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ina

芯片,國之命脈。

這一枚小小的方塊,竟卡住了我國無數尖端行業的咽喉,成了科技巨頭們的阿喀琉斯之踵。

2021年,36氪重磅推出《芯征程》系列產業觀察。本系列將對半導體產業上下游進行一次全方位的深度研究,包括不斷突破摩爾定律極限的製造巨頭、設備供應商、材料供應商、以及芯片設計企業。希望我們的內容能夠爲飽受“缺芯”困擾的中國產業界提供一些借鑑與參考。

這是36氪《芯征程》系列的第四篇,Enjoy。

在中國臺灣的土地上,有這麼一家神奇的芯片公司。

它發家於深圳華強北的草莽年代,有過山寨之王的高光時刻,也有過技術“卡脖子”的致命一擊,更曾引入鐵血經理人力挽狂瀾,創下5G時代逆風翻盤的一代神話。

它就是聯發科。

財報顯示,憑藉着在5G大戰中的勝利,聯發科2020全年營收達到了3221.46億新臺幣,同比增長30.8%,手機芯片業務更是同比大增80%,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

2020年第三季度,聯發科的手機芯片市佔率一舉超越高通,成爲全球最大智能手機芯片廠。

消息一出,股價瘋漲。

在過去短短一年時間裏,聯發科市值幾乎直線攀升,從5千億新臺幣衝到了1萬5千億新臺幣,飆升1萬億,股價翻了三倍。

聯發科的成長,與蓬勃發展的中國手機產業息息相關。看懂了中國手機,你才能看懂聯發科。而看懂了聯發科,你才能看懂中國手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讓我們先把目光轉回2001年。

草莽英雄

2001年7月29日,北京,中國大飯店。

人潮擁擠的會議廳裏,安保人員拼命擋開擠上前來的長槍短炮,閃光燈像爆炸似的此起彼伏,嘈雜不堪。

這一天裏,外號“手機狂人”的TCL移動通信總經理萬明堅公佈了兩條重磅消息:

1、豪擲14億韓元天價,聘請“韓國第一美女”金喜善擔任TCL手機的品牌形象代言人;

2、邀請著名導演張藝謀執導此次TCL手機的電視廣告;

金喜善是亞洲家喻戶曉的知名演員,張藝謀則更不必贅述,去年他剛被欽定爲2008北京奧運會的申奧宣傳片拍攝總導演,如今正是風頭正盛之時。

2001年,大陸市場內的國產手機市佔率僅爲12%。這支47秒的廣告不僅讓TCL手機一炮打響,更帶動了全體國產手機市場的爆炸式增長。

2003年,中國的手機用戶突破2.5億,正式超過了固定電話用戶,市場急速擴大。國產手機品牌應勢騰飛,市佔率首次突破50%,打破了“洋品牌”的壟斷。

根據工信部數據,當年全國手機品牌銷量銷量前四分別爲:波導、TCL、諾基亞、摩托羅拉(969.64萬臺、749.96萬臺、737.92萬臺、622.3萬臺)。

這場轟轟烈烈的手機大混戰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關注,其中就包括了海峽對岸一家小小的芯片設計公司,聯發科技。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MediaTek,業內簡稱聯發科)成立於1997年,其前身是中國臺灣歷史上第一家半導體公司——成立於1980年的臺灣聯華電子——的IC設計部門。

在聯發科成立之初,臺灣IT產業還圍繞着個人電腦業務展開,聯發科創始人蔡明介帶隊切入CD/DVD光驅芯片市場,憑藉着多年的產業經驗與技術積累迅速崛起,短短几年間就成長爲臺灣最大的芯片設計公司,其DVD芯片已經壟斷了超過60%的市場,將索尼等大廠遠遠甩在身後。

2001年,聯發科在臺灣上市,甫一掛牌就遇上接連幾個封板漲停,一時被冠以“股王”之稱。2003年,聯發科的營收突破380億新臺幣,成功躋身全球芯片設計公司前十。

然而,這看似風光的表象背後,卻隱藏着巨大的市場危機。

步入21世紀後,CD/DVD市場逐漸失去增長活力,各家價格競爭激烈,逐漸波及產業鏈上游。全球互聯網泡沫的大破裂則加劇了PC產業的下行走勢。蔡明介很清楚,聯發科現在手上的“一手好牌”很快就要過時了。

此時,蓬勃發展的手機市場進入了蔡明介的視野。

一方面,2G手機芯片的設計門檻並不太高,市面上各大廠商羣雄逐鹿,愛立信、西門子、TI、ADI、博通、Marvell、高通混戰紛紛;

另一方面,聯發科的CD/DVD產品本就有着衆多大陸客戶。加入WTO後,中國向世界敞開了大門,經濟發展邁上騰飛賽道,手機市場呈現出極其旺盛的市場需求。

爲了造好手機芯片,蔡明介不僅多次往返美國硅谷,親自網羅人才,並在公司還不足300人時,就分出接近1/3的員工投入這項研發,三年砸下數百萬新臺幣,全力攻堅。

2003年,這款凝聚了聯發科三年心血、百萬新臺幣、與無數工程師日夜攻堅的手機芯片,終於正式面世。

市場卻兜頭澆了他們一盆冷水。

縱然已在其他行業闖下不小的知名度,但隔行如隔山,聯發科的第一款手機芯片並沒有格外出彩的設計,即便比競品便宜個少許,手機廠商也不敢輕易採用,每月出貨量少得可憐。

接下來的2004年,對於聯發科來說太重要了。如果沒有這一年機緣巧合的幾大轉折,那麼今天的聯發科,很有可能只是個轉型失敗的DVD芯片廠,輕易地湮沒在歷史的塵埃裏。

早年間,手機的集成度非常低,各家的處理器、MCU、基帶、DSP、ROM等十幾個芯片與零部件很可能來自不同供應商,開發工具標準各異,需要手機廠商進行大量的工程測試與調試,耗時又耗力。

爲了降低手機廠商的開發門檻,聯發科率先把自己的“老本行”多媒體技術整合到了手機芯片當中,圖像處理、MP3播放立刻成爲當年最受歡迎的手機功能之一。

2004年,聯發科更是聯合正崴精密集團收購了臺灣手機設計公司達智,爲手機廠商提供芯片+電子元件的全套定製化解決方案——這也是聯發科日後稱霸江湖的“交鑰匙”方案雛形。

“正崴精密集團”這個名字可能聽起來有些陌生,但事實上,它是臺灣商界著名的泛鴻海集團成員。而正崴精密集團的董事長,正是臺灣首富、鴻海集團董事長郭臺銘的親弟弟,郭臺強。

早年間,郭臺強就被大哥派往深圳籌辦富士康,並出任鴻海總經理。

1997年,郭臺強又從大哥手裏接過了正崴精密。

正崴精密從纜線連接器起家,並在2000年代初期確立了手機代工作爲未來主業,逐漸轉型爲無線通訊、消費電子整合大廠。在鴻海集團的扶持下,正崴集團也成功躋身全球頂級手機廠供應鏈,相繼拿下各種大筆訂單。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正好是曾經富士康“最牛打工妹”王來春回到深圳創辦消費電子代工廠立訊精密的年份。僅有初中文化的王來春曾經是富士康於中國大陸招聘的首批149名員工之一,更是郭臺強手下的得力干將。

2009年,在立訊精密上市前夕,郭臺強還出資4000萬元認繳了立訊精密400萬股,使得正崴成爲立訊精密的第三大股東。

回望聯發科在手機芯片領域取得的成功,我們不難發現,這與臺灣手機產業的整體興旺息息相關。在鴻海、正崴、以及其他手機產業資源的加持下,聯發科的第二款芯片順利打入了手機產業鏈。

而助力聯發科蓬勃發展的,2004年最後一股產業“東風”,卻是連聯發科自己都沒有想到的。

2004年6月,國務院下發《國務院對確需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設定行政許可的決定》(第412號文件),正式放開了卡住手機生產的“牌照”制度。

在此之前,國內市場一直沿用的是1998年國家發佈的“5號文件”,規定在中國國內生產手機需要得到信產部和國家計委審批發放“手機生產牌照”。

這一規定本是爲了限制外資企業壟斷而生,可在實施過程中,卻同樣限制了大量想要進軍手機產業的本土公司。

在2000年之後,爲了避免惡性競爭,手機生產牌照更是直接全面停發,一共只有36家企業獲得生產資質,無數眼紅手機產業蓬勃發展的企業只得花錢租牌、貼牌生產,而不少擁有生產牌照的企業卻根本沒有手機產線,僅靠收每臺手機30-100元的“租牌費”也能淨賺不賠。

在2004年放開牌照制度後,2005年2月,發改委又下發了《移動通信系統及終端投資項目覈准的若干規定》的通知,正式落實了手機由審批制改爲覈准制。

壓抑了近6年的市場活力突然有了宣泄口,國產手機市場全面爆發,不僅有奧克斯、創維等白牌廠商迅速轉正入局,各類雜牌“山寨機”大混戰的序幕也從此拉開。

彼時的華強北成了山寨機衝鋒陷陣的第一戰場,跑馬燈、大喇叭、香菸手機、福娃手機、法拉利手機層出不窮,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正如臺灣作家廖信忠所寫,“華強北,就是手機界的耶路撒冷。全世界賣手機的商人,都要來這朝聖。”

而聯發科,則成爲了這輪山寨手機崛起的最大收益者。

山寨手機廠商大多缺少技術研發能力,產品劍走偏鋒,功能五花八門,價格低廉。而聯發科的手機芯片方案不僅價格便宜,而且集成度非常高,廠商買回來幾乎是套個電路板就能用,是當之無愧的“交鑰匙”方案,廣受各大山寨機品牌擁躉。

當時的聯發科火到什麼程度?根據美林報道顯示,2006年,聯發科國內市佔率從0飆升到40%,手機芯片總出貨量正式突破1億片大關,股價在接下來300多天裏直接翻倍,闆闆漲停。

繼“臺灣IC設計之父”“股王”之後,聯發科創始人蔡明介又有了一個新稱號,“山寨機之父”。

自此,聯發科正式在蓬勃的手機市場站穩了腳跟,擁有了與國際手機芯片巨頭比肩的資本。

盛世危局

2011年1月1日凌晨5點,北京城裏正值隆冬,寒風凜冽。

幾個小時之後,魅族第二款手機M9即將在西單大悅城的魅族專賣店裏正式開賣,而這天不到5點的時候,西單大悅城門口就已悄然排起了等候的隊伍。

十年之後,人們依然記得當時的火爆場景。同樣擁擠的隊伍還排在了深圳、上海、廣州的街頭。9點,北京大悅城門口的等候隊伍已經超過了500人,深圳華強北的更是擠了近千人,廣州甚至有粉絲從昨晚8點起就等在此處,只爲成爲第一個拿到M9真機的顧客。

曾經只有在iPhone開賣日才能見到的洶湧人流,如今竟出現在國產手機品牌身上。

2008年夏天,一代機神iPhone 3G橫空出世。同年9月,全球首款安卓手機HTC Dream亮相北美。幾乎就在轉瞬間,智能手機浪潮席捲了全球。

魅族作爲國內的最早入局者,在2009年拿出了首款觸屏智能機M8,一戰封神,這才引發了2011年的M9搶購熱潮。

就在魅族M8發售後一年,剛剛年滿40的雷軍離開金山,創辦小米公司。

2011年底,在魅族M9發售半年後,小米第一臺智能手機M1正式開賣,定價1999元,比魅族M9便宜了近20%。

同樣在2011年,從步步高集團旗下成長起來的OPPO與vivo同時宣佈進軍智能手機市場,分別拿出了各自的第一臺智能手機:OPPO X903、vivo V1。

一時間,國產智能手機全面崛起,山寨機、功能機遭遇多重絞殺。2013年,小米更是破天荒地推出了首款雙卡雙“紅米”手機,售價僅爲799元,堪稱血洗功能機市場。開售後僅僅90秒,10萬臺紅米手機瞬間售罄,打破歷史記錄。

而這款紅米手機上搭載的,正是聯發科手機芯片MT6589T。

其實,幾乎所有國產品牌的首款智能手機採用的都是高通芯片,然而,昂貴的“高通稅”讓這些起步初期的手機品牌望而卻步。一臺搭載高通芯片的手機要額外交約5%的專利授權費,在由小米帶起的“千元手機”低價潮裏,這幾乎榨乾了手機廠商最後一點油水。

與此同時,高通的芯片會優先供應三星、索尼、LG等國際大廠,中國企業只能等待產能寬裕時才能獲得供貨。2013年,雷軍曾在採訪中透露,高通驍龍版小米3手機晚於預期上市,是因爲高通MSM8974AB芯片“進度略晚,手機在等待芯片。“

從2012年開始,vivo、OPPO、甚至主打高端的魅族都陸續用上了聯發科芯片,並逐漸成爲了聯發科最忠實的合作伙伴。

根據諮詢公司iSuppli數據,2011年,受挫於功能機市場的萎縮,聯發科在中國大陸的手機芯片出貨量僅爲1000萬片。而到了2012年,在中國大陸智能手機1.8億臺的總出貨量中,搭載了聯發科芯片的竟然高達1.1億部,暴漲11倍,幾乎兩倍於高通。

2012年夏天,由於MT65573、MT6575兩顆芯片超預期的火爆,聯發科產能喫緊,一顆15美元的芯片竟然炒到了30美元以上,卻依舊處處缺貨。

隨着小米一騎絕塵,OPPO、vivo、魅族強勢崛起,聯發科賺了個盆滿鉢滿。2014年,聯發科股價來到歷史高點。在6月的Computex 2014上,聯發科CEO蔡明介還高調宣佈進軍物聯網行業,一時股價飆升,風頭無兩。

然而,企業的輝煌時刻,往往伴隨着致命危局。

一直以來,聯發科採用的都是“晚於市場半步”的研發策略。在技術已經成熟的市場中,靠低價量產與周到服務,大規模佔領中低端市場——在4G時代靠3G取勝,在3G時代靠2G取勝。

誰都沒有想到,2016年4月,中國移動突然宣佈,當年10月後採購入庫的2000元人民幣以上手機,必須全部支持4G的LTE Cat.7技術。

在3G技術仍屬時代主流的2016年,中國移動此舉無疑讓整個手機產業炸開了鍋。各大手機廠商立刻開始調整產品設計,迅速調轉船頭。

而整場風波里最被動、震動最大的,就是聯發科。當時,聯發科沒有任何一款產品支持LTE Cat.7技術。

一款芯片的設計生產週期通常需要1~2年,這也就意味着,在接下來至少一年時間裏,中國大陸幾乎所有手機新品,都不會採用聯發科的芯片。

對於營收嚴重依賴大陸手機客戶的聯發科來說,此舉簡直是致命一擊。

當年8月,一度全線採用聯發科新品的OPPO、vivo火速與高通簽訂了專利授權合約,正式倒戈高通。當年聯發科股價直接腰斬,從年初接近500新臺幣的高位瞬間跌到200新臺幣,市值蒸發5000億。與此同時,競爭對手高通Q3財報顯示本季度營收增長13%,淨利潤飆升51%。

聯發科走進至暗時刻。

其實,打敗聯發科的並不只有LET Cat.7。一直以來,聯發科都沒能徹底摘掉“中低端”的帽子,幾次衝擊高端市場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

與此同時,OPPO、vivo這些生於毫末的手機品牌逐漸站穩了腳跟,紛紛希望轉向利潤更豐厚的高端產品。此時,聯發科“山寨機之王”的名號變得格外刺眼。可換用高通芯片所需繳納的“高通稅”卻又讓手機廠商始終猶豫不決。

聯發科的芯片斷檔,無疑成爲了把客戶推向對手的最後一根稻草。

鐵血經理人

2017年8月底,時隔一年之後,聯發科終於拿出了支持LTE Cat.7的兩款主流中端手機芯片——Helio P23和Helio P30。

在Helio P23和Helio P30的北京發佈會上,一向以“節儉”聞名的聯發科市場部竟破天荒地給在場所有媒體一人送了一部魅族Pro 7手機。

手機芯片的設計與製造週期往往長達兩年,而聯發科的這兩款芯片只用了一年。這一年多里,究竟喫過多少苦、受過多少罪,恐怕只有聯發科自己清楚。

而在這場聯發科與時間賽跑的自救賽中,扮演主角的卻並不是聯發科的創始人蔡明介。

半年前的3月22日,下午一點半,聯發科突然公佈了一項重大人事變動——前臺積電CEO蔡力行將空降聯發科一把手,與創始人蔡明介共同擔任聯席CEO,執掌大權。

消息一出,市場巨震。

與聯發科創始人蔡明介一樣,蔡力行也是臺灣半導體界的元老級人物。但不同的是,比起蔡明介溫和低調的工程師做派,蔡力行則有着一個讓整個臺灣半導體產業“聞風喪膽”的稱號——鐵血經理人。

蔡力行出生於官僚之家的,其父親蔡同璵曾任臺灣證交所董事長。蔡力行生於1952年,只比聯發科CEO蔡明介小2歲,兩人同爲臺大校友,也同樣有着美國高校科研深造的經歷,是當年第一批從美國回臺灣發展的半導體高級人才。

與專攻芯片設計的蔡明介不同,蔡力行更擅長的是半導體材料與製造。作爲康乃爾大學材料工程博士後,他在1989年回到臺灣,加入剛剛成立2年的臺積電,並負責領導創建了臺積電歷史上第一座8英寸廠,是臺積電早年開疆拓土的重臣,也是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的愛將。

在張忠謀的有意提拔下,蔡力行一路高升,並在2005年接過張忠謀的衣鉢,成爲了臺積電新任總執行長。

而蔡力行“鐵血經理人”的稱號,正是緣起於他的臺積電歲月。

蔡力行的管理方式一向以鐵血強勢著稱,業內稱他治廠如帶兵,信奉鐵血紀律,一旦目標設定,風雨無阻,使命必達。

當年,臺積電曾經創下400精英不眠不休三班倒的制度,全員一心“拼了”,勢必要拿下全球霸主地位。以至於此後臺灣半導體界始終流傳着一句口號:“十萬青年十萬肝,GG輪班救臺灣。”

可這份“鐵血”也讓蔡力行付出了代價。

2009年2月,一封求助信幾經輾轉,終於送到了張忠謀手中。

在這封情真意切的求助信中,一位父親懇求張忠謀,不要裁掉自己的兒子。而張忠謀在調查後發現,這位父親的兒子不僅是臺積電十多年經驗的老功臣,而且一度是績效考覈前10%的獎勵對象,只因去年妻子懷孕分散了精力,這才被5%末位淘汰。

事實上,在08金融海嘯的之中,全球經濟陷入重大危機,半導體產業也不例外。這兩年間,蔡力行在臺積電內部推行了異常嚴格的績效管理制度,5%末位員工從原來的特別管理變爲直接辭退,800多人因此丟了飯碗,其中不乏跟隨臺積電打拼十多年的老員工。

3月底,事態持續發酵,員工不滿於這種名曰績效、實爲裁員的舉動,連夜在張忠謀家門口拉起了抗議橫幅,高喊“臺積電背信”“臺積電欺騙員工”。

彼時張忠謀已是78歲高齡,是臺灣半導體界數一數二的頭面人物,哪裏受得了這種刺激。震怒之下,張忠謀強勢介入,不僅公開宣佈回聘所有被裁員工,更在6月親手撤掉了蔡力行的CEO頭銜,打入“冷宮”,改任新事業組織總經理。

其實,裁員事件只是表面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最近三年,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臺積電毛利率一路下滑,市場份額被三星、聯電等競爭對手不斷蠶食,危機四伏。

一夜之間,蔡力行從管理兩萬員工的CEO,變成了手下不到十人團隊的小領導。

沒過幾年,蔡力行離開了他爲之奮鬥了二十多年的臺積電,加入臺灣中華電信擔任董事長兼執行長,開啓了下一段征程。

2017年12月,業內傳出蔡力行將加入中國紫光集團,負責紫光晶圓代工部門業務的消息。

據臺灣媒體報道,知道蔡力行即將離開中華電信後,相識多年的蔡明介立刻聯繫了他,力邀其加盟聯發科。不到3個月間,雙方就敲定了工作細節,並在3月22日正式公佈了蔡力行的“空降”。

力挽狂瀾

2018年初,某個淡出主流視野的手機品牌,以它最不希望的方式回到了關注度中心。

——三星。

Strategy Analytics研究數據顯示,三星手機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已經進一步萎縮。去年第四季度,其智能手機市佔比僅剩0.8%(三星手機雪崩式潰敗中國:從20%跌到0.8%)。

僅僅在不到五年前,三星還是國產手機的天花板,以超過20%的市佔率笑傲全國,穩坐機神寶座。

這五年來,華爲、小米、OPPO、vivo等國產手機飛速崛起,以直線速度掠奪着市場份額,逼得三星節節敗退。與此同時,以小米爲首的國產品牌還將戰線推到了新興市場,在印度、非洲拼了個刺刀見血。

手機市場變化之快,讓人目不暇接。而這恰恰是聯發科翻身的最佳時機。

國內手機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各大品牌幾乎殺紅了眼,價格戰、鏡頭戰、“劉海”戰層出不窮。而此時最能拉開差異的熱門話題點,莫過於近在眉睫的5G商用。

聯發科之所以連夜請來蔡力行空降,看中的並不僅是他臺積電的代工背景與“鐵血經理人”的管理實力,更重要的是,這位前中華電信執行長有着5G時代的全面部署經歷,是聯發科的5G殺手鐧。

蔡力行沒有讓聯發科失望。

首先,在5G技術路徑上,美國主打5G毫米波技術,中國大陸則主打Sub-6技術,主要客戶集中在中國大陸的聯發科堅定不移地投向了後者的懷抱。

其次,在“雙蔡”CEO的帶領下,聯發科一改往年“落後市場半步”的研發進度,不僅加大了研發投入,更是在2017年喊出了5年砸2000億元新臺幣的宏偉目標,近3000名研發人員移轉至5G、AI重點領域,力求從追趕到超越。

爭霸主、爭第一。這套帶領檯積電走上稱霸征程的戰略打法,被蔡力行帶到了聯發科。

就在這最關鍵的時刻,2019年11月,蟄伏兩年的聯發科亮出了它5G時代的最強武器——天璣1000系列芯片。

手機廠商們震驚地發現,聯發科已經不再是當年的聯發科,手握全球第一款集成5G SoC的它,竟擠到了全球技術最前沿。

第二年,天璣1000 Plus系列則更是直接把5G、7nm、快充這些高端技術拉到2000元中端價位,瞬間引爆了手機市場。

此時,聯發科已經放開了“高中低”產品線刻板定位,手機廠商需要什麼、用戶喜歡什麼,聯發科9就提供什麼。永遠保持技術領先、保持超高性價比、保持最周到服務。

就像張三丰教張無忌太極拳,只有把招式全忘了,方成化境。

恰逢其時,中美兩國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中興事件餘波未平,華爲禁令又再次震動產業。高通失去了對華爲手機的供貨資格,聯發科迎頭補上。

2020年第三季度,Counterpoint數據顯示,靠着天璣系列的爆火,聯發科本季度全球市場份額衝到了31%的高位,正式超過高通,登頂全球第一。

而在2020.3~2021.3這一年時間裏,聯發科的股價從300新臺幣一路飆升到接近1000新臺幣,市值暴漲一萬億,創下一代傳奇。

尾聲

聯發科是中國手機產業的縮影。

二十年前,它和中國最早一批大膽下海的手機廠商共同成長,靠着山寨賺到了第一桶金,卻也差點因山寨而走到了生命盡頭。

回望這二十年跌宕起伏,我們不難發現,影響聯發科歷史進程的關鍵因素有三個:時勢、政策、技術。

它不僅抓住了功能機、智能機、5G手機這三波歷史潮流,更及時地調整船頭,加重研發投入,從技術跟隨的二線角色,成功躋身全球一線,引領技術發展。

無論是手機,還是其他科技產業,此刻的我們比誰都要清楚,“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

在走過了山寨與模仿之路後,站在時代新起點的中國,同樣需要新技術、新徵程、新未來。

參考資料:

1、《TCL手機千萬巨資迎娶韓國新娘 兩大焦點扣人心絃》搜狐娛樂

2、《蔡明介臺灣交大畢業典禮演講》蔡明介

3、《從供應鏈之傷,看爲什麼說2014年將是小米成立以來風險最高的一年?》宿藝

4、《魅族M9首發魅友半夜排隊 熱度堪比iPhone4》騰訊數碼

5、《手機基帶芯片激盪30年》金捷幡

6、《一封信讓張忠謀大怒 蔡力行10分鐘被換掉》商業週刊

7、《走過2004年後看我國的國產手機市場》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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