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右一）與候任總統尹錫悅（左一）在青瓦臺正式會面。視覺中國供圖

韓國前總統文在寅在發表卸任演說時表示，他將回歸普通人的生活。然而，僅8月19日這一天，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和大田地方檢察廳就先後兩次對總統檔案館進行突擊搜查，以期獲取文在寅執政期間的“罪證”。有分析認爲，搜查意味着現總統尹錫悅“清算”文在寅的戰爭全面打響。文在寅能否逃脫“青瓦臺魔咒”，尚未可知。

文在寅在韓國政壇以進步派著稱，執政期間積極推動韓朝關係，在中美之間努力維持平衡。以保守派姿態贏得選舉的尹錫悅，就職後一改文在寅的外交策略，對朝採取強硬姿態，對日則主動示好，甚至不顧國民反對，參與美國在多個框架下主導的軍演。

8月24日是中韓建交30週年紀念日。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朝鮮韓國研究所所長張慧智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在韓國國內外經濟形勢低迷的情況下，韓國或將延續對華友好政策，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

對文在寅發起全面清算

據韓聯社報道，此次韓國檢方對總統檔案館進行突擊搜查是因爲文在寅牽涉的“遣返朝鮮漁民”與“月城核電站關停案”。這兩個案件分別由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和大田地方檢察廳負責調查。

據韓方記錄，2019年，朝鮮兩名漁民殺害同船的16名船員，拋屍大海，在朝鮮半島東部海上分界線附近被韓方逮捕。兩人表明有意投韓。文在寅政府於當年11月7日向朝方遣返了這兩人。這是韓國政府首次遣返“脫北者”，目的是“維護朝韓關係”。尹錫悅政府批評文在寅政府犯下了“反人類罪”，並將前青瓦臺祕書室長盧英敏、前國家安保室長鄭義溶等一衆前高官列入調查名單。

關於月城核電站1號機組提前關停一案，該機組於1982年開始試運行，原定於2012年關停。2015年，朴槿惠政府投入7000億韓元對機組進行維修，又將其使用期限延長到2022年。2018年，奉行“棄核”政策的文在寅上臺不久後，韓國水力原子能公司突然以“設備陳舊、維修昂貴”爲由，提前關閉了該機組。有分析認爲，這是迫於文在寅政府施加的壓力。

對於尹錫悅上任百日就對文在寅前政府開啓調查，張慧智認爲，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爲了轉移韓國民衆對其執政的不滿情緒。自當選後，尹錫悅的支持率持續走低，8月初已跌至24%，甚至遠低於文在寅卸任時的支持率（45%），這在韓國曆史上相當少見。對尹錫悅而言，這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究其原因，張慧智認爲有三點：

第一，尹錫悅當選總統，並非是自身具有絕對實力的結果。大選期間，韓國民衆對他和另一主要候選人李在明都不太滿意，尹錫悅僅以1%的微弱優勢“慘勝”，反映出其支持率“先天不足”，與過往韓國曆任總統均以較大優勢勝選的情況截然不同。

第二，尹錫悅在人事安排方面任人唯親，這一點遭詬病最多。作爲檢察官出身的總統，他任命的官員都是其親信或熟人，圈層有侷限性，很多人並非其所在領域的專業人士，上任後各種問題和矛盾層出不窮。

第三，尹錫悅執政後，並未解決韓國社會的民生問題，經濟停滯甚至下滑。韓國經濟對外依存度很高，貿易長期維持順差，但從今年5月尹錫悅就職後開始，韓國貿易連續3個月出現逆差。儘管韓國經濟下滑未必是尹錫悅施政不力所致，但韓國民衆難免會歸咎於他。

文在寅“護身符”會否奏效

尹錫悅對前任的清算，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早在擔任韓國檢察總長期間他就表示，執政後將調查文在寅政府的所作所爲。此前，朴槿惠和李明博都被尹錫悅以“貪腐”罪名送進了監獄。

有分析指出，利用檢察機關對政敵進行報復，已經成爲韓國的“政治文化”。韓國司法制度賦予檢察機關過大的權力——檢察官下令警方展開偵查，警方須通過檢察官向法庭申請逮捕令，並由檢察官決定是否起訴。用張慧智的話說，“檢察官既是制定法律的人，又是執行法律的人，還是最後定罪的人，難以保證公正性和公平性。”尹錫悅上臺後的表現，也體現出他“非黑即白的檢察官思維”。

卸任前一週，文在寅曾爲自己畫了道“護身符”。他憑藉共同民主黨在國會的人數優勢，通過了《檢察廳法》和《刑事訴訟法》兩部司法修正案。修正案實施後將分階段取消檢方偵查權，使其偵查權限從“腐敗、經濟、公職人員、選舉、竣工項目、大型事故等總統令規定的重大犯罪”，縮減至“經濟、腐敗犯罪等重大犯罪”。將來即便檢方發現濫權、舞弊等線索，也須移交警方查辦。法案將從今年9月正式實施，文在寅希望以此實現偵查權與起訴權分離，削弱檢察機關的權力。文在寅能否打破“青瓦臺魔咒”，要看這兩部修正案能否順利實施。

張慧智認爲，文在寅入獄對尹錫悅而言未必有利。其一，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黨在國會仍然擁有多數席位；其二，文在寅卸任時支持率頗高，如果強行把文在寅送入牢中，或將觸犯衆怒，甚至再次出現彈劾總統的情況，因此尹錫悅需三思而後行。

自上世紀80年代韓國從軍人統治過渡到民選政治以來，總統們大多逃不過下臺後被清算的命運，或鋃鐺入獄，或流亡海外，或殃及家人，前總統盧武鉉甚至跳崖自殺。在張慧智看來，根本原因是韓國還未真正實現民主化。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韓國才由軍政府轉向文人政府，過快地完成了所謂民主化進程，但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完全的民主化。比如，韓國社會非常重視所謂血緣、地緣等‘關係’，東亞傳統文化對社會方方面面有着重要影響。並且韓國‘民主體制’是從西方傳進來的，與其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之間必然產生衝突。”張慧智分析說。

張慧智指出，韓國實施“民主政治”體制，目的是以“民主”之名反腐敗、反集權，但總統一旦當選，卻能獲得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固有的權力等級制度和思想難以制約腐敗集權。換句話說，在實施民主制度的同時，東方傳統文化遺留下來的“君臣制”“等級制”等思想，超越和壓制了“民主制”應有的監督作用，只有當總統下臺後，“民主”的功能才得以發揮。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的碰撞，對韓國政治產生了長遠而深刻的影響。

尹錫悅對外政策有何新變化

回顧文在寅的5年執政經歷，3次韓朝首腦會晤與簽署《板門店宣言》後的“世紀擁抱”，成爲其總統生涯的高光時刻。

在對外關係方面，文在寅對待中國和日本的態度涇渭分明。爲了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保持平衡，文在寅政府作出“三不一限”承諾：韓國不追加部署“薩德”系統，不與美國和日本形成三方軍事聯盟，不參與美國主導的導彈防禦系統，對已經在韓部署的“薩德”系統，限制實際使用，避免損害中國戰略安全利益。在對日關係上，文在寅政府將“慰安婦”和強徵勞工等歷史遺留問題作爲重點，凍結日本部分在韓企業資產、抗議日本爲強徵勞工舊址申遺、啓動索賠機制等，韓日關係一度跌至冰點。

尹錫悅上臺後，隨即調整了韓國多項重要對外政策，包括宣稱要對朝鮮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重啓美韓聯合軍演以及力主改善韓日關係。張慧智指出，尹錫悅的外交政策，可以歸納爲三點：韓美同盟優先、價值觀外交和全球樞紐國家定位。

張慧智進一步解釋說，在韓美同盟優先的前提下，韓美關係將得到持續加強。從尹錫悅上任後立即與拜登通話、雙方安排見面，以及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密集進行高層交流等活動安排中，已可以看出尹錫悅不同於文在寅時期的對美政策。

與此同時，尹錫悅政府也力主改善韓日關係。不論是向日本派出特使團、韓日外長會，還是低調處理在韓日企資產及“慰安婦”問題，都隱約體現出尹錫悅政府“積極主動推動改善韓日關係”。或許韓日關係短期內難以全面緩和，但安全領域的合作已經重啓，這一點與文在寅時期有着明顯區別。

在對華關係方面，不論是尹錫悅本人還是其團隊的表態都比較強硬。不過，8月24日是中韓建交30週年紀念日，兩國政府和各地民間陸續舉辦友好活動，加上韓國最近對華貿易出現赤字，且韓美合作也未必能滿足韓國需求，因而韓國國內出現了對華緩和的聲音。張慧智認爲，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韓國國內經濟發展受阻的情況下，尹錫悅政府或許仍將保持對華友好態度，繼續在中美之間維持相對平衡。

本報北京8月24日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胡文利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2年08月25日 09 版

責任編輯：朱學森 SN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