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首席觀點 | 廖羣：全球經濟走勢與中國應對之策

廖羣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在日前發佈的《世界經濟黃皮書》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確定性和應對政策帶來的一些副作用，再加上疫情前便存在的各種問題和各主要經濟體未來政策調整的方向與力度，共同構成了影響2022年世界經濟走勢的基本因素。2022年，在全球疫情持續的基礎上，地緣政治衝突進一步加劇，對全球整體經濟活動將產生長期影響。在複雜而嚴峻的外部環境下，我國應如何應對？對此，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廖羣博士。他表示，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決定了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戰略應穩中有進，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應靈活寬鬆。

2022年全球經濟走勢的三種可能性

《金融時報》記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2年世界經濟將增長4.4%，較去年10月發佈的預測值下調0.5個百分點，您認爲2022年全球經濟將會持續復甦還是增長低於預期？

廖羣：IMF對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的最新預測低於去年10月，是在預料之中。去年10月，雖然上半年經濟強勁復甦的勢頭已經減弱，但市場沒有料到此後新冠肺炎疫情會惡化，所以對經濟復甦力度仍保有較強的信心。但實際情況是，去年末，奧密克戎病毒迅速擴散，導致各國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屢創新高，對經濟造成了比預期更大的影響。因此，各個經濟預測機構都下調了2022年全球經濟的增長預測，IMF是其中之一。

過去兩年來，新冠肺炎疫情演變是全球及各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全球及各國經濟2020年均受到重創，2021年又都出現了自低點的V型反彈。2021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5.9%，高於疫情前的水平，但這是在去年收縮3.5%的基礎上實現的，並不意味着經濟真正增長勢頭超過或恢復到了疫情前的水平。所以經濟增勢究竟如何，要看2020年和2021年的兩年平均增速。而全球經濟兩年平均增速爲1.1%，低於疫情前或潛在增速，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如此。

當前，全球及各國經濟都還處於疫情重創後復甦的階段，對大多數國家而言，還遠未實現復甦。從這個角度講，2022年應該是持續復甦的一年。但復甦步伐取決於諸多因素，其中疫情如何演繹仍是關鍵。不幸的是，隨着奧密克戎病毒迅速擴散，經濟復甦步伐受阻，疫情和防疫策略如何發展仍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是疫情本身還有新變異病毒出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很多發達國家正在實驗的“羣體免疫”策略能否成功。從目前情況來看有三種可能性，一是出現更加惡性的新變異病毒或“羣體免疫”實驗失敗；二是不出現更加惡性的新變異病毒，“羣體免疫”實驗持續但進展緩慢；三是不出現更加惡性的新變異病毒且“羣體免疫”實驗很快成功。

如果是第一種可能性，則全球經濟復甦步伐將大大放緩，甚至重新陷入衰退；第二種可能性下，全球經濟持續復甦，但從2020年、2021年和2022年三年的平均增速看，仍遠低於疫情前的水平；若第三種可能性成爲現實，則經濟復甦步伐大幅加快，三年平均增速向潛在增速靠攏。至於哪種可能性大，目前看來是第二種相對更大些，第一種偏悲觀，第三種偏樂觀。第二種可能性下，預計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爲4%左右，較IMF的預測稍低，但仍表明持續復甦的態勢；2020年、2021年和2022年三年的平均增速則爲1.9%，明顯低於疫情前，說明仍未恢復潛在增速。

各國疫情防控策略將有所調整

《金融時報》記者：從歷史上看，重大疫情持續兩年左右病毒便開始下降。因此，有觀點認爲，隨着防範手段進步和防範策略不斷成熟，疫情將逐步受到控制。那麼，2022年的疫情是否不再是經濟復甦的掣肘？

廖羣：的確，歷史上重大疫情大多持續兩年左右便受控，即便是約100年前首發於歐洲的全球性“流感大流行”也於三年後大致結束。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與以前的疫情有所不同，雖然到目前爲止感染與死亡人數仍低於“流感大流行”，但病毒的傳染性尤其是其變異性更加嚴重和可怕。因此，隨着防範手段進步和防範策略不斷成熟，可以認爲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將日益受控，但如前所述，疫情本身如何發展不確定性仍然很大，且更爲重要的是，防疫策略到底怎樣才能夠持久有效並不明朗。

今後將是兩種不同防疫策略的實施、比較與轉換：一種是“零容忍”策略；另一種是“羣體免疫”策略。截至目前，“零容忍”策略顯然是成功有效的，所以我國疫情感染和死亡人數大大低於美國及大多數其他國家。但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正在實驗“羣體免疫”，如果成功，則新冠肺炎疫情將像普通流感一樣對生命和經濟的影響忽略不計；如果不成功，則這些國家將轉向或回到“零容忍”策略上來。同時，“零容忍”策略也會視“羣體免疫”策略的效果進行調整。

然而，這種不確定性是中期性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明朗。所以就今年而言，不會有一個明確結果。因此，今年採取“零容忍”策略的國家與地區將繼續實施“零容忍”策略，同時密切觀察他國“羣體免疫”策略的實施效果；開始採取“羣體免疫“策略的國家，如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將逐步開展“羣體免疫”策略，同時密切觀察他國“零容忍”策略的實施效果。

美國通脹水平將持續維持在高位

《金融時報》記者：2021年，美國通脹水平已超預期，成爲影響經濟運行的最大隱患。您認爲今年通脹形勢將如何演變？是否會形成市場普遍擔心的“滯漲”格局？

廖羣：去年，美國通脹率快速上升，突破了7%，這是多年來少見的。通脹超預期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多年來美聯儲寬鬆貨幣政策的累積效應顯現。通脹本質上是貨幣現象，美聯儲長期零利率和量化寬鬆使得市場貨幣氾濫，導致市場需求膨脹，推升價格。二是疫情下美國及其他國家商品供應鏈出現阻塞甚至斷鏈，使得商品供應量難以跟上需求量增長，從而通脹率上升。三是美國發動貿易摩擦自食其果，加劇了美國國內商品的供需矛盾，進一步推高通脹。

爲此，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不得不從超級寬鬆轉向收緊，從去年四季度開始縮小量化寬鬆規模，即減少購買債券數量，並計劃今年加息。這有助於降低上述第一個因素導致的貨幣推動型通脹，但第二和第三個因素仍將存在。一方面，美國及全球疫情控制仍難有大的改善；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對華姿態及政策仍沒有改變。所以，今年美國通脹率將比去年有所降低，但難以降至前幾年的水平，仍將相對高企。

至於會不會形成“滯漲”格局，還要看經濟增長情況。去年美國經濟增長5.7%，是一個不錯的數字，但是在2020年下降3.5%基礎上實現的；若看前年和去年的兩年平均增速，則僅有1%，說明還遠未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今年若疫情不顯著惡化，美國經濟增長應該也在4%左右的水平。因此，今年美國還不至於出現“滯漲”局面。但相對於經濟增長，通脹水平會大大高於往年。至於明後年會怎樣，要看美國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走向及其對於通脹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如果政策收緊過快或力度過大，經濟增長可能大幅放緩，則“滯漲”局面就有可能出現。

《金融時報》記者：在高通脹環境下，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將發生怎樣的變化？是否會引發資產價格動盪，進而殃及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

廖羣：隨着美國貨幣政策收緊，除日本之外，大部分發達經濟體也開始了政策正常化進程，即貨幣政策從超級寬鬆走向正常。但這一進程將會是漫長和反覆的，且最終也難以走到真正正常的地步。目前在做並能做的只是降低超級寬鬆的力度，即減少量化寬鬆規模和擺脫零利率狀態，但要把以前通過量化寬鬆釋放出去的過剩貨幣收回來是不可能的，加息也會有限度，利率升至並維持在正常水平的可能性不大。因爲經濟基本面疲弱，經不起政策正常化的收縮性效應，而維持短期經濟增長是發達國家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標。

但即使如此，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貨幣政策收緊，尤其是加息，無疑將導致全球資金向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流動，從而引發全球資產價格動盪，而受全球資產價格動盪打擊最大的必然是發展中國家。當年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利用超級寬鬆貨幣政策釋放的資金低價購買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資產，從而推高了這些資產價格，現在資金隨着本國貨幣政策收緊撤出，便以高價賣出發展中國家資產，後者承受了嚴重的經濟損失。而且，還迫使發展中國家也不得不採取加息等政策收緊措施以阻止資金大規模流出，從而阻礙這些國家經濟復甦。因此，應高度警惕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外溢性。

全球供應鏈受阻狀況將得到改善

《金融時報》記者：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物資、人員和資本流動造成負面影響，導致全球供應鏈受阻，表現爲芯片短缺、能源供應不足、航運不暢、運費暴漲、食品中斷、勞動力短缺等。您認爲今年供應鏈問題是否存在進一步惡化的風險？

廖羣：這取決於前面所說的新冠肺炎疫情與防疫策略如何演變， 即三種可能性哪種成爲現實。如果是第一種可能性成爲現實，即出現更加惡性的變異病毒或“羣體免疫”實驗失敗，則上述供應鏈各種受阻現象將更加嚴重，其後果將減慢經濟復甦步伐，進一步推升通脹，並可能引發社會動盪甚至危機。尤其是如果“羣體免疫”實驗失敗，即發現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人羣最終還是會出現重症和死亡，那對人們的心理打擊將是巨大的，很多防疫措施將不得不重新實施，供應鏈將進一步受阻，後果日益嚴重。

如果是第二種可能性成爲現實，即不出現更加惡性的新變異病毒，“羣體免疫”實驗持續但進展緩慢，則供應鏈受阻狀況將會有所改善。畢竟這一狀況已受到各國重視，一些補救措施正逐步到位。但改善程度有限，只要疫情存在並且“羣體免疫”未達成功的地步，各國人民心理防範仍將存在，政府各項防疫限制措施就難以大幅解除，則供應鏈受阻問題不會從根本上得以解決。

如果是第三種可能性成爲現實，即不出現更加惡性的新變異病毒，且“羣體免疫”實驗很快成功，那情況就更加樂觀，供應鏈受阻狀況將會得到很大改善。可以相信，在疫情威脅與防疫限制措施解除的形勢下，各國將會把修復供應鏈作爲首要任務之一，以促使經濟儘快復甦，畢竟經濟復甦對政府、企業和個人都至關重要。

由於第二種可能性成爲現實的概率最高，所以預計今年全球供應鏈受阻狀況將得到改善，但仍將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地緣政治局勢或致資產價格分化

《金融時報》記者：2022年，地緣政治局勢對國際資產價格將產生怎樣的影響？

廖羣：從目前來看，今年地緣政治最大風險是剛剛開始的俄羅斯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俄羅斯是世界政治與軍事前三名的大國，其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將可能改變歐洲甚至及整個世界的地緣政治版圖，對全球政治、經濟及國際資產價格的影響不可低估。

如果軍事行動持續或不斷擴大，將導致各種國際資產價格產生明顯但不同方向的變化。首先，隨着全球性避險情緒大幅上升，金價及其他貴金屬價格必然上漲；其次，由於衝突發生在歐洲，俄羅斯盧布、烏克蘭格里夫納和歐元勢必相對美元貶值，美元指數相應會上升；第三，鑑於俄羅斯是世界能源供應大國，美歐必將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出口進行打壓，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將上揚；第四，在強烈避險情緒下，全球股市和債市價格將不可避免地下滑。

當然，如果軍事行動較快結束，以上各種資產價格變化將會逐步復原，復原的程度與步伐取決於俄羅斯軍事行動的成果和歐美對俄羅斯制裁措施的力度。軍事行動現在剛剛開始，如何演變尚不明朗，須密切關注後續發展。

中國的應對措施

《金融時報》記者：您認爲我國應該如何應對外部經濟風險的影響？

廖羣：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繼續惡化從而全球經濟大幅放緩仍將是今後幾年我國經濟的一大外部風險，將削弱我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前景。爲此，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應做好充分準備，以保中高速增長爲目標，在全球疫情嚴重惡化的形勢下加大政策寬鬆的力度。今後20年到30年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衝刺時期，爲此經濟中高速增長是必然要求，這決定了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戰略應穩中有進，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應靈活寬鬆。

同時，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加息等貨幣政策收緊措施必將導致全球資金迴流美國和一些發達國家，也會引起我國金融市場和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此，我國也應有所防範，控制好資金流出我國的速度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並掌握好國內宏觀政策的力度和節奏。

另外，世界地緣政治局勢動盪也將對我國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爲此，我國在加快“內循環”以夯實國內經濟基本面的同時，應調整“外循環”結構以減輕對高地緣政治風險環節的依賴，加強其中低地緣政治敏感度環節的建設。也即對外開放要更有選擇性和策略性，儘量避開地緣政治風險的熱點地區，同時努力加強或構建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部分歐洲國家的經貿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