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飲酒，率真量情，文士儒雅，概有斯致。夫唯市井僕役，以逼爲恭敬，以虐爲慷慨，以大醉爲歡樂，士人而效斯習，必無禮無義不讀書者。”這是明代理學家陳龍正寫下的話，意思是：勸酒不是文化，而是沒文化。

至少從宋代起，勸酒惡習已普及。宋人黃光大稱：“予嘗觀世欲會賓客，不以貴賤，未有不強人以酒者……此殆不若夷狄之知禮，實可恥也，實可醜也。”

中國有漫長的酒文化史，河南省舞陽縣的賈湖遺址中可見酒的痕跡，距今8600年。

古人早就意識到酒的危害。《說文解字》稱：“酒，就（意爲靠近）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意思是，酒讓人靠近人性善和人性惡。所以古人不勸酒，還創造了很多禮儀，避免酗酒，確保不失態。可惜隨時間推移，這些優良的酒桌文化反被遺忘，惡劣的酒桌文化竟然上位。直到今天，仍時有涉酒的負面新聞爆出。

那麼，如何營造良好的酒桌文化呢？從古人的嘗試中，或能得到一些啓迪。

（明）陳洪綬《蕉林酌酒圖》

君子喝酒只三杯

傳說天帝的女兒儀狄造酒，獻給大禹。大禹飲後，便疏遠儀狄，說：“後代必有因此而亡國者。”

夏因末代帝王夏桀好飲而亡，可取而代之的商朝更好飲。考古可見，商代早期，釀酒便分化爲獨立作坊。商人已知麥子發芽時，澱粉會被糖化，可制啤酒。商人還發明瞭曲法，即用酵母菌發酵澱粉後，再放入米飯中制酒。曲法是中國獨有的釀酒術，西方直到19世紀末，通過研究中國酒藥，才學會這門技術，晚了三千年左右。

商朝君王多好酒，紂因此亡國，所以周朝對飲酒特別警惕。在《詩經》中，涉酒詩共56首，其中16首談到酒德，核心是“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意思是酒後還能控制自己的人，和聖人差不多。

在《詩經·賓之初筵》中，對君子的飲酒量給出明確規定：“三爵不識，矧（音如審，意爲況且）敢多又？”意思是隻喝三杯，一杯是獻（禮儀），一杯是酬（酬通酧，酧酒即祭祀），一杯是酢（音如作，客人用酒回敬主人）。

這首詩還認爲，喝醉者應立即離席，“醉而不出，是謂伐德（伐德在此處意爲無德）”，對於“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將不喝醉稱爲恥辱）的勸酒行爲，則大呼“匪言勿言”（閉嘴）。

至少在戰國時，女性可以和男人共飲。據淳于晃回憶：“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州閭之會是民間聚會，並無後世那麼多的禁忌。

（明）仇英《春夜宴桃李園圖》

漢代女子能和男人同席

從秦簡看，秦法禁農民買賣酒，即：“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嗇夫、部佐謹禁御之，有不令者有罪。”據《漢書》載，漢文帝也曾下令：“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但在出土漢簡中找不到此法。也許只是臨時規定，目的是節約糧食。隨着國力提升，便無人再執行。

天漢三年（前98年），漢武帝接受桑弘羊意見，下令“初榷酒酤”，即國家專賣，導致私酒橫行。17年後，改成稅酒制，允許民間釀酒。

漢代飲酒必須在白天進行，因法律“禁民夜作”，每到冬季，各城還要“大搜客，止交遊，禁夜樂，（城門）蚤（早）閉晏（晚）開，以索奸人”。

漢代飲酒不喫菜，靠文化佐酒，分酒令、投壺、六博、歌舞四類：酒令從傳統酒禮轉化而來，到漢代已以娛樂爲主，有聯句（文人聯手寫詩）、賦詩、射覆（猜物遊戲）；投壺是將箭投向方壺，入口、中耳得分不一，雜技動作得分更高，比如箭中耳彈回，用手接住，再投入壺口；六博是一種棋類遊戲，有賭博性質；歌舞則不同階層各有所愛。

漢代女性有財產權、爵位繼承權，還有女子當戶主的“女子戶”，社會地位較高，漢代女子可與男人一起喝酒。四川彭州市出土的東漢《宴飲畫像磚》上的圖案，即三男一女同席共飲。

東漢起，酗酒之風興起。因當時“察舉選官”，有大官推薦，才能入仕、升官，士人遊走於權門，終日宴飲，各種酒桌惡習開始流行。

東漢宴飲畫像磚上的圖案

魏晉飲酒多行酒令

鑑於東漢末期世風頹廢、飲酒無度，三國時，曹操、劉備、孫權都禁酒。曹操和孔融爭辯說：“飲酒喪德，爲正世風，所以要禁酒。”可曹操自己在詩中卻寫道：“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魏晉南北朝時，戰亂頻仍，人們意志消沉、借酒消愁。當時最重要的農書《齊民要術》中，收入8例制曲工藝、40餘例釀酒工藝，佔全書相當篇幅。

不過，也不乏清醒者。比如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便留下《酒誡》，認爲亡國敗政“謂非酒禍，禍其安出”。南朝循臣劉元明談到做官經驗時，說：“做縣令，但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魏晉時，北方氣溫下降，大疫橫行，士人階層多用寒食散防病，但食後渾身燥熱，需飲酒“行散”，被稱爲“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命”。

魏晉人飲酒多行酒令取樂，射覆令亦流行。傳說漢昭帝的母親鉤弋夫人少時手掌伸不開，入宮後，漢武帝展開她的手，發現掌中握一鉤，後來人們在酒桌上用手握物，讓大家猜，輸家罰酒。此外，每年三月三日，人們到水邊參與“流杯曲水之飲”，也是一種獨特的酒令。

不過，當時也有惡俗的勸酒方式。西晉時，首富石崇讓美女勸客人飲酒，大將軍王敦就是不喝，石崇以美女勸酒不力爲名，連斬三人。一起赴宴的丞相王導都看不下去了，也勸王敦飲酒，王敦卻說：他殺自家人，跟你有什麼關係？

（清）呂煥成《曲水流觴》

唐代酒桌禮儀漸繁瑣

唐代飲酒漸普及，酒桌禮儀走向繁瑣。

唐初酒桌的上座、下座有明顯區分，首座未坐，全桌都需站立。飲酒時，不可亂說話，從首座飲起，全桌輪流喝，即一巡。現代人是一起碰杯一起喝，唐代則是一個個輪流喝。喝之前，先設巡酒官和監酒官，誰不喝完，或酒令落敗，就懲罰誰。好在唐代酒局一般只有三巡。三巡過後，自由發揮，可以互相敬酒，也可以自己喝，但敬酒必須“歌以送酒”，可以是清唱，也可以找人伴奏。中唐以後，酒桌上的位置不再那麼嚴格。

在唐代，敬酒時流行“蘸甲”，即用手指伸入杯中，蘸一點酒，再彈出去，以示敬意。

唐代飲酒也不喫菜，每巡完成，會安排遊戲，可以投壺，可以行酒令，也可以歌舞。整體看，唐代人飲酒比較節制，組織上也比較嚴密，尊卑有序。但唐代勸酒的花樣更多，許多大詩人也是勸酒高手。

比如李白寫過《嘲王歷陽不肯飲酒》，稱：“地白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浪撫一張琴，虛栽五株柳。空負頭上巾，吾於爾何有。”王歷陽自稱陶淵明粉，李白嘲諷道，你連酒都不喝，真是白去撫琴、種柳、戴頭巾了。

白居易寫過《勸酒詩》，稱：“勸君一杯君莫辭，勸君兩杯君莫疑，勸君三杯君始知，畫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自長久，白兔赤烏相趁走。身後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勸到第三杯才“始知”，看來要不醉不歸。

傅抱石淵明飲酒圖

宋代酒風開始塌方

開寶七年（974年），宋太祖下令：“少年無賴輩相聚蒲博、飲酒者，鄰里共捕之。”可趙匡胤本人常喝醉，還玩過“杯酒釋兵權”。

宋代酒席的飲酒量多於唐代。唐代僅三巡，宋代稱巡爲行，民間酒宴“以酒十行爲率”，宮廷酒宴也得九行。每一輪，上桌者都需把酒喝乾，否則巡酒官會讓現場奏樂，催他喝完。

唐代酒分私釀和官釀，官釀出自各衙門，因管理不善，絕大多數品質低劣。宋代王安石變法時，禁止私釀，設官酒庫壟斷經營。爲了盈利，官酒庫趁農民根據“青苗法”，春季向政府貸款時，大擺酒宴，甚至派官妓到現場引誘農民。把持不住者，剛拿到手的貸款，買醉便“十費其二三矣”。直到變法失敗後，才允許民間釀酒。

王安石本人不喝酒，名臣包拯曾宴請司馬光和王安石，舉酒相勸，自稱從不喝酒，也勉強喝了。王安石不爲所動，始終沒喝。

宋代飲酒普及，據《東京夢華錄》記：“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市人爭飲，至午未間，家家無酒，拽下望子（酒旗）……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佔酒樓玩月。”

宋代文人尤好酒，如石曼卿，發明了各種怪方法：蓬頭垢面、光腳、帶枷鎖飲酒是“囚飲”；用草蓆裹體、把頭伸出來飲酒是“鱉飲”；爬到樹上飲酒是“巢飲”；夜間不點燈飲酒是“鬼飲”；一會兒爬到樹上，一會兒跳到地下，是“鶴飲”。

如此失態，可見宋代酒風已開始塌方。

齊白石《飲酒圖》

元明清禁酒爲何不成功

元明清三朝都曾厲行禁酒。

元世祖在1283年下令：“有私造（酒）者，財產子女入官，犯人配役。” 1290年，將處罰變成“犯者死”。可酒稅是政府重要收入來源，每年達469.159萬錠白銀。且元朝高官嗜酒，一次宮廷宴會便需60人倒酒。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下令：“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連糯米都不讓種。名將胡大海之子觸犯禁酒令，朱元璋不顧胡大海正領軍出征，直接殺了其子。可明代宮廷卻有酒醋面局，是八大局之一。

清代康雍乾都下過禁酒令，乾隆爲節約糧食、體恤農民，禁西北五省（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甘肅）釀酒，名臣孫嘉淦上書反對，稱高粱不便儲存，農民靠釀酒補貼生活，禁令反讓他們變窮。乾隆只好大幅度修改了禁令。

歷代禁酒不成，因出發點是節約糧食、避免饑荒，從沒想過如何提高百姓的精神生活質量，如何解決他們心靈的需要。元明清三朝商品經濟發展，個體開始覺醒，急需政策、文化、法律等提升。可三朝都以遏制爲主，人們看不到發展方向，只好醉生夢死，沉溺在享受中。據估算，清代晚期70%的國人吸菸，10%的人好酒，1/3青壯年吸毒。太多人被嗜好套牢，失去了上進心，講體面、重斯文反被視爲“裝蒜”“拿架子”。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中英談判，大臣崎善竟在酒桌上表演起“絕技”——將花生米準確投入英國將軍張開的嘴中。如此沒輕沒重、酒後失態，實在值得反省：酒桌陋習，該徹底改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