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錢江晚報

錢江晚報·小時新聞 陳新怡

北京時間2019年7月6日14點29分，隨着阿塞拜疆文化部長阿布爾法斯·加拉耶夫的木榔頭輕輕一敲，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三年後的同一時刻，每當回憶起這一激動人心的瞬間，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委會副主任蔣衛東依舊感慨萬千：“良渚遺址80多年的艱難考古歷程，25年積蓄申遺的孜孜以求，以及3年多日夜兼程申遺的衝刺，最後落實爲13分鐘之後榔頭一敲的高光時刻。”

良渚的申遺成功，並不意味着良渚遺址的保護、研究、傳承和利用工作就此結束。

2022年7月6日，杭州良渚遺址遺產監測管理中心，良渚遺址管理區管委會邀請了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長徐天進，《城市中國》雜誌創刊主編、中國美術學院創新設計學院教授姜珺，舉辦了“大家談”良渚沙龍，共同探討後申遺時代保護、研究、傳承、利用的時代課題。

（一）

今年，是蘇伯民駐守敦煌研究院的30週年。他與浙江的緣分可以追溯到他剛入職時參與的與浙江大學合作的關於敦煌數字化的保護項目。2019年受到良渚遺址管理區管委會的邀請，他和團隊來到良渚，共同探索潮溼環境土遺址的保護這一世界性難題。

總結駐守敦煌的30週年，蘇伯民說：“這30年我們做了很多工作，越做問題越多。我們老前輩給我們安排幾個實驗，我們認爲給出報告和分析數據，就算做了科研工作和文物保護，但現場工作並沒有這麼簡單。”

分享起文物保護的經驗，蘇伯民分爲三步。

第一步是對文物保護全方位價值的認識，這個價值不僅有理性、文字性的認識，還要有感性方面的認識。什麼是感性？蘇伯民舉了個例子：就像一個大夫看到一個病人一樣，你首先要了解他的喜怒哀樂，瞭解他的身體狀況，不僅僅要用醫學檢查判斷，還要根據實際經驗進行望聞問切觀察。

第二步是對能夠呈現價值物質的載體的認識。像良渚土遺址，雖然看起來都一樣，但如果從土色、土質分辨剖析，每一層所包含的信息不同，“如果科技手段介入的話，裏面的包含物還可以細分，你會發現裏面的東西還有很多價值很多信息在裏面有待發掘。”

在把保護對象認識清楚後，第三步則是找到正確的保護方法。這裏的“保護”並不僅是對文物進行修復、干預，而是預防文物目前的穩定狀況進一步發生惡化，蘇伯民將其稱之爲“預防性保護”。

提及對良渚的建議，蘇伯民認爲根本還是不斷的保護和研究。“良渚做的很好的一點是不斷髮掘多學科專家介入，在學術研究中不斷揭示出良渚遺址更多的價值。眼前我們是把它保護好，研究好，但從長遠看，這種長期的價值研究，讓埋藏在地下的塵封幾千年的歷史活靈活現地展示在中國人面前。”

（二）

作爲新良渚人，姜珺將良渚的建設當作成守護遺址的故鄉建設，“此行安處是我鄉嘛”。

他將“五維八門”的內容規劃放置於良渚實踐中，五維，又稱五行，包括自然、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八門則包括圖、文、物、場、影、演、事、業，彼此之間相生，玄之又玄。

八門，作爲設計和社會敘事的八個法門，被應用到整個良渚項目中。姜珺舉了個例子，比如場域可以變成良渚的空間和景觀設計，演媒可以變爲良渚的展演或者媒介傳播，事業則是良渚產業以及日常與節慶的設計，而這些涉及到了良渚的方方面面。

當策劃和運營被前置到整個策劃前端之後，姜珺和學生們在五維的基礎上產生精細化設計，通過創造性的整全機制打通經濟和生活的全鏈。”我們討論良渚文明，尤其是良渚生活美學，實際上是在生態文明的戰略轉型框架下研究它具體是如何發生的。”

比如窯山遺址，姜珺提出如下假設：假如我們認爲它在古代是一個巫師祭天的地方，這個祭天又對應了古老的文明傳統，我們是否可以設想在這一個安靜的場域中，我們引用最基本的自然聲音和它的節律來和空間發生呼應和互動？

立於窯山遺址，姜珺繼續暢想：“往橫縱方向延展，即可以延展出和它相關的餐飲、民宿、露營、音樂等方面，最後會形成一種農工商服的混合業態。這種混合的業態不僅僅侷限於窯山景區，而是輻射到窯山景區周邊的社區和園區，形成一種城鄉交互賦能，帶動鄉村百業興旺的區域建設。”

如此便爲良渚生活美學提供了一套系統，內容層面的生態，產業、社會、政治、文化，以及敘事層面的圖文、物場、演媒、事業，構成一種將規劃運營、策劃運營前置到規劃前端的一種策劃和運營的2.0，姜珺將其稱之爲“大社會設計的一種方式”。

在生活美學系統之上，就有了一組不斷的生成性和生長性的目標，大量精細化的子題得以逐步實施，“這個目標可以在未來很長的時間裏面慢慢的去逐漸的考量、討論、研究和實施，這也是爲什麼一個大學和一個地方是可以如此進行對接的一種方式，從而形成一種因地制宜的內容譜系。”

在姜珺的規劃中，良渚的全域就是指的多個區，景區、校區、社區、園區、村區，也可以分爲多時段，春夏秋冬；每一個時段有不同的內容，是多角色，是全民，也是全林；是多環節，是一個產業到事業的不同鏈條的環節，形成了所謂的整全性的內容規劃的全圖。

（三）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長徐天進則將“大食堂”和“大學堂”帶到了論壇，“姜珺老師列了一個非常詳細的菜譜，相當於把菜譜列出來了，我想我們的文化遺產利用特別類似於食品加工，博物館則像一個大食堂。”

如果把遺產比喻爲一種食材，那麼這個食材可以加工成若干食品，在這之中，徐天進最看重的是“食品安全”。同樣道理也適用於文化遺產，“它的科學性、準確性，相當於這個食品的安全，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它的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就是保護的問題，如果沒有保護你後面一切都不存在了。”

如何將這個食材進行加工，讓全社會共享文化遺產呢？

首先是從地裏回收糧食，考古發掘後將這些食材進行加工，包括考古報告、學術著作、給博物館提供產品。在這基礎之上，包括遺址公園、博物館、普及讀物以及良渚日，都是第二個環節的菜品。而第三個環節則是轉向社會公衆，徐天進提出食材的營養成分的重要性，而這個營養相當於對遺產價值的提取，“不再讓遺產束之高閣，真正的和這個社會相互產生友好的關係。”

對於食材的加工，料理方式也不一樣，爲了滿足公衆不同的消費需求，良渚也在不斷努力。比如2022年5月8日，良渚面向殘障兒童做了一次展覽，“這是我們針對特殊羣體加工的一道菜，儘管不算十分成功，但我們仍在不斷努力。”

提及目前流行的“讓遺產活起來”，在徐天進看來這是手段，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應該是讓人活起來，通過遺產讓我們今天活得更好。遺產真正的價值和作用在於爲我們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思想動力，這才應該是它真正的價值。這裏面特別重要的是要去僞存真，去粗取精，讓文化遺產可以真正的成爲滋養我們的精神食糧。這是我們做文化遺產保護的人基本應該有的信心，應該往這樣的方向去努力。”

追隨着這個方向，徐天進希望“良渚日”從一日變成日常，一日復一日，“不是說這一年只有這麼一天是良渚日，我希望永遠是良渚日，這樣的話我們文物保護專家們的工作纔可以得到最大體現。當文化遺產日無處不在時，文化價值才能真正得到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