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不斷優化的政治生態和縣鄉幹部在年齡結構上的斷層，讓基層年輕幹部的流動和晉升路徑相對清晰

文 | 《財經》記者 王麗娜 周縵卿

編輯 | 魯偉

一名北京大學博士畢業生，成爲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街道2022年擬錄用公務員，職位是城市管理執法崗。4月中旬，北京市朝陽區的一份擬錄用人員公示名單披露了上述信息。這份擬錄用人員公示榜單顯示，報考者大多數都爲名校畢業的碩士。

上述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街道城市管理執法崗看似並非“金飯碗”，其職位層級是鄉鎮街道基層，要求“本科及以上學歷”，備註還稱，“實行輪流倒班工作制，夜間外勤較多”。

北京大學博士畢業生任職於城市管理執法崗，這是“考公熱”持續升溫的一個縮影，背後凸顯就業形勢的變化，也與當代一些年輕人的自我選擇有關。

2021年，碩士畢業於一所“雙一流”高校的谷帆（化名），被錄用爲華東地區一個縣級市的基層公務員，他在這座陌生的城市，主要從事文字材料的撰寫工作，“工作很規律”。未來對於谷帆而言，有着看似清晰的路徑，他大概知道以後做什麼。但他也表示，“有一眼望不到頭的地方”，工作不到一年，他換了多個部門輪崗，未來“充滿變數”。

同樣畢業於一所“雙一流”高校的碩士生章茗（化名），放棄了大城市金融機構的offer（錄用通知），選擇在黃河下游地區做一名選調生。選調生同屬公務員系統，是培養後備幹部的一種方式，但需要先在基層歷練兩年。目前，章茗在鄉鎮掛職，助力鄉村振興。

名校畢業之後，選擇到縣鄉做公務員和選調生的年輕人，似乎越來越多。

主要研究方向爲縣鄉治理的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楊華此前有一個課題是關於基層年輕幹部的工作和生活。2018年和2019年，楊華曾到多個省份調研。

楊華表示，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不少研究生進入基層幹部隊伍，而在中西部地區和偏遠鄉鎮，也不乏研究生學歷的選調生。當前不斷優化的政治生態和縣鄉幹部在年齡

結構上的斷層，讓基層年輕幹部的流動和晉升路徑相對清晰。

對於發達地區縣市基層公務員崗位對年輕人的吸引力，楊華解釋稱，在這些地區，公務員已經走向職業化，基層公務員也可以完成職業身份構造。他們即便晉升機會有限，通過崗位也能獲得職業成就感、榮譽和生活所需要的物質條件。

名校碩士生到縣鄉

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朋友會好奇地問章茗，“你平時在鎮上是不是整天去田間地頭，跟老百姓打交道呀？”實際上，章茗的工作確實如此，她經常需要接觸村幹部和村民。

章茗對《財經》記者稱，在基層工作期間，選調生需要對駐村的基本情況、村內主要產業等有詳細瞭解，之後還要形成調研報告。

出生於城市的章茗，此前從未在農村生活過，不過報考前她明瞭選調生的政策，同時通過親友等對鄉鎮的情況做了初步瞭解。

對章茗這樣的年輕人到來，鄉鎮層面也並不意外。章茗表示，之前連續幾年有選調生到當地掛職，“選調生就是一些下來工作的年輕人，不會說你學歷高或者是從大城市過來的，別人就會對你另眼相看”。

在章茗的觀察裏，當地鄉鎮幹部比較年輕化，不少領導是“80後”“90後”，他們大多數學歷都不錯，鎮上一名主要負責人也畢業於名校，“這可能是這些年的新變化之一”。

谷帆也發現，大學畢業生進入當地基層做公務員的越來越多。他了解到，今年考入的新人還有22歲的年輕人。此前入職培訓老師告訴他，現在明顯地感受到基層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在提升，新入職的人越來越有活力，與此前傳統的公務員形象不同。

初入職場，谷帆頗感新鮮，他已經換過幾個部門，接觸不同的工作內容。他與上級一起外出調研、開會，“中午都是一起喫盒飯，兩個葷菜、一個素菜，無論多大的領導都是這樣”。在單位，同事之間的關係也不錯，“大家把我當孩子來看”。

對於放棄自己多年所學專業，從事綜合性的文字工作，谷帆認爲，“並不算特別浪費。”自己在碩士期間收穫最大的並非是知識，而是視野的開闊、對規則的理解、對於自己的定位和未來發展的一些想法。“對我個人來講，我碩士的專業知識（對工作）並沒有直接幫助，但因爲讀碩士時接觸的老師們都是教授，甚至長江學者、院士，所以聽到的和看到的都不同，相當於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看（世界）。”谷帆說。

同樣在中國東部地區一個縣城做選調生的凌浩（化名）也表示，名校畢業去基層做公務員的情況越來越多。

早在200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意見》的通知，要求加大選調應屆優秀高校畢業生到基層鍛鍊的力度。充實到農村鄉鎮和城市街道等基層單位。在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工作兩至三年後，從中擇優選拔部分人員任用到鄉鎮、街道領導崗位。2018年，相關部門再次發文要求，進一步加強改進選調生工作。

凌浩表示，在他工作的地區，這幾年每年招錄的縣鄉機關選調生都是省市機關選調生人數的兩三倍，招錄標準比一般公務員高，明確要求選調高校爲國內幾十所“雙一流”高校和省內重點院校。

凌浩對《財經》記者介紹，近年來他所在的縣還推進實施人才強縣的戰略，每年都招錄一批碩博人才。據他了解，今年新招錄的人中不少畢業於境內外名校，其中多數人在本科就曾就讀名校，名校、高學歷人才在當地越來越“平常”。

基層的吸引力在哪？

每個人的就業選擇，往往會糅合個人、家庭和社會因素。

和在中央部委做公務員的同學比起來，凌浩偶爾會有一些落差感，不過在縣鄉做選調生是他反覆權衡後的選擇。

凌浩在2021年夏季畢業，當時就業形勢嚴峻，當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總規模爲909萬，同比增加35萬。不過，凌浩的職業規劃相對較早，兩年前研究生剛入學不久，瞭解師兄師姐們的就業去向後，他開始有危機感。隨後，他專門找到學校就業輔導處的老師，諮詢他所學專業的就業情況。“驚訝地發現我的專業就業前景比較渺茫，在這個時候我就開始考慮體制內的工作了，因爲體制內有一部分崗位不限專業。”凌浩稱。

北方城市長大的凌浩，身邊有不少親友是公務員，他自我評價比較務實。凌浩在校時成績優秀，又是學生會幹部，快畢業時收到多個offer，包括國企、事業單位、選調生等。凌浩沒有過多猶豫，決定選擇成爲東部這座縣城的選調生。

凌浩選擇的東部縣城，距離周邊城市，如杭州、上海、南京都很近，交通極爲方便，這符合他理想中的工作區域——長三角和珠三角，這兩個區域的公務員薪資待遇也不錯。

在選擇工作時，薪資待遇和當地房價，同樣是凌浩看重的因素，這也是他決定離開特大城市的主要原因。凌浩稱，如果從事他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即便是在北京謀到上市公司裏的職位，稅後到手工資大約9000元，買房只能靠自己和父母，仍然有壓力。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發，這讓凌浩更多感受到生活中的不確定性，他進一步堅定選擇考公務員。凌浩稱，一些人認爲人生充滿無限可能性，到小地方工作就是一種失敗，“得挑個特別好的（工作）才能配得上我”，但在他看來，年輕人不應該每天抱怨自己不想做什麼，“卻不去做自己能幹的事情”。

章茗離開求學六年的大城市，工作的前兩年必須到鄉鎮接受鍛鍊。章茗把自己職業的選擇歸結爲，這既是個人的選擇，也是一個家庭的選擇，還關乎日後的婚姻生育、父母養老以及未來幾十年的人際關係。

章茗最初認爲，在大城市發展機會多，也許能逐漸站穩腳跟。但作爲家中獨生子女，她在2021年找工作時不得不考慮自己買房和父母養老的問題。

當時章茗還有一個金融機構的offer，她一直在糾結到底該怎麼選擇。她擔心在大城市工作雖然看上去“比較光鮮”，但生活中“可能長期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固定住所”，綜合考慮後，她認爲回老家工作更符合現階段的需求。

章茗表示，其實她也思考過，爲什麼現在一些年輕人願意考公考編（事業編），願意去基層？她認爲是擇業觀發生了變化，“之前大家對體制內的工作，會有一些刻板的印象”，但現在網絡發達，一些在體制內工作的年輕人，會發文字或視頻讓大家直觀瞭解體制內的工作和生活。“原來這個工作不是以前想象的那樣，甚至覺得，如果我也參與到體制內的工作，會不會（讓社會）變得更好？”

同樣是“雙一流”高校碩士畢業的王立（化名），在2021年通過了中部一個省份的基層選調生招錄，到鄉鎮工作。王立所學專業是理工類，相對比較好就業，但他在畢業前便目標明確，那就是考公務員。王立表示，他“性格比較穩重”，適合政府工作，另外他想回家鄉發展，選調生前兩年需要先在基層鍛鍊，這對農村出身的他更不是問題。

同樣性格穩重的肖一（化名），2021年通過公務員招考，目前在東部一個省份的縣級市工作。肖一求學和實習時，曾在幾個特大城市生活，他認爲大城市不適合他。肖一稱，在大城市出門就是堵車和擠地鐵，出趟門至少半小時甚至兩小時，這讓他感覺很累。每次從地鐵口走向地面，看到來來往往的人潮，這給他一種壓力，“這種生活跟我的性格不相符”。

肖一在本科時沒太多考慮就業的事情，他抱着“躲避就業的心理”選擇考研，但研究生快畢業時又意識到所學專業就業不容易。他的一些同學選擇做銷售，還有一些去專業相關的龍頭公司任職——“他們是要真正在養豬場的一線，在豬棚裏面和豬打交道。”肖一曾在一家企業實習過，他感受到工作不穩定、壓力大，這令他很不喜歡，因此後來求職意向都是公職，“身邊一半多的同學都在考公”。

肖一說，他在就業方面接受的指導非常匱乏，“上學時只有人告訴我們要好好學習，將來找個好工作，到底如何去找適合自己的工作，如何規劃，這些是缺失的。”對公務員職業，肖一之前並不瞭解，他的家庭裏沒有人是公務員，報考前他通過網絡獲得對公務員的瞭解。

工作近一年來，肖一比較滿意。“估計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在基層待着會憋屈沒意思，我不是這種性格，不喜歡逆流而上，我就適合比較安穩。”他看着昔日的一些同學所發的社交動態，在各大城市來回跑，忙得沒有時間喫飯，但精神飽滿幹勁充足，他覺得“要是我早就煩了”。

也有人在考公“上岸”後選擇放棄。武飛（化名）本科、碩士均畢業於北京一所“985”高校的法學院，成績一直穩定在年級前列。

2020年7月，武飛加入“考公”大軍，他在“過關斬將”後拿到北京市一個基層法院和四川省內市（州）選調職位的面試機會。當時，他不想留在北京，“房價太高了”，他拒掉基層法院的面試機會，選擇回老家四川面試。但他發現選調職位安排並非自己理想中的司法機關，而是看起來與其法律專業不相關的工作，一番衡量後他選擇放棄。

從準備複習“考公”，到處考試、面試，“上岸”又放棄，武飛折騰了近一年。2021年8月，武飛回到北京開始律師生涯。在律所，武飛經常熬夜寫法律分析意見，但還總是挨批評，他覺得有些喫力，經常想辭職。

“考公熱”背後

針對當前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現象，河南省大中專畢業生就業促進會副會長李建偉有一些觀察。李建偉曾任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目前仍擔任研究生導師。

李建偉對《財經》記者表示，今年是疫情發生後的第三年，從就業情況看，很多畢業生認爲考公務員、事業編、教師編，工作更有保障，因此寧可多考幾年，這導致慢就業、緩就業現象增多。“現在不單單學生是這個想法，家長也是這樣想的。”他說。

有媒體曾報道博士被招錄到基層做城管，李建偉也有所關注。今年，他的一名學生報考中部地區一座非省會城市的街道辦事處職位，他聽學生說有60多名畢業生報名競爭，多數以上都是研究生。李建偉一些成績優異的學生，在鄭州本可以找到薪水高一倍的工作，但寧可去普通高校工作，每月拿三四千元的工資。

2022屆全國高校畢業生預計達1076萬人。僅河南，2018年至2022年，當地高校畢業生總量從57.3萬增加到81.7萬，增長42.58%。2021年，河南省統一考試錄用公務員擬招錄公務員7901人。據河南華圖數據研究中心的數據，截至報名結束日期當天17點，報名人數近49.96萬人。

李建偉稱，目前本科畢業大學生約有60%的人選擇考研，高校畢業生中約80%的人選擇考公務員、事業編、教師編，但其實考公成功概率並不高。很多學生爭相報考公務員，並不惜花費數千元參加輔導班。有些高校這些年高度重視畢業生就業情況，一些高校還設置了就業與職業規劃課程，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念。“其實職業規劃教育應更早進行，最好從高中就開始做職業規劃。”

對於就業選擇，李建偉建議高校畢業生應正確認識當前的就業形勢和自己的能力，不要把前途限定在一條賽道。他也不提倡緩就業、不就業，畢業生走出校門後應先鍛鍊自己的能力，逐漸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

2022年4月，智聯招聘發佈《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這份報告顯示，僅一半畢業生選擇單位就業，自由職業、慢就業比例進一步提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對大學生就業吸納作用提升；碩士生簽約率下降，專科生簽約率逆勢上升。報告還稱，“國企熱、考公潮升溫，民企熱度降低，共同折射出本屆畢業生在選擇工作上的求穩心態加劇。此外，可能也與疫情後國企面向大學生的擴招有關。”

楊華教授的研究方向之一是縣鄉治理，對基層公職人員的情況進行過專門的研究，還剛出版了專著《縣鄉中國》。楊華對《財經》記者表示，近年來高校畢業生考公務員有多個因素，其中一個因素是十八大以來政治生態不斷得到優化，着力營造清廉政風，公務員系統流動和晉升路徑相對清晰。另一個因素是，縣鄉基層幹部在年齡結構上出現斷層，這給年輕人留下空間。

楊華稱，現在很多鄉鎮的公務員在年齡結構上出現斷檔，年輕公務員多數在20歲、30歲，40多歲的公務員不多，年齡較大的已經50多歲。他認爲，這與20世紀90年代鄉鎮工作人員招錄不規範有關，使得當時的鄉鎮大量超編。2005年公務員法通過以來，因編制數量有限，各地的政策是消化超編人員，因此前後有差不多十年時間，許多鄉鎮很少進新人。2010年之後，各地鄉鎮開始招錄人員，但規模並不大。目前的一些年輕公務員，大多是在2010年以後招考進來的。隨着老一輩鄉鎮幹部未來幾年相繼退休，鄉鎮“80後”“90後”公務員都有看得到的晉升空間。

對於“考公熱”，楊華認爲，這主要體現在國家公務員、省直機關公務員、發達地區縣市基層公務員的競爭比較激烈。

發達地區縣市基層公務員職位對一些年輕人尤其有吸引力。楊華在調研中瞭解到，2018年至2019年，在江浙和廣東等地區，鄉鎮剛入職公務員年收入（打卡工資）普遍達到12萬元左右，副科級幹部的年收入在15萬-20萬元間，正科級幹部的年收入可以達到25萬元左右，縣市公務員則比鄉鎮公務員少一項“鄉鎮補貼”——每年約一兩萬元。

楊華表示，當前基層的“80後”“90後”年輕幹部，不少都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不少研究生進入基層幹部隊伍，而在中西部地區和偏遠鄉鎮，也不乏研究生學歷的選調生。這些年輕幹部主要成長或工作於十八大之後，他們面臨的政治生態不同，因此他們的工作方式、行爲模式和思維模式等，均與此前的基層幹部明顯不同，更講究方式方法和策略。

基層的流動

在對基層年輕公務員調研後，楊華髮現有諸多可喜變化，其中之一是不少人對於晉升的認識——“努力就會有機會”，這與多年前的認識存在很大不同。很多年輕人反映，“以前某個人晉升了，大家首先聯想到的是他有關係，現在誰晉升了，大家先想到的是他有什麼樣的工作能力和業績。”在基層，不少“80後”；“90後”公務員已經走上領導崗位。在楊華調研的一個鄉鎮，大部分管理班子成員都是“80後”。楊華還觀察到，他接觸的年輕幹部有思想、有經驗、有活力、有抱負，因此他們有看得到的晉升空間。

楊華稱，在鄉鎮這個層級，招錄公務員時一般不限專業，此外，越來越多的選調生選擇到鄉鎮鍛鍊。作爲新人，他們一般是先被分在鄉鎮黨政綜合辦或黨建工作辦公室，負責寫材料、上下協調等工作，以熟悉基層工作。具備一定工作經驗後，這些年輕的公務員會被調至鄉鎮其他站辦工作，或是擔任駐村片區負責人，有些則會被選派到縣級主要黨政部門，表現優秀的則會被提拔爲基層後備幹部。

目前，谷帆、章茗等人都對自己的選擇比較滿意，他們都表示，目前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做好當前工作。章茗表示，下沉到鄉鎮的年輕人，既有市、縣到農村掛職的，也有選調生，還有省派的鄉村振興服務隊，他們都在扶持鄉村發展，幫助提升基礎設施和發展鄉村產業等。到基層工作後，章茗逐漸意識到，生活在鄉鎮的人口基數還很大。“未來要進一步發展，農村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可能很多年輕人並不關心這些事情。”章茗說。

谷帆則表示，他會堅定自己的選擇，並且相信晉升要靠個人能力，“在這條路上踏踏實實幹，以後肯定有一些機會”。谷帆目前的收入在當地工薪階層屬於中上水平，但也不是人人羨慕，“這邊做生意的老闆實在太多了，大家會認爲稍微有點本事都去市場上掙錢去了”。

跨省異地就業的凌浩，已比較快地融入當地生活。凌浩坦承基層工作瑣碎、繁忙。“要說我自己能改變什麼，或者帶動多少人致富，那是在吹牛。基層工作說起來誰都能幹，但不是人人都能幹好。”

來到基層工作後，凌浩見識到更多普通人的生活，令他更全面地認識社會。凌浩說，之前讀書時，經常聽到一些聲音，比如年薪30萬元就是白菜價，工作後他發現基層普通人的生活並沒有被很多人關注到。對農村低收入人羣來說，每月幾百元就非常關鍵，而這在大城市不過是一頓或幾頓飯錢。有時候，工作中能幫助到一些人，對凌浩來說就是一種成就感。基層工作“天花板”比較顯而易見，“人都或多或少會有晉升的想法，如果不順利，做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也挺好”。

理工專業畢業的王立，目前在鄉鎮主要從事文字工作，他自我評估適應得還不錯。他表示，自己在基層工作實踐中獲得經驗，有些東西不是坐在辦公室可以學到的。他不太關注每個月收入多少，至於買房、找對象結婚這種“人生大事”，他暫時也未考慮，“這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調研中接觸到基層年輕公務員羣體後，楊華觀察到，“他們普遍有知識的焦慮感，積極學習各項政策和法律制度等，關注學者的相關研究和其他地方的創新做法。”楊華稱，一些年輕公務員在工作中遇到困惑，或者看到縣鄉治理方面的相關書籍，還會主動找他探討問題。

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的基層公務員招錄相對沒有那麼“火熱”。楊華表示，在中西部地區經濟條件一般的鄉鎮，基層公務員收入與經濟發達地區有一定差距，晉升才能獲得相應工資待遇的提升，因此尋求晉升的動力相對更大。另外，這些地方基層公務員的流動性也更大，一些基層公務員主要通過遴選等方式實現向上流動。

責編 | 田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