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貨殖列傳|對話高西慶：參與創辦中國資本市場往事

他曾在西部山裏修了三年鐵路，也是首個通過紐約州律師資格考試的中國人，供職於頂尖的華爾街律所。

他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兩進兩出證監會，卻自我調侃“是證監會最不受歡迎的人”。

他曾掌舵中國主權財富基金中投公司，操盤數千億美元，也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老師，喜歡和學生們聊天，他說“如果我自己一個人的觀點起不到太大作用，我就讓更多的人去，我希望影響這些人。”

近日，前證監會副主席、前中投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68歲的高西慶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專訪回憶參與創辦中國資本市場的經歷，高西慶說，就跟今天出去創業一樣，有的人比較實際，有的人比較冒險，“我就是願意冒險的人，但是我也有實際的一面。”

如果幹不成，就去修自行車

高西慶參與中國資本市場的創建，機緣還是一次股災。

1987年10月19日，美國證券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一天內股市跌掉23%，中國駐紐約總領館找到在華爾街做律師高西慶和在紐交所任職的王波明，瞭解資本市場對中國的影響。

這讓高西慶開始瞭解到國內對資本市場的關注。

到了年底，王波明的哥哥王東明帶着國內金融改革的見聞來到紐約。“然後王波明半夜三更把我拉過去，說了好幾天。白天干活，晚上就在那談，不睡覺，很興奮談了三天，說應該回國去搞股票交易所。”

瞭解到國內情況後，高西慶和王波明在美髮起設立“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委員會”。“在紐約的中國人，加上七八個美國人，都是對中國感興趣的律師、投行朋友，感興趣就都來參加。大家談了一陣子就開始寫白皮書。”

白皮書全稱爲《關於促成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範化的政策建議》，是民間有關中國資本市場設計的最早藍圖。

回憶起當時回國的決定，高西慶說，他未曾想過“中國會變成什麼樣”，但“覺得中國一定會好起來，而且要靠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

回國前，高西慶花了兩個月時間自費走遍海外各個證券交易所，從倫敦、法蘭克福、巴黎、米蘭到東京。甚至還來到了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瞧了瞧社會主義國家的證券交易所是什麼樣子。

1988年9月2日，一路上積攢的大量資料揣在大小箱子裏，高西慶從香港過羅湖關口，再回到北京。6天后，中國股市籌建正式啓動的標誌性事件北京萬壽賓館會議（金融體制改革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籌備研討會）舉行。

1989年3月，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後更名爲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正式成立，1990年底，深交所和上交所相繼開業，1992年10月證監會誕生，高西慶是全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

箇中滋味，頗爲複雜。一個軼聞是，高西慶和王波明曾約定，要在中國建立證券交易市場，回北京後幹5年，如果幹不成，高西慶去東邊修自行車，王波明到西邊賣包子。

“我們經歷了那麼多生活裏的苦難，我們知道，實際上生活裏我能幹成的事兒，1%都不到，你必須做99%的努力。”高西慶說，“我們當時所想象的是，我們努力把這個事幹成，但很可能幹不成。”

既有書卷氣又有“牛脾氣”，充滿理想主義與冒險精神，高西慶的挑戰，纔剛拉開序幕。

兩進證監會

1992年，證監會成立，高西慶出任首任發行部主任和首席律師。用他的話說，是“在劉鴻儒主席的容忍之下，做了很多推動的事情”。1999年，在香港擔任中銀國際首任總裁的高西慶被召回證監會，時任證監會主席是周正慶，換爲“老熟人”周小川。

高西慶在證監會的這兩段任期，都和股票發行制度的發展完善有着巨大關聯。

1993年，高西慶主筆起草的《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正式頒佈，第一次從國家層面確立了股票發行的審批制，標誌着進入中國股票發行制度的第一階段：“額度管理”。即由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會同當時的國家計委、體改委和經貿委在宏觀上制定當年股票發行總規模（額度或指標），分配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和國家有關部委，再由省級政府和國家有關部委在各自的發行規模內推薦預選企業。

高西慶說，他所設想的股票發行跟國外的相對一致，就是公司自己本身出去籌資，籌資應是自發的行爲。而中國的市場是“從上往下”建立起來，因此當時帶有較強的計劃經濟的色彩。但“允許股票發行”這一舉動本身，已有非凡意義的進步，爲企業面向社會籌資提供了機會，解開了束縛。

據高西慶回憶，對於額度的分配問題，“上面要4家來定：國家計委、體改委、經貿委，和證券委（證監會）。”但在高西慶看來，證監會不應該要這一項權力，“這跟我們的職責是衝突的，應該把它推掉。我們不能決定這些事，我們只做監管。”

這一觀點讓高西慶在當時顯得有些另類，或者說有些超前。他始終主張，證監會的職能應只是“警察職能”：只管額度分下來之後公司信息披露是否真實準確完整及時、是否有內幕交易、是否有操縱市場，一旦參與利益分配，“麻煩”就大了。

類似的分歧在“要不要救市、如何救市”等問題上再次發生。

高西慶說自己：“今天到了這個年齡，智慧稍微多了一點，覺得這個很正常，當年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但正是這份“覺得不能容忍”，也推動了很多事情——當年假如能提前預知要歷經的困難，也許他就真早早地去修自行車、沿着愛好做無線電了。

1995年10月，高西慶以健康原因爲由請辭，回到母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擔任老師，一年多後前往香港，主持了中銀國際的組建工作。當時中國企業赴海外上市依賴外國投行，中銀國際的出現打破了這一局面。

在香港幹得正是熱火朝天，1999年一封調令，他又收拾行李回到了北京，重返證監會。那時《證券法》剛剛頒佈，確立了覈准制的法律地位。而覈准制的第一個階段是“通道制”。

“通道制”改變了由行政機制遴選和推薦發行人的做法，使主承銷商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起股票發行的風險。

“技術上的事情多了。”高西慶笑言， “券商肯定是得罪了。券商本來坐那兒收錢，結果要負這麼多責任，意見當然大。”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改革從來不是一帆風順。

高西慶曾參與《證券法》的制定，從1992年人大提出起草《證券法》，到1999年正式實施，花了整整7年時間，其間有諸多曲折。

“所以我後來理解，這是一個過程，任何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這麼大國家，這麼多不同的利益，這麼多不同的認知程度。”高西慶說。

這在註冊制改革上體現得更爲明顯。

在證監會的兩段任期之間，高西慶曾有一整年時間，是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擔任教授，琢磨着寫出了《證券市場強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論依據》。1996年10月，該文章在證券市場導報發佈。

在結論一節，高西慶寫道：“中國的證券立法和證券監管部門應當在強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及相關問題，如信息傳播的廣度、深度、及時性和可比性等問題，以及對蓄意違反信息披露法規的調查和處罰問題上投入最多的關注和最大的努力，以圖使市場日趨成熟，最終將政府從社會成本很高、自身風險極大、喫力不討好又煩不勝煩的日常經濟決定和具體市場運作中解放出來。”

“所謂強制性信息披露就是指註冊制。”高西慶說，“文章裏面最主要的就是說，最後一定要把發行的機制由市場來管，而不是由監管部門管。”

這一觀點，在當時以行政手段決定股票是否有上市資格、以行政力量不時調節市場波動的階段，顯得非常超前。

文章本身的理論性也極強，對於不少系統內的官員來說，理解難度都頗大，“絕大部分人看了就扔了”，但得到了吳敬璉教授的重視與推薦。

而註冊制正式被提上議事日程，還要等到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在那之後又過了6年時間，註冊制隨科創板真正試點實施。註冊制是化解過度干預等舊疾，理順市場與政府關係的重要手段，其核心，正是在於以信息披露爲中心。

高西慶對註冊制評價頗高，他曾在2014年公開表態：註冊制是證監會近年來的最大功績。

對於如何進一步完善註冊制，高西慶稱，“如果從監管部門的角度，證監會、交易所他們真是做了很多工作，做到了沒有那麼多可挑剔的地方。必須要政府最終充分意識到，一個是要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一個是法治。今天回頭來看，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如果按目前的路子走下去，方向應該是市場化的程度越來越高，那麼市場的透明度會更高，造假、欺騙的情況會得到更大遏制，違法成本會更高一些，我希望是這樣。”高西慶說，“我謹慎樂觀。”

以下爲澎湃新聞記者對高西慶的專訪實錄（略經編輯）：

澎湃新聞：您是中國資本市場最早的設計者之一，怎麼評價30年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成果？

高西慶：30年，中國資本市場從零發展到這麼巨大的體量，是全世界都沒有過。不管是從融資量、本身市場的價值、上市公司數量、從業人員等各方面，都有翻天覆地的變化。總體來說這是一個好事。中國的經濟，尤其是在資本資源的配置上，有了巨大的改變，比原來計劃經濟時期好了很多。但也存在着弊病。

這些弊病，目前是在逐漸解決的過程中。尤其最近一段時間易主席來了之後，我感覺易主席更清楚地認識到，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的重要性。這不光他一個人，中國政府也是經過了多次的反覆後，開始認識到這一點。

當年周小川做證監會主席的時候，我跟他搭檔。周小川說，證券監管部門不能對股市的高低發聲和起作用。但在那之前和那之後，有過多次政府忍不住去幹預市場。現在終於認識到每次干預都要付代價，這個代價終於到了划不來的地步。

總體來說，資本市場這一段時間在往好的方向（發展），但是有不少問題，還需要時間解決。

澎湃新聞：上世紀80年代，您當時是第一個在紐約獲得紐約律師執業資格的中國人，選擇回國的時機是什麼？

高西慶：當時我跟王波明搞了一個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的委員會，美國人中國人都有，紐約的報紙也有點報道。我準備回來的時候，好多美國記者給我打電話，問我爲什麼要回去。我覺得很自然，因爲我是中國人。

那是1988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大潮初走的時候。他們說美國的生活更好，我說這是你們的祖先給你們創造的，我們中國人、我的父老鄉親過得還沒那麼好，我們要讓他們過得跟你們一樣好，比你們還要好。他們覺得很奇怪，因爲當時覺得不可能。

當時對中國會變成什麼樣，我沒有明確的目標，但我覺得中國一定會好起來，而且要靠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我自己願意做這個努力。每一次有人問我爲什麼要回來，我說我好像從來沒有糾結過。我和王波明這批人，大家都希望改變，就回來了。

澎湃新聞：當年建證券交易所，爲什麼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高西慶：從辯證法來講，所有的偶然都寄寓於必然之中。所謂必然，從整個歷史發展角度來看，中國到了這個階段，應該有新的機制出來。

偶然是因爲，我從上法學院的第一年開始，每年夏天都有律師事務所願意讓我去“打工”。當時中國學法律的人很少，美國人覺得很新鮮，所以我去申請工作，（他們）特別願意要我。我申請工作的那家事務所是尼克松當年的律師事務所，他們跟中國沒有任何業務關係，但覺得有個中國人來了，這個很有意思。我去了之後，他們一看我能頂他們的人，甚至幹得還要好一點，所以很願意要我在那做，這是歷史的偶然。

後來我跟王波明他們這些人認識之後，成立了一箇中國旅美商學會。這時中國人剛剛開始進入華爾街，王波明在（紐約）股票交易所，有人在美林，有人在高盛，還有一兩個人逐漸進入律師事務所。大家本來是在這方面有一些交流，但並沒有更多的想法，只是在美國的交流。

沒想到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中國方面特別關心，紐約總領館商務參贊處的人給我打電話說，總領事想聽一聽。去才告訴我，不是總領事要聽，是中央的領導要聽。我聽了很喫驚，我說這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他們說想知道美國的金融危機和中國到底有沒有關係，第一，在美國的機制之下這件事怎麼發生的；第二，它會對世界經濟有什麼影響；第三，對中國有什麼影響。我說對實體經濟影響很大，對美國影響很大，對中國（影響）看不出來，事實證明也確實沒有太大影響。（但）這個時候，我們對這個開始有了興趣。

到了年底，王波明的哥哥王東明，他是在加拿大的楓葉銀行工作，當時回國待了幾個月，經過紐約和我們說國內的金融改革已經到了什麼地步，大家有各種想法。然後王波明半夜三更把我拉過去，說了好幾天。白天干活，晚上就在那談，不睡覺，很興奮談了三天，說應該回國去搞股票交易所。

剛開始提出這個話題，我覺得很可笑，這些完全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所以我直接說這不可能。他說爲什麼不可能？他說了王東明講的很多事情，我覺得還真的有這種可能，就搞得很興奮。大家談了好幾天，決定成立一個機構：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委員會。一號召，二三十個在紐約的中國人，加上七八個美國人，都是對中國感興趣的律師、投行朋友，感興趣就都來參加。

大家談了一陣子就開始寫白皮書。後來在中國比較廣泛的流傳的、當年得到中央領導重視的白皮書，是第二版的白皮書，第一版是我們在紐約做的。回來之後又跟張曉彬、王岐山、周小川一塊搞了第二版更正式的白皮書，直接上書到中央，得到了重視。

澎湃新聞：1988年要回國要建股票交易所，遇到了什麼困難？

高西慶：困難很多，第一位的就是意識形態，第二位是財務問題，第三位是具體誰來做怎麼做。

技術問題非常多，但第一位的必須要克服。因爲中國是一個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當時要弄股票交易所，讓不光要讓願意改革的這批人瞭解，也要使所有做決定的人都通過。

我是1988年7月30號離開紐約，我先到歐洲整整待了一個月，倫敦、法蘭克福、巴黎、蘇黎世、日內瓦、米蘭、布達佩斯，一個股票交易所挨着一個地去看。

到了米蘭，米蘭交易所的人告訴我說布達佩斯也有交易所。當時匈牙利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我說布達佩斯有交易所？怎麼可能？他們說有，上個禮拜剛派人到這兒來學習。我馬上要了電話，改變所有行程，坐上火車直奔布達佩斯。結果到了邊境上被匈牙利的警察抓住了，要我的簽證。我說我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不用簽證。

我是從奧地利過去的，一幫警察把列車查完之後，全部到我這一個包廂來，反覆說 visa。我就說 no visa，Socialist。

最後到了布達佩斯，警察把我拉到了一個旅行社，那個人會說英文，問我來匈牙利幹什麼？我說我要到你們的股票交易所看一看。他們爭論了半天，又把我拉到警察局給我蓋一個章，我算是有了visa。然後我就直奔交易所待了一天。非常有意思，布達佩斯的交易所其實一個禮拜只開一天，買賣的都是債權，還沒有股票交易。

我一路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從印度孟買到了香港，又從香港到了東京，最後從東京回到香港，1988年9月2號從香港拉着大小箱子從羅湖過。

澎湃新聞：對於當時回國建股票交易所的決定，有預想到最後能產生這麼大影響嗎？

高西慶：這個就跟今天出去創業一樣，有的人比較實際，有的人比較冒險，我就是願意冒險的人，但是我也有實際的一面。

我們經歷了那麼多生活裏的苦難，我們知道，實際上生活裏我能幹成的事兒，1%都不到，你必須做99%的努力。我們當時所想象的是，我們努力把這個事幹成，但很可能幹不成，可能百分之八九十干不成。

我從小就喜歡動手做各種各樣的東西，做收音機、各種機械，在兵工廠做機修工做了將近兩年，在外貿學院（現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上研究生的時候，學校那些老教授誰自行車壞了都喊我修。所以我想，我搞一個自行車鋪應該也能賺錢，最不濟我就做這個。

澎湃新聞：因爲“810”事件，1992年證監會成立了，您是擔任證監會首席律師和發行部主任。

高西慶：我們當時沒有像今天這麼清楚，也沒有像今天這麼世俗，當年還是充滿了理想主義。

在810之後不久，朱總理當時的助手來找我、王波明、李青原幾個人，說要成立證監會，希望我們都進去。

我第一反應是我不去。當時王波明很有興趣，我說我去不了。我在美國的時候想過，我是共產黨員，像這種事肯定一馬當先去做。但那時候已經回來4年了，4年裏我跟無數機構、官員打交道，發現好多東西我是推不動的，很費勁兒。我這人比較直，不像有些人繞着彎子說話，所以我說我不行。

後來他們說，你們要不進去的話，得請別的人，說了一些別的人的名字。對於那些人，我覺得他們來之後會把市場搞得很糟糕，因爲他們是計劃經濟的頭腦和管制的方式。因爲這個原因，我決定先進去，建立起來機制再出來。所以我當時說，我就幹兩年。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很多管理者思想非常開放。我們在劉鴻儒主席的容忍之下，做了很多推動的事情。

到了兩年，我覺得差不多了，要出來。劉主席說，不行，一定要幫忙再幹一段，所以後來又幹了一年。到第三年我就辭職出來了，不是因爲市場建成了，而是這個市場我能夠改的東西改不動，所以我就出來了。

澎湃新聞：1993年，您起草的《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發佈，這是第一部有關股票發行和交易的行政法規，您能否介紹當時這一條例的誕生的背景。

高西慶：我們基本上借用了西方的機制。西方機制裏最完整、最複雜、最能夠對付各種奇怪的事的，就是美國的機制。我到全世界轉了一圈，蒐集了40多個國家的證券交易法規條例，發現基本上是“照抄”美國的。因爲美國的證券法最早出來的，美國當時資本市場的規模是全世界所有資本市場規模的60%多，其他合起來就頂他一半大。我們在做的過程中還借鑑了一部分英國和中國香港的方式。

我第一稿寫好之後，後來就“打得不可開交”。國務院法制局的人對證券這塊不瞭解，但他們對中國整個法律機制比較瞭解，他們說這個過不去。爲什麼？第一，有的領導不理解，第二，意識形態問題，第三，法律技術上不能過等。

這砍那砍，砍掉很多，我在這個過程中焦頭爛額，搞了好幾個月，有時候很生氣。現在像這種事我很理解了，當年就很容易非常生氣，說這個怎麼能不要。後來過了很多年，老有人來說你當年搞的什麼東西，裏面不倫不類的。我說你得看我們的初稿。

後來搞《公司法》，當時是厲以寧和曹鳳岐兩位老師，受全國人大委託，做《公司法》的起草工作，我和陳大剛這些人在證監會幫忙。我們搞出了一稿，我認爲是最好的一稿。

結果到了人大法工委，他們另拿出一稿，照抄中國臺灣、日本，拿來讓證監會提意見。我們一看，說這個問題很多。我和陳大剛一個禮拜每天幾乎不睡覺，寫出來十幾頁長的意見。

到今天，在實踐過程中，《公司法》比原來好了很多。所以我後來理解，這是一個過程，任何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這麼大國家，這麼多不同的利益，這麼多不同的認知程度。

澎湃新聞：股票的發行制度在中國資本市場發展過程中一直是關鍵議題，您在證監會的時候，那時是實行的是額度管理制。

高西慶：我們所設想的發行跟國外的相對一致，就是公司自己本身出去籌資，籌資是自發的行爲。但我們的市場不是自發從底下往上建的。中國基本上幾千年來都是“凡是沒有允許的都是禁止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設想的發行機制當然不能實現。

但巨大的進步是，中央決定允許發行股票。因爲在那之前，我們整個都是計劃經濟，每一年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領域多少錢都是有計劃的，突然來一塊從社會上籌錢，於是允許第一年50億試驗一下，這叫額度。

50億拿出來之後怎麼分？上面要4家來定：國家計委、體改委、經貿委，和證券委。證券委當時實際操作部門是證監會。這樣總共四個部門一塊決定這件事。

我跟主席說，證監會不應該有這個任務，這個跟我們的職責是衝突的，應該把它推掉，讓他們決定，我們不能決定這些事，我們只做監管。

證監會當時也有官員是國家機關出來的，他跟我說：你昏了頭了，這麼重大的權力你不爭取，不要這塊權力就沒有人理你了。

我說，爲什麼要有人理我？爲什麼要這個權力？（我）當年真的什麼都不懂，不知道這是一個巨大的權力。

但是就是這樣，50億拿來，然後就開始分配。上海2.5億，北京2億，各地一點一點分，一直到青海等，1000萬額度。

我是發行部主任，當時有一個直接的問題是，發行股票是籌進來的錢按這個額度卡，還是目標要發這麼多額度面值的股票。他們就來問證監會，我說就按發行股票本身，他們說是不是要跟別的幾家商量，我說千萬不要商量，只要一商量，他們肯定說要按籌來的錢算，那你總共就只能籌來50億，如果按我們這種，只要能溢價，那就遠遠不止50億。

果然出去之後，中國人多聰明，每個部門馬上明白，各省就開始把自己的額度無限多地細分。給他一億，他就分成10份，每份一千萬。本來公司需要一億，發一塊錢股票賣十塊，一億就進來了。

上面有領導一看，到第二年就開始說不行，要光按這個大家就會無限細分。於是就引入了兩個指標，一個是額度，一個是家數。比如1億隻準兩家，1.5億隻準三家。

澎湃新聞：您那時提出來證監會不應該去要這個權力，當時應該是很超前的。

高西慶：我在1974年到78年是工農兵大學生，當時以學習國際貿易爲主。研究生我原本是學的宏觀經濟，學了幾個月之後被領導逼着改成法律，但是我對宏觀經濟一直很感興趣。當時1978年後，國外的書越來越多，西方經濟學的概念進來，我們的發現跟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後來到國外去，學習西方的法律。他們的法律是建立在經濟原則基礎上。然後（我）再到華爾街工作。

他們說你怎麼這麼超前，我說一點沒超前，這是很正常的東西。用了它的機制移植到我們這來，當然要在它的基礎上建立你的想法，可是要把它硬套進原來的窠臼裏，是很難的。

澎湃新聞：1994年，是第一次有記錄地救市，停發新股，擴大入市資金範圍。您怎麼看？

高西慶：當時很多人擔心這個市場已經這麼低了，有很多人情緒很很大。這些人其實對於中央決策，對於政府裏面很多東西，已經有相當的影響。

當時大家對於股市的重視程度，我覺得比今天還高，忽然一夜之間，所有的人都在談論這個事情，稍微有點頭腦的人，不滿足於自己原來每個月30塊50塊錢工資的人，都想（參與）“合法合理的這種賭博”。

結果股市掉成這個樣子，很多人就很緊張。我印象特別深，甚至有人說股市會不會掉成負的，我說絕對不會掉成負的。第一，負的等於把股票給你還要給你付錢，這不可能，總是有價錢的；第二，總是有人會趁機進入，我覺得已經差不多到（時候）了。我當時確實說過這個話：已經到了很低的時候，一定任何風吹草動就往回走。

但是有很多人不相信，覺得不行，後來各種各樣的原因、各種會、做了決定。

因爲市場已經到了蓄勢待發隨時可能往上走的程度。大家都知道，政府只要稍微表現，“哐”地就上去了。從這以後，每一次當市場稍微有點（波動），大家就開始吹各種風。在國外絕大多數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行政部門能夠對經濟起作用的辦法非常有限。包括美國歐洲的央行，政府一般都不能有實質的干預，它只能對財政有一定干預，財政可以掌握的資源是很少的，只有稅收的來源。而中國不光稅收，還有各種國企。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夠做大量的事情。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這邊稍微有這種想法，人家琢磨透了就使勁“捅你”。這樣已經形成了特定的套路，在這個隧道里頭你也出不去，因爲市場把你琢磨透了。

澎湃新聞：改革確實是很難一蹴而就。

高西慶：今天到了這個年齡，智慧稍微多了一點，覺得這個很正常，當年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但是，我想很多事情是“覺得不能容忍的人”推動的。如果當年都很清楚後果，就不一定做事了。

你要是一眼就看透了，乾脆乾點別的。我從小就喜歡無線電，我就開始研究無線電去算了。

澎湃新聞：所以特別需要有衝勁，敢於善於創新和冒險的人。

高西慶：我們事實上做了很多犧牲，但是我一點都不後悔。到今天至少能讓我喫飽飯。我自己本來就是個樂觀主義者。

澎湃新聞：1999年，您又回到了證監會。

高西慶：那次不是我自己主動回去的，領導決定，發調令就給我拉回去了。

澎湃新聞：您是在什麼情況下收到調令？

高西慶：我當時在中國銀行。

我在離開證監會之前，中國銀行的領導當時希望搞一個投行，就來鼓動我出來弄這個事。中國銀行是中國當年最國際化的銀行，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分支機構，並逐漸進入投行領域。

我說我還在證監會，得遵守我自己寫的規則。我當時在證監會，制定道德守則這方面的東西，我本來寫了“離開證監會兩年之內不應該進入跟證券監管有關的任何領域”。領導一看說，這你讓我以後還怎麼招人？本來工資又給不高。我說那行，兩年太長，就改成一年吧，但不能再短了。

後來我出差到美國講課，講了幾個禮拜。等我回來，看到他們發出來的要求是三個月，把我氣得夠嗆。我說這怎麼可以，後來又改成6個月，最後當然又改回了一年。

到了1995的10月，我離開證監會，中國銀行馬上找到我，我說一年之內不能去。我說這規則是我寫的，我要也去了，規則不就成玩笑了嗎。

整整12個月，我就在對外經貿教書。最後到了1996年底又找我，我同意去。到了1997年上半年，我就到中行，以香港爲主設立中銀國際。1998年金融危機，狂風暴雨的時候中銀國際成立了，我做首任總裁。我自己覺得很有成就感，終於有中國人自己的投行了。當年中國主要企業出去上市，都是美國、歐洲的投行在做，我們也要在這裏佔一席之地。到了1999年的6月，忽然就接到電話，證監會的領導說，歡迎你回來。我說什麼意思，什麼叫歡迎我回來？領導說讓你回證監會你不知道嗎？我說不知道，這誰說的？他說，你趕快去問你們中行的領導。

我去找當時中行港澳管理處的主任，他笑了笑。我問，是不是有這事？他說，是有這事，不過我們正在商量你能不能跟領導講你不去。他把抽屜拉開，把調令拿出來看，果然是。

從他的辦公室回到我辦公室，電話響了，是我老婆電話。當時家屬辦去香港（的手續）很麻煩，辦了一年多，她跟我說今天早上剛通知說辦成了，要帶什麼東西來香港。我說你什麼都不用帶，就帶兩個空箱子來。她說你什麼意思？我說剛剛通知我得回北京了。

我們這一代人，工作基本上都是被分配的，而且真的屬於那種幹一行愛一行的人。我說我們都是雷鋒式的好乾部，像螺絲釘，把我們擰在哪，我們就一直在那兒幹。

今天的年輕人選擇太多了，所以今天年輕人思想很發散。有人說中國人沒有創造性，我說不用着急，肯定有創造性，因爲現在年輕人思想沒有那麼多禁錮。

澎湃新聞：1999年您回到證監會，2000年是周小川任證監會主席，那個時代不少學者、海歸在證監會里頭。

高西慶：是進入了一股新的力量。證監會還有相當一批原來很強的人員，但是由於海歸進來得比較多，外面就開始躁動議論，說什麼海龜土鱉。

其實我當時非常反對，每次有人跟我說，我就說不許造這種輿論。我說我四十幾歲了， 40多年裏在美國總共只待了6年，30多年在中國，憑什麼說我是海歸？我比所有人都土得多，我在大山裏修了三年的鐵路，在社會最底層幹最重的活，喫不飽飯，16歲起幹了三年，然後做了將近兩年工人，做最苦的活。憑什麼說我是海歸？好像我不食人間煙火似的。

澎湃新聞，這段時間證監會也做了很多的改革，像國有股減持等，您在這段時間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高西慶：三個大的部分，一個部分是國有股減持的問題，因爲它是解決市場一個基本的問題。

還有一部分發行的問題，我希望把它儘可能市場化。在那之前限制市盈率，這實際上等於資產再分配、利益再分配的過程，限制市盈率，就把原來應該屬於發行公司的利潤，分到了二級市場這些人來，所以我們覺得這個也不合理。當然這個也有問題了，就把市盈率放開，結果一下子就達到80多倍、100倍。再一個就是市場監管的問題，大規模地增強對操縱市場、內幕交易的監管。

我們往這三大塊做了很多，希望能夠往市場化的方向發展。

澎湃新聞：您每一次任期，都跟股票發行制度的改革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1999年《證券法》出臺後確立了覈准制，2001年進一步規範，進入通道制階段。

高西慶：原來券商在這裏面，（他們的）利益機制不一樣，總是白賺錢也不管別的。我說不行，券商有能力去發現它（指上市公司）的問題，你又有足夠的錢去賠償，那好，把你拉進來。

（編注：2001年3月29日，中國證券業協會對“通道制”做出了具體解釋：每家證券公司一次只能推薦一定數量的企業申請發行股票，由證券公司將擬推薦企業逐一排隊，按序推薦。“通道制”改變了由行政機制遴選和推薦發行人的做法，使主承銷商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起股票發行的風險，同時也獲得了遴選和推薦股票發行人的權利。）

澎湃新聞：您當時如何推動這件事情？

高西慶：技術上的事情多了。後來有人給我總結出“六大罪狀”：得罪了六個不同的利益方，券商肯定是得罪了。券商本來坐那兒收錢，結果要負這麼多責任，意見當然大。我收到過很多威脅，有人打電話說，知道你們家在哪。

澎湃新聞：您是最早提出要搞註冊制的官員。

高西慶：我是1996年發表的文章《證券市場強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論依據》，所謂強制性信息披露就是指註冊制。我1995年10月離開證監會，1996年底發表文章，這一年裏我就寫了這篇文章。我寫完之後發給所有證監會我熟悉的領導，發給各個人，絕大部分人看了就扔了。

但吳敬璉教授看了之後，就說你們要看這個文章，結果一下子，有一些人給我打電話說，證監會的人到處都在找這篇文章。文章裏面最主要的就是說，最後一定要把發行的機制由市場來管，而不是由監管部門管。

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終於說要試驗註冊制，這些人給我打電話說，你看你說了20年的東西終於來了。我說沒那麼快，一方面我非常欣慰，大家終於願意談論這個問題，但另一方面我也非常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它不那麼容易，因爲矛盾太多了，要一點點來。

這和中國整個的公共治理機制是有關的。中國幾千年來的管理機制都是：沒有允許的，都是禁止的。現在開始有觀念是：沒有禁止的都是允許的。上海從自貿區開始，就說搞負面清單，負面清單就這個意思，只要沒有禁止都可以。

澎湃新聞：進一步完善註冊制，你有什麼樣的建議？

高西慶：如果從監管部門的角度，證監會、交易所這些，他們真是做了很多工作，做到了沒有那麼多可挑剔的地方。問題不是在他們這，而是用一個原來老套的話說，我們自古以來是一個大政府，小社會。跟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們政府功能比他們的政府功能要大很多倍。

所以在這種機制之下，想再進一步改變到大家所理解的相對充分的註冊制，那是有難度的。因爲社會出了任何一個問題，人們都想找一個系統負擔責任，市場出了問題、證券有關的問題，總得有人負責任。

在美國，證監會是管在市場裏做壞事、內幕交易操縱市場這些，證券市場本身的漲跌，只要找不到違法的事，證監會是沒有任何權力管這事的。而中國只能找證監會，我說證監會歷任主席不容易幹，就這個原因。

到今天，易主席上來之後，做了很多特別好的事。易主席很聰明，毫無疑問，但是易主席比別人強的很重要的一個地方在於，他這個時代好，因爲他到了一個各方面的領導都意識到用原來的方式管不行了（的時代）。

原來各任主席，受各方面的壓力多了去了，只要稍微有點風吹草動，比你官大的地方電話就來了。

所以劉鴻儒主席退休之後，特別感慨地跟我說：很感謝你，這幾年替我擋了不知多少。那會我在證監會管發行，好多官員一來，跑到他那來，就說怎麼樣，他就說沒問題，我肯定願意，不過我們這的發行部主任，他是一個美國律師，很麻煩。他們就找我，我就給人堵住了。

別人跟我說威脅你了，我說沒關係，我不怕。我這人是“三等殘廢”，我修鐵路的時候腦震盪，腦袋整個砸開花，昏了半個小時，流了上千CC血，我這命也不值錢，他威脅就威脅，真的沒關係。

必須要政府最終充分意識到，一個是要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一個是法治。但這個是一個過程。今天回頭來看，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還得有很長時間來落實。

澎湃新聞：您曾說證監會應該是像警察一樣，承擔一個警察職能，尤其是在註冊制的情況下，對證券市場違法犯罪行爲打擊力度更大，才能把註冊制真的搞好。

高西慶：我一直說的是，證監會所有的職能應該只是警察職能，而不是那麼多別的方面和多元化的目標。你給多元的目標，沒有人能幹得好的，誰能幹得好？同時手裏拿着8個球顛來顛去不讓掉地上，是不可能的事。

當年我就說那話，（股票發行額度）你讓國家計委去分，讓財政部分都可以，證監會就只管在這分的過程中有什麼問題，只管分下來之後公司信息披露是否真實準確完整及時、是否有內幕交易、是否有操縱市場，這些事情是全世界所有的監管部門應該做的。但是如果一旦進入利益分配機制，你要決定人家能不能賺錢，你要決定資源能分配給誰，麻煩就大了。

證監會工作人員的水平能力在全世界範圍內相比都算很強，因爲我去過幾十個國家的證券監管部門。我後來在社保和中投，到了每個地方出差，有機會我還會跟他們之間聊一聊，不光是工作有點聯繫，主要是我需要了解它機制的運轉。所有這些地方管理人的水平，沒有哪比證監會的人更高。美國的水平是相對最高的，咱們也都差不多，但是他的目標非常單一，他所要做的事情很直接，所以他可以做他的事。

澎湃新聞：展望下一個30年，您對中國資本市場有哪些新的期待？

高西慶：我是謹慎樂觀。如果按目前的路子走下去，方向應該是市場化的程度越來越高，那麼市場的透明度會更高，造假、欺騙的情況會得到更大遏制，違法成本會更高一些，我希望是這樣。

但是回潮的可能性還是有。比如覺得不行了還得管，政府只要再使勁去管，那麼給市場又造成一次概念的強化：政府對這個市場，就是要管理干預的。這樣市場長期投資理念就很難建立起來，所以我謹慎樂觀。

澎湃新聞：您在清華大學和對外經貿大學都擔任過老師，您爲什麼會特別喜歡老師這個身份？

高西慶：我做什麼事都希望大家一塊做。

我這輩子幹了無數不同的工作，光修鐵路期間，就做過大概七八種不同的工種，最粗重的扛水泥，扛石頭，做測繪，扛測繪杆，架高壓線，蓋房子，每一樣工作我都努力去做到最好，哪怕最簡單的工作，我會去琢磨有哪些辦法是最省力，效率最高。

所以從這點上來說，如果我自己一個人的觀點起不到太大作用，我就讓更多的人去。學生羣裏，我都要發很多帶有強烈觀點的東西，爲什麼？我希望影響這些人，我發現這個是有作用的。有很多學生都畢業好多年了，時不時還來找我聊天。哪怕有一個學生，我對他有影響，我覺得都是值得的。

澎湃新聞：對於這些想從事金融行業，從事證券投資行業的年輕人，您有什麼樣的建議？

高西慶：他們知識層面的東西，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做人的基本原則，你不做違法違規的事，不做違反道德的事，頭頂三尺有神明。你不能覺得人家看不見你就能怎麼樣。這麼多年，可以想象我所看到的這些人有多少。少數人我不奇怪，當年可以感覺出來。多數人我都覺得可惜，很聰明很能幹的人，各方面都很強的人，但是就會栽在誘惑裏。別有任何僥倖心理。

我在證監會第二期的時候，經常要讓我講講課，我就說避免瓜田李下。瓜田李下什麼意思，就是哪怕有一點懷疑都別做。人家說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溼鞋，我說你別在河邊走行不行，你離遠點，瓜田李下的事你別做。

另一方面的原則，作爲一個投資者，基本的原則大家都明白。我跟巴菲特見過很多次，巴菲特的道理都是很直白的，人一聽就明白，不是什麼高深的道理。他說對了，但是別人就實行不了。爲什麼？就是貪心。他說，所有人都在貪婪和恐懼之間搖擺，他說他就在別人貪婪的時候恐懼，在別人恐懼的時候貪婪。他其實說的是一個道理，就是用跟別人完全相反的方式做事的策略，其實我覺得這不是策略，是一個原則：你不能那麼急功近利。

多數投資者，甚至包括機構投資者都急功近利。其實看透了，做更長期有很大好處。大原則你要堅持住，該斷臂的時候斷臂，該堅持就要堅持。但現在絕大多數都是非常短期的進進出出的行爲。

另一方面的問題是什麼？就是學習。中國的股民平均水平在技術層面上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股民水平都高，但是不去研究更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一些大的宏觀條件。

這是個雙向的東西，如果一方面監管部門的人他不去幹預，現在我們的監管部門已經越來越少干預。另一方面我們股民越來越多地看長期。大家都往一個方向走，這樣中國股市慢慢就會變成長期有效。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