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玉文化該如何鑑賞故宮人教看門道

中國玉器發展有八千年歷史，隨著時代演進，異域文化的融合，玉器的使用目的、形制也有所不同，從最早期“天人溝通”的宗教祭祀功能，逐漸世俗化，說玉是中華文化的傳承，一點也不爲過。臺北故宮博物院“敬天格物”常設展，就展出臺北故宮院藏玉器精華，臺北故宮器物處蔡慶良博士特別接受媒體專訪，教觀衆如何掌握欣賞玉器的基本門道。

八千年中國玉器發展貫穿華夏文化傳承

臺北故宮經常策劃各種主題的玉器展覽，臺北故宮“敬天格物院藏玉器精華展”，就透過不同時期玉器展件，說明中華文化中獨有的“玉文化”。

臺北故宮器物處蔡慶良博士指出，中國玉器發展約八千年，其演變就像金字塔一樣，在最早期，因爲玉料少，玉被拿來作爲最重要的祭祀天地重器，成爲天人溝通的媒介；越到後期，則開始逐漸世俗化，甚至是商品化。

蔡慶良：‘(原音)玉器早期是非常珍貴，所以它只能爲天而做，所以它算金字塔頂尖，數量少而精緻。可是隨著時代演變，因爲玉料開採漸漸比較容易，所以慢慢地它從只爲天而做的重器，慢慢變成大貴族彰顯身份的禮儀重器，所以它開始往身上掛，往身上掛不是裝飾品喔，那是禮儀重器，隨著時代往後演進，文化交融，所以造成不同題材、不同裝飾方式，或者是不同的器用，開始越來越豐富。乃至於明清，以至於現代，你可以發現什麼樣的題材都有，什麼用途也有，就像桌上擺設、往身上配掛，因爲它已經到達了完全世俗化，所以我們用一句話來說明玉器發展歷史，就是不斷不斷社會化、世俗化，說比較更通俗，它從天上掉下來人間，所以我們才用金字塔來形容。’

早期玉爲“神物” 天人溝通媒介

正因爲不同朝代看待玉器的角度不同，玉器發展也有不同的變遷。

蔡慶良指出，在中華文化裏，“玉”被視爲是山川孕育之精華，具有溝通天與人的靈性。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玉的珍貴性更顯突出。

中國玉器早期因爲預料少，玉料珍貴，經常可見以天圓地方造型玉器，作爲向天祭祀之用，也可見鳥禽意象的玉器，象徵人神溝通媒介。(江昭倫攝)

蔡慶良：‘(原音)玉料是非常珍貴而堅韌，它事實上是很難製作的，所以在早期平均生命不到四十歲情況，有些製作玉器可能要累代製作，好幾代接力，就像今天的大教堂一樣，一做做五百年，你說五百年我看不到啊，人家會回答你，又不是爲你做，它是爲敬頌上帝而做，所以玉器也是一樣，越早期，跟天有關，所以他會不計代價，累代接力，就是要做出難以置信的重器。’

展場中一件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齊家系玉璧，以及紅山文化晚期鳥形玉珮，就相當具有代表性。蔡慶良：‘(原音)中間這一件，其實在先民立場或他的世界觀，這就是上天的象徵，天圓地方嘛，爲什麼感覺略有粗燥，很簡單，舉個例，你去參加祭祖活動，你絕對不敢穿得太過，你絕對不敢穿十公分高跟鞋，你絕對不會把指甲塗鮮紅色，因爲場合不宜。爲什麼選擇這種樸拙形制呢？很簡單，越樸拙，恭謹的內心恰足以表示對上天的崇敬，所以這是很自然。很多人都以爲說是因爲早期技巧不行或者工具不好，所以造成這種略顯粗糙的形制，其實不是，他能從土裏、山林挖出礦料做到這種形制，代表他技巧已經非常成熟，所以我們問的問題應該問說，他爲何選擇這種形制跟風格？而不是說他爲什麼做不出來，他絕對做得出來，所以旁邊爲什麼會有鳥的形制，很多人認爲說這隻設裝飾品，其實這絕對不是裝飾品，既然我們知道玉器的功能是爲了溝通人跟天，其實在今天也是一樣，我們大家都羨慕鳥禽能夠在天空飛翔，所以它正好可以作爲人、天溝通的使者，所以爲什麼在新石器晚期、早期，五、六千年，爲什麼鳥禽題材特別多，因爲那就是要溝通人天的使者啊，所以大家絕對不要把它當作裝飾品。’

龍山時期的兩件玉圭，爲文化部指定國寶，源自斧的造型，由於上頭有獸面紋、鷹鳥紋等紋樣，代表在當時龍山人心目中具有神聖地位。

龍山文化時期社會分化日益明顯，只有統治者纔有資格使用玉器，兩件玉圭也可看出在龍山人心中具有神聖地位。(江昭倫攝)

這兩件玉圭流傳到十八世紀時，乾隆皇帝命玉工將御製詩與璽文加在玉圭上，卻刻成與玉圭上的鳥紋樣相反方向，很多人以爲乾隆不瞭解花紋的神祕性。但蔡慶良卻不這麼認爲，他說，從乾隆御製詩內容可以清楚瞭解，乾隆認爲玉圭上的圓孔象徵日月，日月方向朝上更爲重要，也反應玉器在不同人心中其實有不同的觀看方式。

商周圭璧制度成形漢代葬玉觀念興盛

到了商周，玉器成爲貴族階級身份或是統治者的象徵，像是西周的玉牌聯珠串飾，經常可見月牙形玉簧，有些串飾甚至長達一公尺，穿戴這樣的禮器，代表穿戴者行走時須保有一定禮儀規範，反應不凡的身份。

另外，此時儒家學說興起，玉也被賦予道德意涵，玉被比喻爲君子品德的化身，孔子就曾說“君子比德於玉”。到了西周，圭壁組配成形，玉的雕琢和形制便開始與禮制產生直接的關聯，後來更成爲中國禮制的核心。

西周的玉牌聯珠串飾，經常可見月牙形玉簧，有些串飾甚至長達一公尺，代表穿戴者行走時須保有一定禮儀規範，反應身份象徵。(江昭倫攝)

從戰國到漢代，玉開始世俗化，成爲貴族誇耀財富的象徵，當時人認爲玉可庇護死者靈魂、轉世再生，因此漢代葬玉文化蔚爲興盛。

蔡慶良舉例，西周一件墓葬出土的玉高足杯，被認爲有承接露水之功能，另一件死者下葬時口含的玉蟬，都是標準漢代墓葬文化。蔡慶良：‘(原音)蟬蟄伏這麼多年，是爲了成仙而做準備，而它與羽化在樹幹上，什麼事都不做，只喝露水，各位爲什麼我剛說那個高腳杯，又叫承露杯，爲什麼規格之高，因爲它是爲了承接露水，爲了延年益壽而做，所以那是最高的貴族而用，最高貴族其實在剛我們說，在它藍色跟褐色，告訴你它的規格，因爲代表跟銅器、鐵器合葬，那只有大貴族才能合葬，很多線索是很有趣的，但是你要理解背景。但是說到底2000多年來有人長生不老嗎，至少我們所知是沒有，所以在世喝高腳杯，承接露水，求長生之不老，不可得，所以埋到土裏，就把蟬含在嘴巴里，希冀有朝一日能夠破土重生，標標準準漢代喪葬觀念，思維模式，所以只有大貴族才能用。’

漢代人認爲玉可庇護死者靈魂、轉世再生，因此漢代葬玉文化蔚爲興盛。展場中的漢代覆面玉石飾件及琀蟬就是充分反樣這樣的思維，也是貴族身份的象徵。(江昭倫攝)

另一件臺北故宮超級巨星，東漢的“玉辟邪”也有類似的意涵。漢代因爲崇尚神仙思想，帶有翅膀的祥瑞動物也被視爲仙界生物，“玉辟邪”就代表了不可限量的神性與能力。而玉辟邪，整體接近直角三角形的構圖，營造出辟邪向前跳躍的動態感，加上圓形雕刻型態，都反映了當時玉雕技術與藝術性，確實達到某種高峯。

東漢“玉辟邪”，反映了當時玉雕技術與藝術性，確實達到某種高峯。(江昭倫攝)

異文化衝擊玉器發展繽紛多元

中國玉器發展的脈動，在魏、晉南北朝時曾一度低緩無力，隋、唐開始，漢人與外來不同民族接觸，透過不同文化衝擊、交融，隋、唐、五代以至於宋、遼、金、元的八百年期間，中國玉器發展出現重大轉折，讓玉文化廣納更繽紛的內容。蔡慶良：‘(原音)我們都知道從魏晉南北朝之後，因爲漢代外交制策或民族政策，遊牧民族慢慢到長城以南，所以慢慢融合起來，正史叫五胡亂華，正史的觀點，事實上就是文化融合，文化融合它顯現在玉器上，所以玉器上就會出現不同題材，我們在這個時代就會看到不同文化的技巧，不同文化題材，不同文化的目的。所以你會看到唐代，一般人爲唐代認爲鮮卑族、突厥都有，所以你會看到胡人做玉器、跳舞的題材。’

受到多元文化衝擊，隋、唐開始玉器有了外來民族的元素加入。(江昭倫攝)

這階段時期的玉器出現大量以自然花卉、鳥獸、人物爲主題的寫實象生之作，消費對象也開始普及到普通市民，文房用具也可見玉雕作品，特別是到了宋代，文人情趣興盛，玉雕在陳設與賞玩之餘，也有象徵意義。

一件刻意染色的玉荷葉杯，葉緣彎曲起皺，代表當時雕刻技藝成熟細膩，也被認爲傳達宋代文人惆悵不得志卻又不放棄理想的象徵意義。

一隻刻意染色的玉荷葉杯，就被認爲傳達宋代文人惆悵不得志卻又不放棄理想的象徵意義。(江昭倫攝)

而傳統文化中，以玉爲溝通人神媒介，表彰道統的象徵觀念，依舊貫穿不同朝代，唐玄宗開元十三年舉行封禪大典時的祝禱文“禪地祗玉冊”，就是典型例子，也是文化部認定的國寶之一。

蔡慶良：‘(原音)所以你看這個禪地玉冊是皇帝跟地祇神的悄悄話，他寫的隸書，只有一個是寫楷書，在哪裏寫呢？在第三簡，最下面寫“隆基”，隆基是誰？李隆基，唐玄宗，他自稱嗣天子臣，我是天子底下的臣子，叫做隆基。所以你看他怎麼樣抬到前面呢？你看下面他寫說，“敢昭告於”誰？皇地祇，地神，皇地祇馬上跟到這一簡最上面，所以它爲什麼重要，這代表了法統的象徵，補足了歷史上非常重要缺失的文獻，或者你可以比對文獻，作爲經傳之闕如。’

以玉爲溝通人神媒介，表彰道統的象徵觀念，貫穿中國不同朝代，唐玄宗開元十三年的封禪大典時的祝禱文“禪地祗玉冊”，就是典型例子。(江昭倫攝)

明清玉器發展徹底世俗化製作工藝達顛峯

玉器發展到了明清時代，工藝又達到另一個高峯。明代玉器越到晚期，工藝發展越快速，人才輩出，玉雕名將陸子剛就是其中之一，甚至有大量仿冒品出現。蔡慶良：‘(原音)就像今天一樣商品化的時代，你買不同的產品。就像女士愛買化妝品，買包，什麼牌子標準商品化時代，所以明代晚期就出現重要著名的大匠師陸子剛，因爲他實在太有名，只要他落款就身價百倍，所以你看後面就有他的簽名，所以你聽到“子剛牌”、“子剛款”，就是這樣，可是我們因爲缺乏明確知道這就是陸子剛作品，仿的人太多，我們現在很難判斷哪個是仿品、原作，我們很難判斷，不是很難判斷，是無從確認。’

陸子剛是明代玉雕行業的翹楚，上下百年無敵手，有“子剛死，技亦不傳”之說。當時即有大量仿冒品出現。(江昭倫攝)

到了清代，玉器可說徹底世俗化。蔡慶良說，各式各樣造型精美的玉雕大量出現，品種與數量相當繁多，用一句話形容，就是“市場需要什麼，就會有人做”，且爲各階層廣泛使用。

乾隆皇帝本人，更是一位“愛玉成癡”的人，臺北故宮院藏玉器有大半都是出自乾隆所藏，也因此清宮玉器做工之精，器形之多，超越中國曆代。

乾隆自己則因爲愛好賞玩古玉，因此也提倡仿製古玉。臺北故宮院藏一件“白玉羣獸插屏”，有祥雲、有瑞獸、有神樹，明顯漢玉製式，正是乾隆仿古玉的代表，而實際上它是一個銅鏡臺座，白玉本體下方左右突起的圓雕鳥雀造型，則是爲了放置銅鏡之用，鳥雀局部還刻意染成棕褐色，以示其羽毛，呈現靈動感；看不見的木座背後，還設計了夾層，目的是爲了收納銅鏡，可說巧思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