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傲慢：好的社會該如何定義成功？》

[美]邁克爾·桑德爾著

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大學文憑是通向成功的敲門磚嗎？賺錢越多的工作，對社會貢獻越大嗎？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社會，就是公正的嗎？當公平的假象造成撕裂與對立，跟隨桑德爾在《精英的傲慢》中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工作的價值與成功的定義，是每一個社會和個體都需要經歷的思辨。

>>內容摘編

技術官僚治國與親市場的全球化

這一失敗的核心是美國主流政黨在過去40年中構想和實施全球化的方式。全球化的實施在兩個方面助長了民粹主義者的抗議：一是構想公共利益的技術官僚方式，二是用優績至上的方式界定贏家和輸家。

技術官僚對政治的理解與對市場的信仰緊密相連——後者倒不一定是不受約束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而是一種更廣泛的信念，即市場機制是實現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樣思考政治的方式是技術官僚的，因爲這種思考方式把公共話語爭論中的實質性道德內涵掏空了，把意識形態上有爭議的問題當作技術專家處理範圍內的經濟效率問題來對待。

技術官僚對市場的信仰爲民粹主義者的不滿搭建了舞臺。市場驅動的全球化模式造成了日益嚴重的不平等，還貶低了國家身份和政治忠誠的價值。隨着商品和資本跨國界自由流動，那些站在全球經濟之上的人將世界主義身份視爲進步、開明的選擇，以替代狹隘的保護主義、部落主義和衝突。他們認爲，真正的政治分歧不再是左派對右派，而是開放對封閉的。這意味着對外包、自由貿易協定和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的批評是封閉的心態而不是開放的，是部落式的心態而不是面向全球的。

與此同時，技術官僚的治理方法將許多公共問題視爲普通公民無法觸及的技術專業知識問題。這縮小了民主辯論的範圍，掏空了公共話語的內涵，並讓普通公民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被剝奪權力之感。

這一轉變起源於20世紀80 年代。羅納德·里根和瑪格麗特·撒切爾曾辯稱，政府纔是問題所在，而市場是解決方案。當他們離開政治舞臺時，接替他們的中左翼政治家——美國的比爾·克林頓、英國的託尼·布萊爾、德國的格哈德·施羅德——對市場的信仰雖然溫和了一些，卻更牢固了。他們軟化了不受約束的市場的嚴酷刀刃，但沒有挑戰里根-撒切爾時代的核心預設——市場機制是實現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本着這一信念，他們接受了有利於市場動作的全球化，並歡迎經濟的日益金融化。

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與共和黨聯手推動全球貿易協定， 放鬆對金融業的監管。這些政策的好處大多流向了頂層人士，不平等日益加劇，金錢的力量在政治中的影響日益增強，但民主黨人在解決這兩個問題上幾乎都無所作爲。自由主義已經偏離其傳統使命，不再馴服資本主義，不再讓經濟權力掌握在民主力量手中，失去了鼓舞人心的能力。

當巴拉克·奧巴馬參加2008年的總統競選時，他說出了一套激動人心的話語來取代技術官僚的管理語言，後者當時已經成爲自由主義公共話語的典範。他證明了進步政治可以說出一種表達道德和精神目的的語言。

但奧巴馬作爲總統候選人所激發的道德能量和公民理想主義並沒有延伸到他的總統任期。奧巴馬在金融危機期間就職，他任命了若干經濟顧問，這些人曾在克林頓執政期間推動放鬆金融管制。在這些經濟顧問的鼓勵下，奧巴馬對銀行予以紓困，但既沒有讓銀行對它們導致危機的行爲負責，也沒有爲那些失去家園的人提供多少幫助。

奧巴馬的道德聲音減弱了，他盡力平息了公衆對華爾街的憤怒， 而沒有在政治上更明確地表達這種憤怒。對銀行救助計劃揮之不去的憤怒，給奧巴馬的總統任期蒙上了一層陰影，並最終激發了民粹主義者的抗議情緒。這種抗議情緒波及了各個政治派別——在左翼表現爲佔領運動和伯尼·桑德斯出來競選總統，在右翼表現爲茶黨運動和特朗普當選。

在對再次贏得公衆支持重燃希望之前，這些政黨需要重新考慮其以市場爲導向的技術官僚執政方式。他們還需要重新思考一些更微妙但同樣重要的東西——近幾十年來伴隨不平等的加劇產生的對成功和失敗的態度。他們需要問一問：爲什麼那些在新時代經濟中遭受損害的人會覺得勝利者在蔑視他們？

階層躍升的話語

那麼，是什麼激起了許多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選民對精英階層的怨恨呢？答案始於近幾十年來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但並不止於此。廣泛的怨恨，本質上與社會認可和尊重的界定發生了變化有關。

至少可以說，全球化時代的回報很不均衡。在美國，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全國收入增長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在前10%的人，而收入居於後50%的人在這幾十年的收入幾乎沒有增長。按實際價值計算，處於工作年齡的男性的年收入中位數約爲36000美元，低於40年前的水平。如今，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其收入比收入居於後50%的人的收入總和還要多。

但即使是這種不平等的爆發，也不是民粹主義者憤怒的主要原因。長期以來，美國人一直容忍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認爲無論一個人的人生起點是什麼，他都有可能從貧窮變得富有。這種對向上流動可能性的信念是美國夢的核心。

基於這一信念，主流政黨和政治家以呼籲更大的機會平等來應對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對因全球化和技術更替而失去工作的工人進行再培訓，增加民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消除種族、民族和性別障礙。這些關於機會的花言巧語可以被總結爲這樣一句口號：那些努力工作並遵守規則的人應該能夠“盡其所能”向社會上游前進。

近幾年來，兩黨的政客都反覆強調這一口號，簡直到了唸咒的地步。共和黨人中的里根和小布什，以及民主黨人中的克林頓、奧巴馬和希拉里都援引了這一口號。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他在演講和公開聲明中運用這句話超過140次。

現在，階層躍升的話語聽起來很空洞。在當今的經濟形勢下，實現階層躍升並不容易。出生於貧窮家庭的美國人在成年後往往會一直貧窮。那些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人中，只有大約5%的人能夠進入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大多數人甚至成爲中產階級都做不到。在加拿大、德國、丹麥和歐洲其他國家，擺脫貧困比在美國更容易。

這與長期以來認爲流動性是美國解決不平等問題的答案的信念不一致。美國人告訴自己，美國可以比歐洲國家的階級社會更少地擔心不平等，因爲向上流動在這裏是可能的。70% 的美國人相信窮人可以靠自己擺脫貧困，而只有35%的歐洲人這樣認爲。這種對流動性的信念或許可以解釋，爲什麼美國的福利制度不如大多數歐洲國家慷慨。

如今，流動性最高的國家往往也是最平等的國家。向上流動的能力似乎更多地取決於獲得教育、醫療和其他資源，而不是來自貧困的鞭策，這些資源讓人們能夠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近幾十年來不平等現象的激增並沒有加快向上流動的速度，相反，不平等加劇讓那些處於頂端的人能夠鞏固自己的優勢，並將這些優勢傳給子女。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名牌大學消除了種族、宗教、性別和民族的入學障礙，此前，這些名牌大學只限於特權階層的子弟入學。SAT 的誕生源於這樣一種承諾，即根據學業成績而不是階級和家庭出身來錄取學生。但今天的優績至上幾乎已經變成了世襲貴族壟斷。

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2/3的學生來自美國收入最高的那10%的家庭。儘管有慷慨的經濟援助政策，但只有不到4%的常春藤聯盟高校學生來自收入最低的那20%的家庭。在哈佛大學和其他常春藤聯盟高校，來自收入最高的那1%家庭的學生比來自收入最低的那50%家庭的學生加起來還要多。

美國人認爲，只要努力工作，發揮才能，任何人都可以出人頭地，這種信念已不再符合現實。這也許可以解釋，爲什麼關於機會的花言巧語不像過去那樣鼓舞人心。流動性不再能補償不平等。任何對貧富差距的嚴肅回應都必須直接考慮到權力和財富的不平等，而不是滿足於設計方案幫助人們爬上梯級間隔越來越大的梯子。

▲作者邁克爾·桑德爾是引領當今世界思潮的重要哲學家，《公正》《金錢不能買什麼》作者，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公開課老師。

作者：邁克爾·桑德爾

編輯：金久超

責任編輯：朱自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