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陳獨秀的兒子陳松年去世，時年80歲。
陳松年1910年出生於安慶老家，是陳獨秀和髮妻最小的兒子。髮妻高大衆給陳獨秀生育了三子兩女，有四個子女成人，陳延年，陳喬年，陳松年和女兒陳玉瑩。陳松年則是年齡最小的那一個，他從小跟着母親祖母一起在老家長大。也許是年紀小的緣故，他的一生沒有兩個哥哥那麼幸運可以去北京上海讀書，出國留學，也是如此得以安穩度過一生。
圖｜陳延年與陳喬年
陳松年比陳延年小了12歲，比陳喬年也小了8歲，陳延年和陳喬年十幾歲的時候便出去讀書求學，所以兄弟三人在一起的時光也不過短短几年。
後來陳獨秀去日本留學，學成歸來以後便在北京積極地參加革命事業，幾乎沒有回過家，所以父愛在陳松年的童年是缺失的，沒有父親的陪伴，沒有兄長的陪伴，他一直是在孤獨中長大的，他最大的願望可能就是一家人可以團聚，只是造化弄人，一家人團聚的願望也隨着兩個哥哥的慘死逐漸破滅，而後整個家庭逐漸分崩離析。
延年喬年的英勇就義，姐姐悲傷過度的去世，母親的病逝，父親久未歸家，諾大的陳家幾乎家破人亡，所以在以後的時間裏，陳松年只好老老實實的呆在家裏。兄長和父親肩負了國家的責任，自己便承擔這個小家，所以現實的處境使得他的性格和兩個兄長，和父親截然不同。
可是，作爲陳獨秀的兒子，便註定了自己從小有不安穩的生活。
他三歲的時候，那時候是1913年，陳獨秀追隨柏文蔚參加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作爲反袁大軍的一員，袁世凱自然不會放過陳獨秀和他的家人。
1913年，他的祖父陳昔凡去世，靈柩還停在家中，倪嗣沖派來的一批打手突然來到家中，揚言要抓住陳獨秀的三個兒子，沒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搶走了陳家很多的字畫。
此時的陳延年和陳喬年聽到要抓人，便翻牆逃走，而年僅三歲的陳松年因爬牆體力不支，掉到了鄰居家的盆裏，鄰居聞聲趕來，謊稱是自己的孩子，陳松年才逃過此劫，但官兵卻抓走了陳獨秀哥哥陳孟吉的兒子，遭了四年的牢獄之災。
圖｜陳獨秀
1915年，陳獨秀將陳延年和陳喬年接到上海求學，一來讓他們見見世面，二來培養一下二人獨立生活的能力。
此時的陳獨秀作爲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本可以讓他們兄弟二人幫助自己工作，這樣他們兄弟二人也不會受太多苦難，在父親身邊也安全，生活不成問題。
但陳家父子的關係並不是很好，延年喬年倔強的性格使得他們二人即使再苦再難也不會求助於別人，加上陳獨秀想要嚴格要求他們，所以陳延年和陳喬年在上海的生活並不是想象中那麼安逸。他們晚上會睡在圖書館的地板上，白天外出打工賺錢養活自己，有空餘的時間便讀書學習。
繼母高君曼看到他們兄弟二人面黃肌瘦，衣衫襤褸，曾多次向陳獨秀求情，讓他們回家喫住，陳獨秀卻抱怨妻子：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發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途可也。
事實也確是如此，他們兄弟二人的成績，和他們是陳獨秀的兒子沒有任何關係，無論是考大學還是出國留學，有了自己的信仰，都是靠自己努力而來的。
來滬兩年後，陳延年和陳喬年考上了震旦大學，隨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傳播，他們在吳稚暉的介紹下，於1919年12月去法國留學，在法國留學的經歷中，他們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後來便成爲他們一生的信仰。
對於兩個哥哥的經歷，陳松年也許是羨慕的，他沒有去上海學習的機會，更沒有出國留學的條件，他的命運，也隨着陳家的命運一步步發生改變。
圖｜陳松年大哥二哥與同學合影
從1927年開始，陳家的厄運一個接一個。
1927年6月26日，陳延年沒有逃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在上海被逮捕。敵人爲了得到上海黨組織的祕密情報，對陳延年用盡了酷刑。國民黨看他寧死不屈，7月4日晚，將陳延年押赴刑場。
劊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卻高聲回應：革命者光明磊落，視死如歸，只有站着死，絕不跪下。最後陳延年還是被劊子手按在地上，用亂刀砍死。
第二天，國民黨的報紙便在頭版頭條上刊登了陳延年遇害的消息。
陳松年晚年回憶，知道噩耗的時候，全家如五雷轟頂，痛不欲生。只能由自己和姐姐陳玉瑩去上海給哥哥處理後事，但是去了之後，國民黨不僅不讓收屍，連看也不讓看，他們姐弟兩個只能在哥哥遇難的刑場簡單地悼念和祭奠。
陳延年犧牲一年後，噩耗再次傳來，1928年6月，陳喬年被殺害。
1928年，陳喬年在英租界參加組織部長會議，因叛徒告密被逮捕，被捕後，陳喬年知道，既然入虎口就再難生還。在關押期間，陳喬年和哥哥一樣，遭遇敵人的各種酷刑，敵人見從他們嘴裏得不到任何信息，就準備滅口，陳喬年獄友知道後，很是難過，他還鼓勵大家：爲了革命要保重身體，好好學習，將來繼續爲黨工作，就讓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難友們問他有何遺言，他從容地說：
“對家庭毫無牽掛，對黨的盡力營救表示衷心感謝。”
6月6日，敵人在上海楓林橋畔將陳喬年殺害，此時的他只有26歲。
圖｜電視劇《覺醒年代》中的陳延年與陳喬年
經歷了長子犧牲的陳家，已經沉浸在悲傷中不能自已，當他們再次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母親高大衆的身體已經承受不住，自己四個孩子已經走了兩個了，他們都是母親的心頭肉啊。
去上海處理後事的仍舊是陳松年和陳玉瑩，和陳延年一樣，敵人仍舊不讓見陳喬年的遺體，他們姐弟二人只能在楓林橋畔祭奠哥哥。
家中連遭變故，陳玉瑩因爲兩個兄長犧牲，受到了嚴重的刺激，得了血崩症，一病不起，28歲的時候吐血身亡。
就這樣，家中的擔子一下子落到了陳松年身上，作爲家裏唯一的男子漢，他必須撐起這個家，必須保護好母親和祖母。
只是因爲家裏孩子接連去世，陳松年的母親也一病不起，在女兒去世後不久，高大衆也撒手人寰，陳獨秀也到了人生的低谷時期。
同時，陳獨秀隻身來到上海，在熙華德路石庫門租下了一間房子，過着隱姓埋名，低調且狼狽的生活，隨着年紀大了，也患上了各種病症，在上海低調生活了兩年之後，陳獨秀遭到了叛徒出賣，第五次被捕。
陳松年去探監的時候是1933年，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父親，看到父親一身破布衣服，鬍子拉碴，他們父子二人一時間竟然沒有認出彼此。國民黨怕招人口實，對陳獨秀比較鬆懈的監禁，看到父親如此狼狽，在監獄的生活尚且如此，那當初兩個哥哥在監獄裏肯定遭受了非人的待遇，想到這裏，陳松年瞬間泣不成聲。
圖｜陳松年長子陳長琦與小女陳長璞
陳獨秀看兒子哭，怒斥道：男兒有淚不輕彈，流淚是一種沒有出息的表現，男子漢要經得起挫折啊！
如今的陳家只有陳松年一個男子漢了，他要肩負家庭的重擔，幫父親盡孝，守住家業，不能輕易流眼淚。
1937年，隨着日本全面侵華，國共合作，國民黨將監禁五年的陳獨秀釋放，陳獨秀也在五年的監禁中重獲自由，陳松年也靠自己，贍養祖母，挑起了整個家。
身在亂世，想要獨善其身又談何容易，隨着安徽失守，爲了保住家業，28歲的陳松年弄了幾條小船，將家裏的財產全部轉移到了鄉下祠堂，結果日本人將祠堂洗劫一空，以後的生活也愈發困難。
彼時的陳獨秀和妻子到了重慶，當時的重慶是國民政府的陪都，在這裏陳獨秀幾乎沒有自由，身邊全是特務，加上重慶溼熱，他的身體也逐漸受不了。在重慶待了一個月，在好友鄧仲純的建議下，離開了重慶，來到了江津縣。
陳松年夫婦也帶着年幼的女兒和年長的祖母從安慶來到江津和陳獨秀團聚。
從來沒有感受過父愛的陳松年也在這幾年的時間裏，和父親零距離接觸，替哥哥姐姐盡孝道，自己也可以感受到來自父親的溫暖，家庭的幸福。可能來江津前，他便已經做好了給父親養老送終的準備，這也是他唯一的“全家”可以團聚的機會。
雖然生活得不到保障，但是陳松年一家的到來，也給陳獨秀增添了不少安慰，在陳獨秀最後的日子裏，陳松年是唯一一個陪伴他的孩子。
來到江津後，陳松年夫妻可以靠教書賺點錢補貼家用，陳獨秀則努力賺點稿費，雖說日子過得清苦，可一家人團聚終歸還是心理上是滿足的。後來，陳獨秀的妻子在自己家院子裏開墾了一小塊荒地，種點蔬菜。陳獨秀擔心妻子太累，有時候也自己挎着個小籃子，去外面撿點牛糞，給自己家的小菜園施肥。
陳獨秀和家人相處的時間太少了，來到江津，陳獨秀也可以盡孝道，來彌補之前離家的日子對母親的忽視，只是陳獨秀和繼母相處的日子也不過兩年的時間，1939年3月22日，他的繼母便在親人的悲痛中離去，繼母去世之後，陳獨秀的病情逐漸嚴重，高血壓，胃病，心臟病也隨氣溫的升高接踵而來，在妻子的細心照料和朋友的貼心幫助下，陳獨秀的身體纔有所好轉。
1942年，陳獨秀舊病復發，無力迴天，5月27日在親人的痛哭中停止了心跳。陳松年從16歲起，似乎已經經歷了無數生離死別，他的經歷好像是《活着》裏的福貴，他親眼看着自己的親人離他而去，卻無可奈何，自己只能一次又一次經歷失去親人的痛苦。
葬禮，對於陳松年來說，好似一場場噩夢，他永遠忘不了自己第一次爲辦後事犯愁的時候，那時自己17歲，爲兩個哥哥處理後事的時候，被國民黨阻撓的情景，後來又親眼看到姐姐吐血身亡，似乎每次陳松年親人去世，他都在經歷不同的“難”。
陳獨秀去世後，他們家並沒有太多的錢可以給陳獨秀置辦一場體面的葬禮。
圖｜陳獨秀客死之地石牆院大門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在江津，陳獨秀昔日的好友和學生，給他捐款添置了一口楠木棺材，幫他家辦理喪事，陳獨秀的遺體一直到1947年才被陳松年遷回老家，雖然已經抗戰勝利，但是爲了保護父親的遺體，下葬的時候，一向小心謹慎的陳松年在墓碑上改了名，用了父親科舉時期的名字——陳乾生。
解放以後，陳松年沒有接受安慶中學的聘書，而是去了窯廠當了普通的搬磚工人，爲了讓兒女接受教育，支付子女的學費，陳松年在窯廠搬磚，妻子便在窯廠抬土，修鐵路，糊火柴盒。夫妻二人拼死拼活，一個月也只有20塊錢，既要養活一家五口人，又要供四個孩子讀書。
現在看來，松年的日子確實苦了一些，可新中國剛成立，大家過得都很辛苦。
1953年，毛澤東乘坐軍艦“洛陽號”巡視長江沿岸。
2月20日晚上九點多，一艘軍艦突然停在了安慶江面，此時正是夜深人靜，誰也不知道這艘軍艦爲何突然停下來。
工作人員立即派人上岸，找到了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傅大章來到安慶碼頭，見到毛主席，在一番寒暄之後，毛主席想到，在安慶，有個風雲人物——陳獨秀。
毛主席和傅大章說道，自己曾經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的時候，陳獨秀在北大任文學院院長，主編《新青年》雜誌，期間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
圖｜《新青年》與陳獨秀題字
陳獨秀創辦《每週評論》的時候，毛澤東曾經給這份雜誌投稿，陳獨秀認真讀完，並連夜修改。第二天毛澤東來取稿子，看到自己的文章被修改，心裏很不痛快，幾天之後，陳獨秀髮現，刊印在《每週評論》上的這篇文章，竟原封不動赫然在列，陳獨秀看到後，轉身就要去找毛澤東，幸好李大釗把他拉住了。
想到這個，毛主席便開始向傅大章瞭解陳獨秀家庭現狀，得知陳松年日子過得並不輕鬆時，便想要給陳家一些補貼，後來的安慶政府每個月給陳松年家庭補貼30元。
陳松年被通知去領補貼的時候，是震驚的，爲什麼突然會給補貼呢？他做夢也沒想到，毛主席和地方領導沒有忘記陳獨秀。
陳松年也瞬間熱淚盈眶，簽字的時候，他的手是顫抖的，簽完字，看到辦公室的毛主席畫像，深深鞠了一躬。
到了晚年的時候，他還常對別人說：
“當時真的從內心感謝毛主席和地方上的領導，全家人激動，幸福。這不僅僅是錢，而主要是在政治上給了他和全家應有的地位......那時物價低，30元很值錢，幫我解決了很大的困難，4個孩子中，有三個上了大學，也多虧了這30元錢的接濟”。
因陳松年出生於書香世家，雖然大學肄業，但是仍舊自學成才，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陳松年被安排爲市文史館員，後成爲省文史館員。
圖｜陳松年妻子竇珩光與子女合影，依次爲陳長瑋（左上）、長璵（右上）、長 琦（左下）和長璞（右下）
當年費盡心力供養的四個孩子，基本上也都成了才，長子陳長琦爲合肥工業大學教授，長女陳長瑋在鋼鐵設計院工作，次女陳長璵則成爲了高級工程師，幼女陳長璞曾擔任安慶文物管理局副局長，安慶僑聯副主席等職位，
1981年，陳長璞申請陳獨秀墓作爲文物保護單位，請安徽省考慮撥款重修，安徽省再次撥款，第二次修葺陳獨秀墓，碑也再次推到重立。在陳獨秀後人的努力推動下，他的墓地得到進一步保護，碑文也從“乾生”到“仲甫”、再到“獨秀”。
圖｜1979年的陳松年（左二）
1990年，80歲的陳松年去世，過完了他平凡的一生。
相比於父親和兩個哥哥，他沒有遠大的抱負，沒有宏遠的志向。雖然他的人生很平凡，但卻不平庸，兄長的犧牲，讓他逐漸成熟，父親的被捕，讓他挑起了家庭的重擔，雖然生活很苦，但是爲了家庭，他可以承受所有苦難。
正如陳松年長女陳長璞所說，陳家的歷史，是一部悲壯史。
在安慶，如今的三線城市，曾經的安徽省府，孕育出了一代革命者。在陳家這個普通的家庭，誕生了三個不凡且偉大的革命家，他們有自己的信仰，有願意爲之奮鬥一生的事業，有捨身赴死的決心，有爲全國人民可以過上幸福生活的願望。
而松年，因爲時代的原因，家庭的原因，沒有父兄那樣的宏圖壯志，但是他卻經歷了我們一般人難以承受的生離死別，經受了我們難以忍受的苦難，他的一生都是爲了家庭活着，爲了承擔起這個家庭的責任。
人生最有意義的事情，不是爲了自己而活，自己的事業，自己的目標，自己的家庭都是需要我們甚至付出一生去守護的東西，這就是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