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圈罵戰頻頻發生 未成年人網絡不良社交行爲該如何管
來源：法制日報
● 刷量控評、羣體對立、互撕謾罵等“飯圈”亂象引發社會關注，而未成年人網絡不良社交行爲和不良文化問題不僅僅侷限在“飯圈”
● 關於網絡不良社交行爲和網絡亞文化，目前沒有精準概念的界定，治理對象不明確，成爲目前治理的一個難點
● 爲了營造清朗、乾淨的網絡環境，政府有關部門、互聯網平臺、學校、家長以及未成年人自身等需要共同發力
□ 本報見習記者 孫天驕
□ 本報記者 陳 磊
“這個鏈接點進去，該罵的罵該舉報的舉報。”
“這個人剛纔罵××哥哥，快去衝了他！”
“她的首頁有自己的照片，還有自己的學校，我們去學校官方賬號下刷開除她的消息！”
……
在漫無邊際的互聯網信息浪潮中，上述這樣的對話幾乎每天都在發生。
近年來，隨着網絡社交平臺的快速發展，未成年人通過網絡進行社交活動成爲常態。然而，由於一些對未成年人具有極大誘惑性的圈子的存在，未成年人被利用或誘導在網絡社交平臺上進行辱罵、欺凌、網絡暴力等現象時有發生。
多名接受《法治日報》記者採訪的專家認爲，網絡亞文化及不良社交圈對未成年人價值觀和社交行爲產生消極影響，嚴重者甚至可能誘發犯罪，亟須加強治理。建議政府相關部門、互聯網平臺聯合發力，爲未成年人營造良好的上網環境；學校、家長加強正面引導，補上法治教育這堂課；未成年人自身也要積極培養健康有益的興趣愛好，遠離低俗網絡文化。
飯圈罵戰頻頻發生
組織粉絲衝鋒陷陣
14歲的小蕾（化名）是天津市一名初二學生，也是某男明星的“忠實粉絲”。
自從小學五年級看了由該男明星主演的電視劇之後，小蕾就喜歡上了這位男明星。她關注了男明星的所有社交平臺賬號，頻繁上網蒐集相關新聞和視頻，經常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帶着相關話題誇讚該男明星。久而久之，她認識了越來越多“同道中人”，關注了一大批粉絲應援號和“大粉”（指粉絲羣體中有話語權，粉絲量多的人），還加入了各種各樣的羣。
“除了基本的資訊羣和聊天羣外，還有專門負責評論裏發文案的控評羣，專門做數據的數據羣，專門舉報抹黑言論的反黑組。”小蕾介紹說，這些羣裏像她一樣還在上中學的人有很多，包括她身邊的同學，羣裏年紀最小的粉絲還在上小學。
小蕾告訴記者，在“飯圈”（指粉絲圈子），一個人單打獨鬥只能算是邊緣粉絲。他們管這種人叫“散粉”“路人粉”，而真正核心的粉絲都是要加入各種羣爲自己的偶像“作貢獻”的，比如花錢買各種代言產品、雜誌，或者在明星被黑時爲其“衝鋒陷陣”。
小蕾所說的“衝鋒陷陣”，多數情況下就是和對家明星的粉絲對罵。
前兩天，因一位男明星的粉絲說了自家男明星的壞話，在幾位羣主和“大粉”的帶領下，小蕾和其他粉絲不僅去那位粉絲的賬號下進行辱罵、舉報該賬號，還去那位粉絲喜歡的男明星“超話”和微博下用帶有侮辱性詞彙的文案和男明星的醜圖刷屏。
像這樣的罵戰和糾紛，小蕾已經見怪不怪：“幾乎三天一小吵，十天一大吵。”
大部分情況下，小蕾認爲粉絲的做法很正常，因爲“總是別人先來招惹我們哥哥”。但有時候，罵戰中的污言穢語令小蕾也難以忍受。有一次，有粉絲把對方的照片PS成遺照，詛咒其家人甚至小孩，這種做法讓她連續幾天都感到很不舒服。
儘管小蕾有時並不認同“大粉”的一些言論，但在粉絲羣羣主的號召下，她還是會爲那些言論點贊轉發加評論，“因爲羣裏發了鏈接就要按要求打卡，打卡少就有可能被踢出羣”。
採訪快結束時，小蕾反覆跟記者強調，務必要保護她的隱私。“如果讓其他粉絲知道了，我肯定會受到攻擊，而且他們知道我的一些真實信息，我怕他們會在現實生活中傷害我。”
像小蕾一樣，沉迷於追星的未成年人其實並不少。
北京市某中學高二年級班主任王女士告訴記者，她班裏有40名學生，近四分之三都有追星行爲，有的學生也加入了粉絲羣，還會因爲同學說了自己喜歡的明星不好看而發生爭執。
爲了瞭解學生的思想動態，王老師會經常打開他們的“朋友圈”。有時，女學生在“朋友圈”裏發明星的新專輯或者新劇海報，如果有同學在底下發質疑或反對的評論，她們多半會直接懟回去，說話毫不留情。
不良社交影響身心
低俗文化亟待治理
近年來，刷量控評、羣體對立、互撕謾罵等“飯圈”亂象引發社會關注，而未成年人網絡不良社交行爲和不良文化問題不僅僅侷限在“飯圈”。
2018年2月，未成年人陸某因懷疑對方抄襲自己的原創舞蹈視頻，與對方發生爭執，糾集自己所在的網絡社交羣成員與對方在線上互相謾罵，最終發展爲百餘人線下鬥毆的惡性事件。
2021年初，因和同學發生誤會，深圳一名初中女生被同學僱傭的“網絡水軍”發文辱罵，污衊其是“同時交往多名男友的渣女”。爲保清白，女生聯繫要求刪帖，卻被要求支付2200元。儘管最終文章被刪除，但網絡霸凌讓她變得厭學並患上抑鬱症。
記者採訪發現，還有不少未成年人受到網絡不良社交和“祖安”文化、“黑界”文化等具有網絡暴力特徵的青少年亞文化影響，積極參與網絡謾罵、人肉搜索。
小張是山西省運城市的一名準高二學生，16歲的他混“黑界”已經有3年時間。
所謂“黑界”，多是由組織（指網民人數少的家族）和家族（指網民人數多和家族分部多的大家族）組成。這些家族大多以網絡社交羣爲主聯絡陣地，加入相關的羣就意味着加入了“黑界”。進入家族後，可以在裏面交朋友、認師傅，而家族中影響力最大的人可以作爲族長，號令家族成員與其他家族“對戰”。
在“黑界”規則中，家族“對戰”多是通過“扣字”來體現的。“扣字”即打字發罵人的言論，誰打字速度最快，罵人“輸出”最多讓別人插不上話，就算誰贏。
說到“扣字”，小張語氣中透露出自豪：“我算是我們小家族裏‘扣字’前幾名了，每次出征我都是主力。”據他介紹，“扣字”罵人的話不需要有邏輯，但必須要有罵人的字眼，“這種時候你講文明就是慫了”。
小張接觸“黑界”，是因爲在網絡社交平臺裏無意看到一條徵友信息，當時他只是出於無聊加了好友，之後就被拉入了“黑界”。他說：“現在我們家族有100多人，大家的年齡都差不多，最大的17歲。每次跟其他家族比拼，都是在爲我們的家族榮譽而戰！”
“我感覺自己像古代的少俠，身處一個江湖，所在的門派還可以和其他門派比拼。”小張說。
實際上，早在2020年8月，教育部等六部門就聯合下發《關於聯合開展未成年人網絡環境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明確要加大對“飯圈”“黑界”和“祖安”文化等涉及未成年人不良網絡社交行爲和現象的治理力度。之後，一些網絡社交平臺進行了集中排查清理。
但記者近日在一些社交平臺以“黑界”“擴列”（未成年網絡交友的流行用語）“扣字”等關鍵詞進行檢索，仍能發現一些個人或羣組的“招友”信息。“並沒有受到影響，家族之間的交流也沒有停止。”小張稱。
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副祕書長田相夏說，“飯圈”文化、“祖安”文化、互相謾罵、人肉搜索等行爲，實質就是一種網絡欺凌或者網絡暴力，對未成年人的價值觀會產生消極影響，導致嚴重不良行爲，甚至可能誘發犯罪，必須及時治理。
多重因素導致現狀
網絡平臺首當其衝
今年7月發佈的《2020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2020年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達到1.83億，未成年人的互聯網普及率爲94.9%；未成年網民在網上遭到諷刺或謾罵的比例爲19.5%，自己或親友遭到惡意騷擾的比例爲7.2%，遭遇個人信息泄露的比例爲4.9%。
龐大的未成年網民羣體背後，不容忽視的是未成年人受到的網絡不良社交行爲和不良文化的影響。那麼，問題的癥結在哪裏呢？
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看來，第一個責任方就是互聯網平臺。雖然目前很多大型互聯網平臺已經建立起青少年模式，但由於該模式下提供的內容不夠豐富等原因，所以實施效果並不太理想。
“互聯網平臺上有關暴力、低俗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更能吸引未成年人的關注。所以目前擺在我們面前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互聯網平臺青少年模式怎麼建設，才能讓未成年人更願意使用。”佟麗華說。
他進一步分析說，發展青少年模式，以往主要採取“白名單”的思路，也就是隻有那些完全針對未成年人的、思想健康的內容，才能進入青少年模式。但“水至清則無魚”，未來發展思路上是否考慮兩個問題：一是改“白名單”爲“黑名單”制度，把那些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內容都擋在外面，這樣可以放更多的內容進入青少年模式；另外互聯網企業要加大投入，支持創作更多有益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內容。
除互聯網平臺存在問題外，田相夏認爲，關於網絡不良社交行爲和網絡亞文化，目前沒有精準概念的界定，治理對象不明確，成爲目前治理的一個難點。正因爲如此，現在一些法律政策或相關規章制度找不到發力點。
另外，田相夏認爲很多未成年人本身的行爲規範缺乏正確的引導。“現在未成年人的學習壓力很大，但是沒有一個合理的發泄點。如果家長或老師不能進行情緒疏導，他們很容易在上網過程中被誘導。”
多方共治缺一不可
營造清朗網絡環境
於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明確，網絡信息內容服務使用者和生產者、平臺不得開展網絡暴力、人肉搜索、深度僞造、流量造假、操縱賬號等違法活動。
未成年人保護法強調，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通過網絡以文字、圖片、音視頻等形式，對未成年人實施侮辱、誹謗、威脅或者惡意損害形象等網絡欺凌行爲。此外，關於未成年人網絡行爲規範的內容還可見於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節目管理規定等相關法律規範中。
受訪專家認爲，爲了營造清朗、乾淨的網絡環境，政府有關部門、互聯網平臺、學校、家長以及未成年人自身等需要共同發力。
從政府部門的角度出發，佟麗華提出，要督促這些互聯網平臺依法經營，對違法違規的平臺加大執法力度，該處罰的要嚴厲處罰。“相比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長，個別平臺的經濟利益絕對是次要的。”
從互聯網平臺的角度來說，佟麗華認爲，應當儘快結合未成年人保護法和相關政策的要求，開展未成年人保護的第三方評估，找出自身存在的問題。同時，大型互聯網平臺應當建立主要負責人牽頭的未成年人保護機制，從產品設計的理念到所有的經營行爲，包括涉及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時應該怎麼處理等問題，都要有專門的團隊負責，從而保證平臺提供的內容和服務有利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發展。
田相夏說，家庭和學校應該是教育引導的最基礎環節，未成年人本身行爲養成是最根本的起點。家長和學校應爲未成年人樹立正面引導，同時關注未成年人的交往習慣和情緒變化，重視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從而幫助未成年人羣體養成正確的網絡素養。同時應更多地對學生進行普法教育，補上法治教育這堂課。
“就未成年人自身而言，一方面他們應該有意識地分辨遠離低俗網絡文化，遇到情緒上的問題及時和老師、家長溝通；另一方面應該積極培養一些健康有益的興趣愛好，轉移注意力，遇到網絡霸凌時勇於向平臺舉報，向家長報告。”田相夏說。
製圖/李曉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