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王福強：橫琴“新體制”蘊含四重突破，爲我國制度現代化探路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橫空出世。

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公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下稱《總體方案》），明確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四大戰略定位：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新平臺、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

同時，明確橫琴要構建與澳門一體化高水平開放的新體系，重點是實施分線管理，貨物“一線”放開、“二線”管住，以及要健全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體制。

爲何如此高規格地佈局建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如何準確理解四大戰略定位？橫琴將如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產業發展機遇怎麼把握？橫琴將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扮演什麼新角色？對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王福強。

王福強認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發展的首要目的是爲澳門發展提供服務和支撐。這是中央推動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一個重大嘗試，是“一國兩制”的重大創新。作爲粵港澳大灣區重要平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承擔着與衆不同的使命，尤其是在進一步探索制度型開放方面，未來將爲國家全面深化對外開放進行壓力測試。

解決澳門深層次矛盾問題

《21世紀》：中央在自貿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基礎上進一步佈局建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原因會是什麼？

王福強：這三者的功能各不相同。自貿試驗區的首要功能是開放，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發展、倒逼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功能相對多元，包括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升區域整體實力、參與深層次國際競爭等；作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重要戰略平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承擔着更爲特殊使命，並且指向非常明確、功能定位也非常清晰，核心就是爲了配合解決澳門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推動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區域的發展需要一定的戰略支撐，而戰略的落實需要功能平臺，然後再依託平臺設計具體的執行機制、配套必要的支持政策。戰略、平臺、機制、政策、項目相輔相成，要解決的問題不同，相應的功能平臺自然也不同。

《21世紀》：應該如何理解橫琴新的四大戰略定位？

王福強：澳門自迴歸祖國以來，雖然各方面取得了長足發展進步，但仍面臨着發展空間有限、產業單一等問題。

因此，中央首先明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一大戰略定位是“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平臺”，目的就是要打開澳門發展的物理空間，支撐澳門產業適度多元發展。其次，澳門只有30多平方公里，人口卻達60多萬，成爲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急需拓展生活就業的空間，與之一河之隔的橫琴也正應該是“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再次，“一國兩制”這項偉大創舉已在港澳取得了非凡成效，但在未來的發展中，“一國兩制”的新實踐還需要有一個平臺來豐富，作爲“一國兩制”的模範生，澳門可以對此作出新示範。最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也將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中充分發揮重要戰略性平臺的功能，踐行大灣區使命，併成爲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

“校正”產業發展薄弱的偏差

《21世紀》：“發展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新產業”被擺在了合作區任務清單的突出位置，應該怎麼理解？

王福強：這一安排部署再次明確了橫琴的功能作用。橫琴首先是中央的橫琴，是爲了配合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橫琴，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的第一目的就是策應澳門發展，爲澳門發展提供所需要的服務和支撐。

從過去看，橫琴存在着實體經濟發展不充分的現實問題，導致對澳門的服務支撐作用還不明顯，但同時土地資源卻在消耗。這次《總體方案》將“發展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新產業”明確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重點任務，將有效校正前期產業發展薄弱的偏差，促進雙方在粵澳深度合作框架下攜手發展科創產業、現代服務業、高端製造業、現代金融產業、中醫藥產業、“旅遊+”產業等，將形成多點開花的產業發展格局，爲琴澳可持續發展奠定更堅實基礎。

《21世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要打造成爲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支點，想象空間有多大？

王福強：近年，橫琴科創服務業加快發展。這既得益於橫琴自身面向國內外的招攬舉措，也得益於澳門科創能力的延伸。橫琴出臺了一系列支持科技創新的重大舉措，比如組織創新大賽、引入高層次人才等，已經形成了一定的“人才特區”正向效應。澳門則帶來獨特的科創能力，例如澳門大學等高校的4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已落地橫琴，並在特色芯片設計、人工智能、中醫藥、太空等領域爲橫琴科技創新注入了顯著優勢。此外，橫琴還有着相對充足的科研空間，有着利於促進科創產業發展的一系列激勵制度，能夠爲澳門的科研能力、創新成果轉化提供空間支撐、服務保障。這種設計佈局，既順應了區域特點，也實現了優勢互補。

營造趨同於澳門的制度環境

《21世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一大重點突破是實施分線管理模式，此舉的主要現實意義有哪些？

王福強：這意味着現實中橫琴將與內地成爲兩個關稅區，將與澳門成爲一個關稅區，也相當於釋放了橫琴作爲澳門的“擬製空間”的功能作用，這無疑是一個重大體制機制突破。通過“一線”放開，未來國際上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將能夠更加自由便捷地進出橫琴。

這種體系設計是在“一國”框架下進行不同關稅區空間調整的重大嘗試。藉此，橫琴將可以形成更趨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採用更具競爭力的稅制、吸引更多國際化人才，更加高效便利地集聚各種創新要素。例如，針對金融、電信、能源、文化等傳統上需要審批制的領域，未來橫琴有望採用備案制管理模式，爲國家全面對外開放進行壓力測試。

另一方面，如此安排對加快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一是可以形成與港澳趨同的生活環境，吸引港澳居民、國際人士在此居住，形成一個國際化社區；二是可以形成與國際對標的發展環境，集聚全球高端創新資源，加快形成國際化創新策源地，進而有效支撐區域產業融合創新發展；三是可以在此加快探索制度型開放，逐步形成一系列引領性、包容性制度體系，爲我國制度現代化提供借鑑。

《21世紀》：《總體方案》還明確，要健全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體制，這背後有何深意？

王福強：“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重大體制機制創新，是新時代對“一國兩制”的發展和完善，是異質制度框架下開展深度合作的最優選擇。這是綜合性考慮的結果，既基於前期實踐經驗，又着眼於構建穩定合作關係。“合作區爲了誰？合作區由誰來建？”曾是橫琴開發建設過程中未徹底明確的問題。這次的體制設定，既解決了主體平等性問題，又解決了澳門參與的路徑問題。

例如，此前橫琴的開發建設更多是內地主導，對一些載體平臺的管理舉措，更多是單向的，並由橫琴自身來承擔。一方面，橫琴只是內地的一個功能區，與澳門在行政層級上也不對等，澳門應選擇行政層級對等的廣東進行合作；另一方面，由於找不到有效的參與橫琴建設的路徑，過去澳門在客觀上與橫琴存在着一定的距離感。這次體制創新，明確了橫琴建設主體這一基礎性問題，也解決了雙方主體對等問題，將有利於調動澳門的參與熱情、解決了澳門參與橫琴建設的路徑問題，通過“共商共建共管共享”也能有效保證合作區的初心。

這一新體制將營造趨同於澳門的制度環境，利於引進澳門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管理手段，打造類似澳門的生活生產環境，將“小澳門”適度放大到“大橫琴”。此外，新的體制明確了“共享收益”模式，體現了澳門能夠有效分享橫琴建設發展紅利，利於堅定澳門投資橫琴的信心和熱情。

推動大灣區梯次邁向共同體

《21世紀》：我們應該如何全面準確理解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在新體制機制上的突破性和引領性？

王福強：一是在制度結合部進行制度現代化探索。我國內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顯著制度優勢，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也在國際對接順暢等方面有一定優勢。如何在合作區這個制度對接的區域構建起一個包容性、引領性的制度體制，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新體制機制的最大突破點。

二是在探索不同制度框架下區域合作的路徑問題。由於制度不同，內地與港澳合作存在若干問題，如治理模式、規則標準、運行模式、理念認識等。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提出了新模式，將有助於探索形成跨制度的區域合作新路徑。

三是利於探索跨區域發展的建設模式問題。推動跨區域協調發展是國家“十四五”重要任務，但現行的行政區主導模式下，重大生產力佈局通常是在行政區內完成，由於區域競爭，又存在一定的重複建設、資源浪費。新體制機制不僅利於解決跨制度合作問題，也利於探索跨區域合作發展模式。

四是突破了區際利益分配難題。區際利益如何分配，以何種模式分配，一直是區域合作的焦點。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新體制機制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定的探索。

《21世紀》：聚焦粵港澳大灣區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對推動粵港澳三地的規則銜接有何現實作用？

王福強：對於粵港澳三地規則銜接，近年中央和廣東出臺了不少政策舉措，也形成了一些經驗。但是，這些政策措施更多是部委具體條線的突破、地方具體點狀的突破，綜合效果還沒有經過系統集成的綜合平臺進行驗證。

作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重要平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將進行綜合性改革試驗，“一攬子”推進三地規則銜接探索，集成適用前期規則銜接的系列制度成果，全面驗證在不同制度規則下“軟聯通”的實質效果，這有助於完善相關程序標準和實質內容，推動大灣區成爲一個規則銜接、標準對接、理念認同、環境趨同的共同體，真正推動大灣區實現從區域共同體到經濟共同體到社會共同體的梯次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