”這位網絡互助平臺業務主管表示。

鑑於監管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多網絡互助平臺正考慮離場。

“根據現行的金融監管政策，我們也預感到自身業務因爲合規性問題，很可能被叫停。”另一家網絡互助平臺運營總監向記者表示，目前他們仍採取先收費再分攤的操作模式，但此舉很容易被詬病爲存在資金池業務，與其被監管叫停，不如自己早早離場。

分攤費用大漲、用戶流失風波“涉險過關”

王峯告訴記者，從自己發起設立網絡互助平臺的那一刻起，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讓它活下來。

在平臺設立初期，他設定了10%的管理費，但隨着大型互聯網平臺紛紛入場將管理費調低至8%，他們也只能跟隨降價，但這導致平臺在相當長時間“入不敷出”。

他坦言，網絡互助平臺之所以入不敷出，很大程度是因爲調查費用居高不下。比如他所在的網絡互助平臺在全國各地聘請了數百位調查員，專門負責覈查患病用戶病情的真實性，因此每年逾1/3運營成本都花在調查方面的開銷。

2020年疫情衝擊，迫使他們使用大數據、遠程技術等智能科技用於用戶病情調查，令運營成本下降逾20%，總算令平臺勉強邁過盈虧平衡點。

爲了拓寬平臺收入，王峯做了大量業務延伸，比如申請保險代理牌照，給用戶兜售醫療健康保險產品以獲取佣金收入，以及與多家醫療機構合作爲他們導流。

“但是，行業的陣痛總是沒完沒了。”王峯感慨說。去年分攤費用大幅上漲導致越來越多用戶流失，成爲網絡互助平臺持續發展的心頭大患。

整個2020年，王峯所在的網絡互助平臺分攤費用由2019年的20元飆漲至逾90元，一下子流失逾15%的用戶。

“事實上，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因爲隨着用戶數量激增，相關的疾病發病率在經歷等待期後也會水漲船高，導致分攤費用有所攀升。但我們內部數據顯示，過去半年以來平臺用戶的發病率已趨於穩定，因此未來分攤費用不大會出現進一步大幅上漲，反而會平穩波動。”王峯分析說。但是，不是所有用戶對此表示理解，因此他們每天依然會看到不少用戶在離場。

這背後，是健康用戶與患病用戶之間的矛盾正在激化。健康用戶因爲無需救助，每年卻承擔日益高漲的分攤費用，或多或少會產生一些不滿情緒——以爲部分患病用戶是“帶病加入”以套取救助費用。

因此，王峯所在的網絡互助平臺做了規則優化，一是在APP端醒目位置提示網絡互助計劃免賠的各項條款，儘可能杜絕“逆選擇風險”發生；二是對用戶進行分層，增加了針對老年人用戶羣體的“老年防癌互助計劃”，以及針對慢病患者用戶的“大病互助計劃”，從而令用戶感受到分攤規則更趨於公平公正。

“目前網絡互助平臺的用戶數量已趨於穩定，會員流失速度已大幅趨緩。”他表示，這一度令平臺多位合夥人倍感振奮，以爲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甚至他們以極其樂觀的態度看待惠民保的衝擊——在他們看來，網絡互助與惠民保本質上屬於截然不同的兩類產品。惠民保的優點在於保障額度高且收費較低，但在實際理賠環節存在某些不方便，比如多款惠民保產品設定1-2萬免賠額，且只按一定比例賠償醫保範圍內的醫療開支與特殊藥品開銷，因此很多用戶要獲得惠民保賠付款，實際的年度醫療支出至少超過7萬元，此舉導致惠民保的實際覆蓋面相對有限。相比而言，網絡互助的救助流程相對便捷——只要用戶的確出現保障範圍內的疾病症狀，平臺就會迅速公示並給10萬-30萬的救助款。

“現在，隨着美團、百度的先後離場，大家心灰意冷的情緒每天都在增加。”王峯坦言。畢竟，監管的不確定性令他們對網絡互助未來發展前景的看淡情緒與日俱增。

擁抱監管“道阻且長”

記者多方瞭解到，爲了擁抱監管，不少網絡互助平臺對業務模式開啓了合規變革。

去年9月，銀保監會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局曾撰文指出，互聯網化使得非法商業保險活動傳播範圍更廣、速度更快、規制難度更大。一些網絡互助平臺會員數量龐大，屬於非持牌經營，涉衆風險不容忽視，部分前置收費模式平臺形成沉澱資金，存在跑路風險，如果處理不當、管理不到位還可能引發社會風險。

因此，多家網絡互助平臺迅速將前端收費改成後端分攤，由此規避涉嫌資金池業務的合規風險。

“這的確加大了我們運營難度。”上述網絡互助平臺業務總監向記者表示。原先網絡互助平臺可以按時從用戶已繳費用扣除相應管理費，確保平臺運營資金相對寬裕，但改成後端分攤後，平臺管理費收取難度明顯增加，一方面部分用戶“中途離場”，導致留守者不得不繳納更高分攤費用，引發他們不滿，導致平臺的用戶安撫解釋工作量增加不少，另一方面平臺管理費收取“延後”，令平臺時常遭遇資金緊張狀況，諸多運營開銷變得能省則省，不大敢再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市場推廣。

在王峯看來，當前平臺面臨更嚴峻的運營壓力，主要來自監管不確定性。

“此前我們內部多次圍繞未來網絡互助行業監管趨勢進行討論。坦白說。多位合夥人對網絡互助納入金融監管範疇也是又愛又怕。”他告訴記者。相比將網絡互助納入公益產品或社保補充服務範疇，他們更希望網絡互助能被定位成可商業化的新型保障類金融產品，納入銀保監會監管。如此網絡互助平臺能看到更廣闊的商業化發展前景。

與此同時，平臺所有合夥人又害怕若網絡互助被納入金融監管範疇同時遭遇從嚴監管，不但對整個網絡互助操作業態帶來巨大變革，甚至會令衆多中小平臺變得難以維繫。具體而言，若相關部門將網絡互助納入保險業務監管範疇，要求網絡互助平臺如同保險公司般滿足資本金、償債能力等監管指標，其結果是多數中小網絡互助平臺因資本金薄弱而黯然離場，只剩下數家大型互聯網平臺背景的玩家形成“寡頭壟斷”。

此外，一旦網絡互助被納入保險監管範疇，其後端收費模式也與保險產品前端收費模式不符，可能需要重新調整，由此影響用戶體驗，稍有不慎又可能陷入“涉嫌資金池業務”的質疑。

記者多方瞭解到，目前部分專家則建議相關部門對網絡互助平臺進行牌照管理，一方面要求網絡互助平臺必須滿足資本金、償債能力等監管要求以確保他們擁有穩健運營能力；另一方面則要求網絡互助平臺將覈保、救助賠付的審覈工作交給專業保險公司處理，最大限度降低逆選擇風險等道德風險發生幾率。

“這也是我們考慮關停業務的根本原因。”王峯表示。多位平臺合夥人認爲憑藉當前的平臺資金實力，要拿到牌照的難度相當高。

他直言，如今網絡互助行業正悄然進入洗牌階段——越來越多平臺正因監管不確定性與行業發展壓力驟增而選擇離場，留守者則爲了符合監管要求與合規操作，也將付出不小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