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經營報

本報記者 劉青青 孟慶偉 北京報道

美聯儲與量化寬鬆的割捨、膠着的烏克蘭局勢，會給世界經濟帶來哪些新的“通脹與平衡”問題？中美兩大經濟體的增長前景在哪裏？高度金融化除了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外，又怎樣影響着今天的全球格局？

隨着當前新冠肺炎疫情、經濟格局、政治局勢的頻繁變化，世界正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針對上述問題，近日，在中經傳媒智庫聯合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分社主辦的“智庫思享匯”系列直播中，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吉林大學教授、廣州商學院校長李曉，與全球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進行了一場以“世界經濟的未來”爲主題的精彩對話。

李曉新近出版的《雙重衝擊》一書，對當下世界經濟格局及其動態演變進行了深度論述，而斯蒂格利茨則曾在《美國真相》中，認真討論了美國經濟與社會的真正核心矛盾。

中經傳媒智庫成立於2011年，是由中國經營報社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爲智慧支持單位，集專家、機構、平臺、媒體資源於一體的整合型智庫，旗下傳播平臺包括《中國經營報》、《商學院》雜誌、《家族企業》雜誌、中國經營網、貝果App等紙質媒體及兩微一端。

以下爲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與李曉的對話。

高度金融化給世界帶來哪些影響？

斯蒂格利茨：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我們真正開始意識到金融化的危險。當時美國金融業崩潰，並引發了全球危機，世界各地的人們爲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那麼，到底問題出在了哪裏？爲什麼金融領域會產生如此大的負面影響，影響到我們的社會和經濟？

首先，每個經濟體都需要金融體系，稀缺資本需要通過金融體系進行分配，資本是很重要的生產要素。我們當然需要金融部門，但問題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則是金融應當服務於社會的其他領域，比如有效分配稀缺的資本、資源，提升經濟效率。不幸的是，美國的金融部門變得太龐大，太自私了，好像整個經濟是去服務金融部門，而不是金融部門服務整體經濟。

美國的金融部門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它只注重短期利益，而經濟的增長一定要基於長期的規劃。我們看見很多企業只關注自己短期的利潤，比如當零庫存遇上庫存中斷時，就會演變成系統性問題；再如德國乃至歐洲都非常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隨着烏克蘭局勢的演進，德國已經在擔憂俄羅斯會切斷天然氣供應。這就是經濟過度金融化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美國的金融部門吸納了大量資金，發給高管太高的工資，扭曲了經濟，並導致了更多的不平等。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平衡的、被更好地監管的金融部門。金融部門帶來的不應該是不穩定性，而應該是風險的減少。可是現在的情況卻恰恰相反，高度的金融化加劇了不穩定性。

此外，在拯救地球、推進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上，金融部門沒有很好地幫助我們應對氣候風險。全球重要資產的價格，如石油和房地產，都將受到環境變化的嚴重影響。目前它們的定價是扭曲的。當這些價格重新調整時，我們可能會迎來又一次金融危機。

我們需要更好地對金融部門進行監管，不僅要確保它不要再造成這麼大的損害，還要確保它不要參與到過度的風險行爲中。同時，要讓金融部門服務於社會。這一點非常關鍵，如果我們想要一個長期、穩定、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金融部門一定要發揮這樣的作用。

李曉：斯蒂格利茨教授剛纔的分析，我非常贊同，特別是金融機構的短視行爲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負面的，也難以滿足人類對更加重要的長期合作的需求。斯蒂格利茨教授非常關心收入不平等問題，我一直認爲，在造成美國社會的不平等的根源當中，金融化是一個重要原因。

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國內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會對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所以，美國經濟結構的金融化問題、社會不平等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全球性問題，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全球不穩定的一個根源。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着美國走出滯脹，一直到90年代末，美國金融發展的規則起碼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改革或放松管制。整個美國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以資本市場爲中心的網絡系統。這種金融化的網絡系統對收入分配具有破壞性的影響。

具體來說，它通過三個重要過程對收入分配產生影響：一是收入差距的直接擴大。就像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說的，金融業從業人員獲得了太高收益；二是金融機構扭曲了市場配置，形成了隱性的買方壟斷；三是稅收方面的規則、制度的調整，形成了巨大的財富轉移效應。

在這個過程中，金融既得利益集團對於美國政治生活的影響同樣非常巨大。而經濟增長的成果無法被公平地分享這一點，跟金融業的擴張以及政府未能承擔起調節社會分配、遏制金融資本擴張的職責是高度相關的。我認爲金融化過程對實體經濟的打擊、金融集團的自利和影響政府政策、規則和法律制定過程的牟利行爲，直接導致了美國貧富的兩極分化。

我認爲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金融化的社會政治結果，導致資本與勞動的關係、資本與國家的關係以及資本與民主政治之間的三重關係，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這種“啞鈴型”的社會結構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階層的“大脫鉤”，它使得以中產階級爲基礎的民主體制面臨着嚴重威脅，造成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分化、裂變，甚至出現嚴重的政治極化，包括民粹主義的抬頭。這種結構變化對美國對外關係政策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如何看待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

李曉：我認爲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他的書中對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進行的建設性批評是非常中肯的，我很贊同，也深受啓發。我現在更加關注的是，現階段，美聯儲在全球貨幣事務中的影響力是明顯上升的。

在我看來，有兩個方面值得我們關注。首先，在2008年金融危機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後，美聯儲與其他14家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央行簽署的長短期的貨幣互換協定在很大程度上使得IMF和世界銀行在金融危機救助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被邊緣化了。

其次，美聯儲貨幣政策邏輯的改變在理論和實踐上對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都造成很大影響。上世紀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所形成的美元體系，使得美國可以不再努力通過製造業的生產去“掙錢”，而是通過“借錢”來滿足經濟生活運行，現在則是通過“印錢”來直接刺激經濟增長。這無疑是一個通脹的“潘多拉盒子”被打開的過程。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次美聯儲退出QE（量化寬鬆）的難度要遠遠大於上一輪操作，它的不確定性是非常大的，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擾動性也更強。我特別擔心，根據目前美國通脹數據以及全球通脹趨勢，我們是否會在“大疫情”的條件下迎來一波“大通脹”。

根據2022年1月26日鮑威爾的發言，今年內美聯儲要做三件事。一是停止購債，二是加息，三是縮表。但現在看來，我認爲它的退出操作恐怕並非易事。

一方面，美聯儲恐怕需要控制好通脹與股市穩定之間的平衡，以及通脹與經濟增長或復甦之間的平衡；另一方面，市場原本預期，油價應在今年下半年下跌，但烏克蘭局勢的加劇導致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的飆升已成定局。

總之，這輪美聯儲退出QE的操作恐怕將是不確定性非常大的一次，被動性很強，挑戰性也很大，對國際市場的影響更加不利。在此背景下，令人擔心的問題是，通脹上行會否使世界經濟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滯脹之後再一次出現“大滯脹”？

斯蒂格利茨：首先，我先說一下，如果我們不談財政政策，是沒有辦法討論貨幣政策的。如果我們要實現經濟復甦，就需要依賴貨幣政策。儘管貨幣政策並非十分有效，但這是我們擁有的唯一工具。

貨幣政策的使用會帶來一些副作用，它導致不平等加劇。低利率導致股票市場和房地產的價值增加，繼而加劇財富的不平等。在重振經濟方面，貨幣政策並沒有起到我們期待的作用，許多批評者非常擔心這會導致大規模的通貨膨脹。

有些人把通脹歸結於貨幣政策的問題，實際上導致通脹的原因並非是需求，而是供給側的不穩定。貨幣政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即使能夠解決部分問題，解決方案造成的影響可能會比問題本身更糟糕。我們需要針對價格上漲的根本原因進行有針對性地干預。

正如李曉教授提到的，通脹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能源價格上漲。本來我們應該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畢竟化石燃料、地緣政治、地緣經濟非常不可靠。我們可以相對較快地建立可替代能源系統。

最後，我想強調，雖然通貨膨脹率遠高於很長時間以來的水平，但7%的通脹率其實並沒有那麼高，因爲對通貨膨脹的衡量方式不同，這些數字並不能真正準確地評估我們所處的情況。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保護那些會被通脹嚴重影響的羣體，需要執行一些特殊的項目去保護這些受到通貨膨脹嚴重影響的弱勢羣體，即最底層的人民。

烏克蘭局勢對全球經濟和世界格局將產生什麼影響？

斯蒂格利茨：首先，我要提醒大家，今天的俄羅斯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從購買力評價來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和美國各佔全球GDP的20%左右。俄羅斯儘管擁有很大的國土面積，但其經濟體量和荷蘭差不多，類似於一個歐洲小經濟體，但我們也不能輕視它。

歐洲犯的錯誤就是過度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不過，全球經濟有調整的方法。雖然這一過程會很艱難，很痛苦，但相信可以做到。

我們經歷過上世紀70年代的能源價格高漲，我認爲我們知道如何更好地應對，可再生能源的建設可以很快，目前我們也一直專注於節能，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會存在一些障礙，但我相信只要我們齊心協力，我們可以很好地應對。

李曉：斯蒂格利茨教授坦率地說出了一個很本質的問題：俄羅斯是一個非常小的經濟體，正因爲它是體量不大的經濟體，對它的制裁可能成本未必很高。

從對全球經濟增長和全球格局的影響來看，我認爲，烏克蘭局勢升級以及歐美各國採取的全方位的制裁行動，加劇了全球經濟下滑的動力，也加劇了全球會不會陷入一場“大滯脹”的擔憂，如果滯脹或者世界經濟蕭條真的到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在我看來，對美聯儲和全球經濟而言，更大的考驗還在後面。換句話說，我認爲制裁可能真的是一把“雙刃劍”，對俄羅斯來說可能是大蕭條，但在導致俄羅斯經濟蕭條、崩潰的同時，也可能會出現全球經濟的“大滯脹”。

至於烏克蘭局勢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我覺得這可能會成爲21世紀世界格局、秩序變化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很可能是在“大疫情”“大通脹”的基礎上，加劇全球性的“大分裂”，或者全球化“大分裂”。

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分析的那樣，烏克蘭局勢可能使得歐洲切實感受到自身的傳統能源結構的脆弱。不過正因如此，歐洲很可能會加快促進太陽能、風能，包括綠色可再生能源技術的創新性發展，進而成爲引發全球能源結構重大調整的契機。

再就是對俄羅斯的制裁，讓全球切實感受到美元體系所擁有的巨大金融權力和威力。但同時也帶來一種思考，即美元體系的“武器化”的使用，能否加快一些國家的“去美元化”過程，進而對國際金融體系，或者是全球的金融治理產生一些影響。

總的來說，烏克蘭局勢對全球的政治、安全、經濟、能源，包括金融秩序可能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

中美經濟增長前景如何？

李曉：最近，中國政府提出了穩增長、穩預期的政策目標，並指出中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減弱的三重壓力，這個判斷是非常準確的。

短期內，我認爲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恐怕要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在烏克蘭局勢加劇及其可能形成的全球經濟衰退或滯脹趨勢的背景下，外需減少將使得中國出口面臨很大的衝擊和挑戰，所以穩內需將成爲今年的重中之重。

一方面，我們應當儘早、儘快地降準降息來穩定市場預期，另一方面也要高度關注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影響，這無疑將增大宏觀政策調控的難度。

從長期來看，我認爲中國經濟增長需要處理好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在經濟增長模式轉型過程當中，如何解決好促進經濟增長的傳統手段及其路徑依賴與經濟結構調整之間的關係；二是要處理好收入分配問題，一定要避免社會收入差距的擴大；三是要考慮到民營經濟是技術進步、穩定和增加就業的核心力量，未來如何確保社會創新的動力和活力是至關重要的；四是金融開放與發展。我認爲，金融開放與發展不僅是提高國內外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同樣也是促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共存共榮的重要基礎。

斯蒂格利茨：我們現在面臨幾個不確定性，我們迄今還沒找到答案。第一個不確定性，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希望奧密克戎是新冠病毒最後一個變種，希望疫情能夠得到控制，這樣我們才能繼續更好地發展經濟。就像我之前所說的，如果這個世界不安全，每個人都不可能安全。

第二個不確定性就是可能會讓全球產生不穩定性。烏克蘭局勢會對能源市場造成多大幹擾，我們也不得而知。

第三個不確定性，就是面對疫情影響以及烏克蘭局勢，全球經濟的韌性如何？部分供給側短缺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比如木材短缺，但有些問題，如芯片短缺，還沒有解決。我們也不知道還要多久才能夠解決。

我擔憂的是央行可能反應過度，加息速度過快，這樣就會帶來全球性震盪，特別是很多國家已經債臺高築。當利率爲1%或1.5%時，管理債務是一回事；當利率升到4%時，管理債務就會相當困難。

所以，我們一定要意識到，目前全球確實面臨一些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如果事情發展得順利，美國經濟在今年和明年會增長得非常不錯，中國也是一樣。但也可能出現其他情況，那麼經濟發展前景將不容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