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時，符建濤是村裏出名的搗蛋鬼。他在山東的田間地頭撒歡，偷挖別家的紅薯，掰折剛種的小樹苗，跳進齊胸深的河裏摸魚。以至於，大人們告誡自家孩子遠離他。

不爲人知的，活蹦亂跳的符建濤內心有一段兒時的記憶，像是扎進心裏的刺。14年來，時常讓他感到煎熬。

直到不久前，深圳的民警找到他，讓他徹徹底底證實確信了，那是他兒時被拐的片段，雖然殘缺不全。

在深圳那個夜晚，他被如今的“三叔”，帶到了一對陌生人面前。在接下來的日子裏，他要叫這對人爸爸媽媽，並跟隨他們，來到聊城的一個村莊，在留守中長大。

尋找符建濤的尋人啓事和當年警方的立案通知書。 本文圖片均澎湃新聞記者 邵克 圖“黑色星期五”

符建濤的活潑是天生的。母親彭冬英回憶，周圍的鄰居們形容兩個兒子“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大兒子內向老實，二兒子符建濤開朗調皮。那時彭冬英家裏開着小賣店，四歲的符建濤會“教”大他兩歲的哥哥，偷喫家裏雞腿，要把包裝扔到外面去，免得被發現。他會拿錢出去買糖果，然後分給別的小朋友，讓一起玩耍的小朋友都聽從於他。

這調皮可能也導致了日後符建濤多年來的重大誤解，對於媽媽曾經說過的那句話，“再不聽話就把你賣了。”

那是2007年12月28日，星期五，彭冬英形容那是一個“黑色星期五”，那天以後，“天就再也沒有亮過。”

晚上七點鐘，彭冬英和孩子們喫完了飯。按照往日，兄弟兩個會一同下樓玩一會兒。這天，大兒子的試卷還沒有完成，彭冬英要求他，做完之後才能下樓，她自己也留在屋裏陪大兒子做試卷，二兒子符建濤就自己下樓去了。

那個時節深圳的天氣已經有點涼了，符建濤剛開始穿了一雙拖鞋。大概晚上八點鐘的時候，符建濤跑了回來換鞋，手中拿着一根棒棒糖。彭冬英還問了句，誰給的。兒子說，隔壁的一個叔叔。

當時彭冬英並沒有察覺出有什麼異樣，她更沒想到，這會是最後一次見到兒子符建濤。她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是人販子爲了方便帶兒子走，才讓他回來換的鞋子。

大兒子的試卷做完了，彭冬英下樓準備把老二找回來。她先是在小區裏逛了一圈，沒有發現兒子的身影。又去了平日裏符建濤一塊玩兒的幾個小朋友家裏，也沒有找到。她再一次地搜尋了一遍小區，仍舊一無所獲。

彭冬英說，這時候她的腳開始有點軟了，她開始哭，她慌了。

她腦海裏開始浮現，前段時間電視裏播出的一則父親尋子新聞。那個父親叫孫海洋，也是深圳的，他的兒子在一個晚上被人拐走。新聞片裏，孩子的奶奶舉着尋人啓事。當時彭冬英還把兩個兒子叫到電視機前來，指着電視對他們倆說“你們以後千萬可千萬不能丟了。”

彭冬英不知疲倦在小區裏一遍又一遍地跑着。晚上9點多鐘了，她逐漸認清，孩子找不到這件事發生了。她找到小區保安，然後報了警。

她開始仿照別人貼尋人啓事，她走進網吧，通宵註冊了QQ，嘗試着發帖。

不久，孫海洋打來了電話，先是安慰她，讓她趕緊把信息發出去，並把失蹤信息在一家尋親網站上登記。突然之間，彭冬英感到有了一個同病相憐的人。

而最後的事實表明，他們二人之間，甚至可以說是“同命相連”。

“白衣男子”

孫海洋是湖北人。按照他的說法，在偏遠農村長大的他，2007年和妻子帶着3歲多的孩子來到深圳，一心想讓孩子在大城市上學、成長。

2007年10月1日，他在深圳當時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沙租下了門店，開始賣包子，這是他多年來養家的手藝。當月3日，包子鋪開業了。

孫海洋說，包子鋪早中晚一天能賣2000個包子。包子鋪的旁邊，就有一家幼兒園。4歲的兒子孫卓8日進了這家幼兒園上學。這一切都是在朝着他夢想中的樣子在發展。

9日，孫海洋像前幾天一樣，在兩點多鐘起牀，開始發麪，他已經這樣忙了一個星期了。到了晚上，妻子在店裏切蔥，孩子就在身邊玩，迷迷糊糊中，孫海洋睡着了。他依稀聽到孩子跟他打了招呼，要出去玩一下。他還回了句，天都黑了，不要出去了。這是當天他跟兒子孫卓說的最後一句話。

當時孫海洋心想，孩子應該就在包子鋪門口玩。

到了晚上七八點鐘，孫海洋被妻子叫醒，孫卓不見了。

包子鋪旁邊修皮鞋的人說，你的孩子是被親戚帶走了。孫海洋聽到這裏急了，當時他並沒有親戚過來。他朝着修鞋人指明的孩子離開的方向，開始猛追。

接下來，這“握手樓”林立的城中村中，每一個十字巷口都讓孫海洋感到無比的困難，他不知道人販子會拐進哪裏。他只能憑着感覺，選擇人少的街道追去。直到面前出現了一片樹林，孫卓還是不見蹤跡。

孫海洋的父母也從老家趕過來了，一家人開始貼傳單。懸賞金額從5萬元提到10萬元，後來又提到20萬元，孫海洋還乾脆把包子鋪的招牌也改成了“懸賞二十萬尋子店”。

孫卓被拐第6天，孫海洋無意中發現，隔着一條巷子，路口的那家便利店有監控攝像頭，他找了過去。

監控視頻顯示，2007年10月9日晚上7點多，孫卓在包子鋪附近花壇獨自玩耍，一個身穿白襯衣黑長褲，腳穿棕色皮鞋，手提皮包的中年男子靠近他，把一個玩具車拿出來，給孫卓玩。後來男子哄騙他到超市門口又買了喫的，之後二人消失在監控裏。

孫卓被帶走時，監控視頻拍下了嫌疑人。

這段視頻，孫海洋看了無數遍，那個白衣男子他是誰，把孫卓帶去了哪裏，無從知曉。

他在媒體辦公樓附近貼尋人啓事，後來引起關注，孫海洋尋子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

抱團取暖

孫海洋接到無數電話，有相同遭遇的家長，有出謀劃策的好心人，也有別有用的騙子。這些電話他都一一接聽，他願意相信，即使一萬個騙子的電話，總會有一個是真的。

他記得，一次他差點就轉錢了，那也是2007年。他正在外邊貼着尋人啓事。手機上收到了一張照片，那完全是兒子孫卓的臉，只是身上穿着沒見過的衣服。去往銀行打錢的路上，對方高頻率的催促讓他起了疑心。至於這麼着急嗎？他找了家照相館，別人告訴他這是ps的照片，當時的他哪裏懂這些。

還有一次，他手機上收到一張打拐志願者的照片，照片上的孩子像極了孫卓，只是顯得瘦小了一些。他覺得這也正常，可能被拐的這段時間喫不好。他立馬買票趕到寧夏。結果，那只是當地家庭走失的一個孩子，很快找到了親生父母。因希望而牽動起來的緊張情緒一下子崩潰了，他嚎啕大哭起來。

三歲以前，孫卓是奶奶帶大的。每次帶着希望出門，但孩子總也不是自己的孩子，孫海洋慢慢變得不敢回家，他不敢面對孩子奶奶那渴望的眼神。

逢年過節，他不願回老家，親戚朋友總勸他“不用找了，肯定找不到了”，這讓他心裏冒火。

因爲較早受到關注，孫海洋在尋親的圈子裏有了名氣。越來越多有着同樣遭遇的人找到了他。孫海洋建起了qq羣，他說人販子都是一個團伙一個團伙的，找到一個孩子可能順帶着能找到別的孩子。另外，同病相憐的人能總能感同身受，大家可以抱團取暖。

彭冬英也跟着參加了許多尋親活動，她把自己的社交賬號的名字都命名爲“尋子符建濤”。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隊打拐民警盧保磊說，彭冬英是一個非常執着的人，每年的除夕，她總能接到彭冬英的電話：“盧警官，我的小孩有沒有線索。”彭冬英一家會做上一桌子菜，多擺上一副碗筷，開始唸叨，“今天又是除夕夜了，爸媽還沒找到你，”然後又是一家人在那裏哭。

彭冬英還會在符建濤每年生日的時候買一個蛋糕，然後對着蛋糕說，“兒子，全家人都在找你。”這種失子的痛苦，打拐民警感受的真切。盧保磊知道，彭冬英喫下蛋糕的時候，可能比喝下毒藥還要難受。

“團圓”行動

盧保磊說，當年案發以後，警方做了大量的核查排查工作，排查高度疑似的人員達上百人，但受制於現場條件和技術條件，案件一直沒有突破。公安部也將符建濤、孫卓兩起案件列爲了督辦案件。

2021年1月，公安部部署開展爲期一年的“團圓”行動，全力偵破拐賣兒童積案、全力緝捕拐賣兒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失蹤被拐兒童。

公安部從全國組織專家開展的“團圓行動刑事技術集中比對會戰”。在更強有力的組織領導下，疑似被拐人員DNA等數據信息得到更廣泛的採集，DNA信息庫、人像比對等新技術，得到更充分的應用，查找失蹤被拐兒童的新渠道、新方法不斷開闢出來。

廣東省也通過全面收集整理被拐失蹤兒童照片檔案，積極開展查找會戰，並將上述兩起案件納入重點進行攻堅。9月，一條線索出現，山東聊城一男子，與符建濤高度相似。

盧保磊和同事們立即趕往山東。通過聯繫學校，民警見到了該男孩，並採集了血樣。迫切想知道結果的盧保磊和同事，跑到當地的DNA實驗室，希望工作人員們加班加點也要把數據做出來。

數據出來後傳回深圳，一個令人振奮消息反饋回來，比對成功了。盧保磊覺得，坐過那麼多的飛機、高鐵、綠皮火車， 啃過那麼多的燒餅、麪包、火腿腸都值了。

人找到了，案件也要偵破。在盧保磊和同事們再次見到該男孩時，該男孩對他們說：“叔叔，我知道你們是警察，我是被拐來的，我還記得我的名字。”

也許是因爲口音的原因。他把自己的名字記成了是“胡建濤”。

這個男孩記得，家裏是開小賣店的，他還記得母親給他買的糖果的牌子。

“媽媽，你還記得嗎”

彭冬英保存着兒子最喜歡的這套衣服。

民警告訴男孩，他真實的名字叫符建濤。符建濤拿出手機檢索，搜到了彭冬英在網絡上發佈的尋親信息，不一會兒，他直接把電話給彭冬英打了過去：“媽，我是符建濤。”

接到電話的彭冬英以爲又是一個騙子，電話裏那孩子說：“媽媽，你還記得嗎，小的時候我跟哥哥去動物園玩，我們把蛇搭在哥哥的脖子上，我抓着蛇的尾巴。”彭冬英想起，這張照片他至今還保留着。

那孩子還說：“上學的時候，我不願意起牀，媽媽你就拿幾塊糖，放在我伸手夠不到的地方，那樣我就起牀了，你還記得嗎？”

一時間，彭冬英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直到她把電話給盧保磊打了過去，得到了證實。盧保磊告訴她，孩子找到了，不要着急，後續還要辦案。

兒時的符建濤喜歡小動物。他告訴民警，那天晚上，他到小區另外一棟樓找小夥伴玩，在樓下碰到了如今的“三叔”。他牽了條小黃狗，把符建濤引誘到了小區一角的圍欄處，那裏沒有監控，也沒有保安。隨後他舉起符建濤翻出了小區。

符建濤記得，後來他被要求叫一個陌生人爸爸，他還疑惑地問：“爲什麼這個爸爸這麼黑啊，跟我的爸爸不一樣，”“三叔”說，那是因爲曬得。符建濤說，雖然那時還小，但突然從一個熟悉的環境到一個陌生的環境，記憶是很深刻的。

但之後發生的事情的具體細節，符建濤就記不清楚了。他記得坐大巴跟隨如今的父母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山東聊城。

符建濤說，兒時記憶裏一直有一種想法，那就是媽媽說過，“再不聽話就把你賣了。”他無法分清自己是不是被媽媽賣掉的，所以他也不敢喊，不敢鬧，怕被打。這可能是一個雙方你情我願的事情，這個想法時時纏繞在他心裏。

父母總是在外地打工，符建濤在山東跟奶奶生活，成了留守兒童。他問過奶奶，自己是不是爸媽親生的。奶奶看着他笑笑說：“你這麼小，應該不記事情吧。”

符建濤上初中的時候，一次村裏診所採血，他跑去驗了血型。他在與父母視頻通話時問得了父母的血型。憑藉自己有限的生物知識，他進一步驗證了，自己不是親生的。

也是靠着男孩驚人的記憶力，案件嫌疑人，他如今的“三叔”吳某龍浮出水面。

抓獲吳某龍之後，警方查明，當年在深圳南山區一家商場做保安的吳某龍，將在小區閒玩的符建濤拐走，送給了符建濤現在的養父撫養至今。符建濤的養父，就是吳某龍的二哥。商場的老員工證實，當年案發後，吳某龍便不見了蹤跡。

異地成長

循着符建濤被找到的線索，結合兩案案發時間相近等情況，專案組認爲犯罪嫌疑人吳某龍有拐賣孫卓的重大嫌疑。相關線索通過廣東省公安廳上報至公安部打拐辦。經專家們技術比對，另一名男孩出現了，就在距離符建濤山東家庭不遠的地方。

隨後，盧保磊和同事們採集了他的血樣，經過檢驗，該男孩就是孫卓。

彭冬英想起來，之前她跟孫海洋就經常覺得，兩個孩子是被同一個人拐走的。

孫卓和符建濤山東的家庭都是隻有女兒，沒有兒子。在當地，這樣的家庭被稱爲“絕戶”。孫卓的養母李某霞告訴澎湃新聞說，當時就是她拍板決定領養孫卓的。農村鄰里之間，閒話太多，這讓她難以忍受。孫卓的養父跟符建濤的大伯算是遠房親戚，當時吳某龍說這個孩子是跟分手的前女友生的，她就也沒有多想。

孫卓覺得，如今這一切像做夢一樣，太詭異了。孫卓在養父母近乎溺愛的包圍中長大。他說，自己有什麼要求，基本都會得到滿足，養父母也不會讓他幹什麼家務、農活。民警們在走訪中也證實了這一點。小孩子饞嘴想喫烤腸，別的家長都是一根一根給自家孩子的買，孫卓的養父母一次買十根給他。

符建濤則對童年留守之痛有着深切的感受。養父母爲了一家生計，常年在外地打工。

初中上學住校時，他自己一個人揹着被褥、生活用品在宿舍樓裏跑上跑下。別的同學，都有父母把行李送到宿舍，把牀鋪好，千叮嚀萬囑咐，他只能一個人累得滿頭大汗。

但符建濤也覺得養父母對他是好的。養父在外地省喫儉用，打兩份工供他生活、讀書。養母也是一身疾病。放假的時候，他坐火車到養父母打工的地方，養父母也總是把好喫的都給他。

認親

在養父母被採取強制措施之後，符建濤有一次離家出走了。

這個天性開朗的男孩，壓力之下，被迫不停的拷問自己，這一切是不是都是自己的錯。他感到身上揹負了一種莫名的負罪感。

十四年來，彭冬英一直住在原來那個房子，沒有搬離，等待着兒子的回來。她將兒子特別喜歡的一套衣服，放在枕頭下面。她說，母親連心，我呼喚他，他一定能聽得見。

在符建濤的心裏，既不希望養父母坐牢，也不想看到母親痛苦。他不知道該怎麼辦，一度覺得自己是不是不該來到這個世上，他感到內疚。

彭冬英將心聲告訴了兒子，這件事情不是因他而起，他是這件事情的受害者，讓他不要多想，好好學習，考上大學，其餘的交給法律來辦。

符建濤應該已經從重壓之中走出來了，他說，他想盡最大努力愛每個人。他想考上南方的大學，離母親近一點。

在彭冬英生日那天，符建濤給母親發了一條信息，“14年簡單的言語無法形容你的痛苦，感謝你做我的媽媽，這是我此生最大的幸運與福氣……願我們一家人開開心心快快樂樂，未來，我陪你夕陽漫步”。彭冬英讀一遍，就哭一遍。

12月6日中午，在深圳、聊城警方的精心組織安排下，兩個家庭都和失散已久的孩子，現場相認了。

認親後，孫卓和父母跟奶奶視頻通話。

孫卓也許接下來要面臨一個對他來說殘酷的選擇。在認親之前他告訴澎湃新聞，他看了父親孫海洋尋親的相關報道，但還是想繼續留在山東，自己十幾年來生活的全部都在那裏。他也不知道如何安慰親生父母，找了兒子這麼多年，終於找到了，可還是沒回家，這種痛苦怎麼安慰得了。

認親後，孫海洋說，他想要孩子留在深圳，留在自己身邊讀書，這次，他會把兒子照顧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