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互聯互通”第一天，騰訊報告：微信“拆牆”開始執行！

來源：法治日報

記者／張維

● 國家推進反壟斷，並不是要去反所謂的頭部企業，而是要恢復有效的市場競爭，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社會總福利的最大化

● 尤其要注意平臺開放與強化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的關係，而後者就是要形成一個有效的企業行爲的激勵機制

● 未來可以採取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或攤銷等經濟手段，逐步縮小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之間的資本回報率差距，鼓勵數字經濟企業進一步面向國家的“卡脖子”領域加強技術研發，實現我國在高新技術領域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強

2021年，被業內人士公認爲“中國互聯網反壟斷實質性啓幕之年”：從2月7日發佈《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到8月17日市場監管總局就《禁止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爲規定(公開徵求意見稿)》徵求意見，再到8月18日公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見稿）》……系列舉措爲互聯網的公平競爭確立規則、劃出底線、設置“紅綠燈”。

在完善互聯網反壟斷相關制度的同時，實操環節的互聯網反壟斷也在“動真格”，包括騰訊、美團、阿里等在內的互聯網平臺企業，均接受了反壟斷監管機構的立案調查或處罰。

“有形的手開始發力，互聯網的遊戲規則要變了。”有業內人士感喟道，中文互聯網的發展規則確實有可能被改寫，但推進之路並不容易，涉及監管方式、尺度拿捏、技術難題等諸多挑戰。

互聯網反壟斷究竟反的是什麼，將給互聯網行業帶來怎樣的影響，如何在規範和發展中走出一條最適合我國國情的互聯網反壟斷之路？

近日，《法治日報》記者就這些社會關注的話題採訪了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電子商務法研究中心主任薛軍，對外經貿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許可，中國人民大學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三希，《比較》雜誌研究部主管陳永偉。

反壟斷並非反企業 意在推進公平競爭

記者：近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負責人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下一步，市場監管部門將有力有序強化競爭監管，堅決反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着力規範平臺經濟競爭秩序，營造公平、高效、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反壟斷究竟反的是什麼？結合此前多家頭部互聯網企業受到處罰的案例來看，是否可以認爲互聯網反壟斷首先針對的就是這些大企業？

薛軍：近一年來，國家通過針對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爭的案件的處罰，和進行經營性集中未按規定申報在內的常規案件的執法，讓企業和公衆明白反壟斷合規的重要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國家推進反壟斷，並不是要去反所謂的頭部企業，而是要恢復有效的市場競爭，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社會總福利的最大化。壟斷行爲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對市場上有效競爭的展開產生了危害。反壟斷的目標，則是要推動創新，保護消費者權益，保障中小企業在市場上有平等的、有效的機會來參與市場競爭。

認定不正當競爭行爲，應該進行深入、全面、系統的效率評估。從長遠來看，要分析它是否有利於市場活力的培育、消費者福利的增進，以及技術的創新和發展。而不是單純依靠靜態評估，以爲只要競爭行爲讓競爭對手受損了，好像就是不正當的。公平競爭執法不是保護固有利益，而是要保護競爭秩序，保證有效競爭的存在和可持續性。

許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大並不是原罪，大是規模經濟。工業時代的規模經濟能降低成本，規模經濟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展現就是網絡效應。

反壟斷實際上有三個層次：一是市場份額判定，而較高的市場份額就其本身而言是中性的；二是判定有無從事限制或者排除競爭的行爲；三是企業抗辯與針對壟斷的合理性分析，要看其對行業相關方、消費者效用和社會總福利的影響。這三個層次的判定缺一不可。而目前，不少人還主要停留在前兩個層次進行判斷。

李三希：反壟斷的本質並非反對某家企業的市場支配地位，主要還是反對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這種不正當競爭行爲。反壟斷法保護的是競爭，而非競爭者。

陳永偉：從經濟學角度看，企業更“大”是能夠產生規模經濟的，但與此同時也可能抑制競爭。反壟斷反的，主要是企業“大”了之後變“壞”，從而抑制競爭的這一面。

平臺開放大勢所趨 謹慎推進勿傷創新

記者：連日來，有關外鏈解鎖的話題熱度不斷，這也是互聯網反壟斷近期的工作重點。

就在9月13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工業和信息化部新聞發言人指出：“保障合法的網址鏈接正常訪問是互聯網發展的基本要求，無正當理由限制網址鏈接的識別、解析、正常訪問，影響了用戶體驗，也損害了用戶權益，擾亂了市場秩序。”

9月9日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舉辦的一場“屏蔽網址鏈接問題行政指導會”上，參會的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百度、華爲、小米、陌陌、360、網易等企業被要求在9月17日前必須按標準解除屏蔽，否則將依法採取處置措施。

目前來看，平臺間的開放和互聯互通是否代表着未來應有的發展方向？目前主要存在哪些障礙？應如何克服？

李三希：互聯互通的指向是比較寬的，既包括數據可攜帶權，還包括軟件可操作性的互聯互通。從總體上來說，還是要去解決反壟斷裏靜態效率和動態效率之間的衝突，要進行權衡。

從事後的角度而言，當然是希望所有的互聯網平臺都互聯互通，但是它一定會涉及事前激勵的問題。不然沒有企業願意花費心力建設自己的平臺，所以需要尋找到一個平衡點，對於是否開放，如何開放，應該給予更加審慎的利弊分析。

許可：在互聯網反壟斷中，要避免對必需設施的輕易認定。必需設施是工業經濟時代上下游市場的一個關係概念，也就是企業如果佔據上游，對下游市場產生控制能力，無法讓下游市場企業與其進行公平競爭，那麼其有可能被定義爲必需設施。如果其他企業離開了這一必需設施，其市場競爭能力會受到極大損害。

但在數字經濟時代，這種定義需要慎重。比如即時通信市場的確更高頻一些，但其與社交媒體和信息分發市場並不存在明顯的上下游關係，即時通信領域的成功也不意味着社交媒體和信息分發領域必然成功，因爲用戶注意力市場是很難被壟斷的，而企業隨時可以在移動應用商店建立自己的App。

薛軍：我認爲，平臺開放不應僅僅侷限於巨頭之間，而是應該更多向中小企業開放。平臺作爲市場主體，享有一定的基於自己的商業模式的考慮設置開放條件的權利，這些應該是屬於企業經營自主權的一個範圍，其應遵循有利於市場活力的培育、消費者福利的增進和行業技術的創新這三點要求。國家要求企業進行平臺全面開放，可能也要基於審慎的政策效果的評估。

尤其要注意平臺開放與強化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的關係，而後者就是要形成一個有效的企業行爲的激勵機制。如果市場不對通過有效競爭獲得的這種優勢地位進行保護，允許別人來“搭便車”，那麼企業創新的動力就會減弱。

陳永偉：所謂的互聯互通本質上是一個平臺開放的問題。經濟學的理論告訴我們，平臺開放和封閉都會產生一定的成本和收益，因此互聯互通一定要權衡好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需要指出的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平臺之間進行互聯互通，性質上是有很大差別的。

有些平臺在功能上本身是互補的，它們之間不願意互通，可能只是由於某些歷史原因，導致它們陷入了“囚徒困境”。對於這類問題，有關部門介入協調一下，讓它們實現互通，無疑會提升社會的效率。

而另一些平臺則是提供同質產品，且具有相互替代關係。這類平臺之間的互通，不僅平臺本身可能不願意，而且即使互通了，也只會產生零和博弈的後果，對社會福利未必有正面的效應。對於這類情況，除非其中的某一方是具有必需設施性質，一般不應強行要求它們互通。總而言之，互聯互通是好事，但也不能一刀切、一蹴而就，而應該實事求是，讓能夠互通的、容易互通的先通起來。

引領創新承擔責任 尋求關鍵技術突破

記者：強化反壟斷、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歸根結底是爲了促進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更好地保護消費者權益，讓我國的數字經濟更具競爭力和發展活力。在堅持平臺經濟規範和發展並重方面，有何具體建議？

薛軍：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利用人口紅利和基礎設施優勢，獲得了較強的國際國內影響力。

不過從真正的核心技術來講，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互聯網是沒有邊界的，未來世界必然是互聯互通的。舉例來說，阿里如果將來搞不好，亞馬遜就會來做我們的生意。所以中央強調，對於平臺企業要監管規範和促進發展兩手並重、兩手都要硬，監管規範就是爲了更好地促進發展。

中國的互聯網企業也要去引領全球技術創新，承擔未來大國信息技術革命競爭中的發展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並不只是做點扶貧救災之類的社會公益項目，而是要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加速技術研發與科學進步。

許可：中國移動互聯網是超級App主導，彼此之間是超越自己細分領域的生態競爭。這種生態競爭的激烈性與活力性，對中國的互聯網產業發展有好處，不僅消費者從中得到較多的實惠，市場機制發揮得也較爲充分，而且產品在商業模式領域都是世界級的。不過，儘管中國的超級App可以滿足客戶的多層次需求，但問題在於流量至上，把爭奪用戶當成主要發展方向，可能會造成惡性競爭，因此需要進行規制。

李三希：構築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新優勢，關鍵在於創新。近段時間國家的政策重心，就是要規範數字經濟市場主體的行爲，讓企業能夠更加聚焦創新，在此基礎上做大做強。過往中國數字經濟商業模式的創新，離不開國家電信、物流等基礎設施的搭建和相關優惠政策，未來可以採取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或攤銷等經濟手段，逐步縮小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之間的資本回報率差距，鼓勵數字經濟企業進一步面向國家的“卡脖子”領域加強技術研發，實現我國在高新技術領域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