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一場令人興奮的繁榮之後，當前流行的ESG概念出現了一些“變形”。

鈦媒體作者丨林志佳

隨着全球可持續發展和“雙碳”目標推進，資本市場對ESG（環境、社會和治理）概念的關注度日益提升，但另一面，ESG卻變相成爲資本市場掌握企業的“遙控器”。

今年1月，由於未能滿足自主制訂的嚴格氣候評分標準，全球指數提供商富時羅素（FTSE Russell）宣佈將34家公司從其可持續投資指數FTSE4Good All-World基準中剔除。34家包括美國券商Charles Schwab、盧森堡媒體集團RTL Group、印度電網公司、中國國航以及中遠海運能源運輸等互聯網與科技、運輸相關企業。

這是該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全資子公司第一次採取這樣的措施。富時羅素政策主管大衛·索爾（David Sol）對此表示，由於2021年富時羅素推出更嚴格的氣候變化標準，列入觀察名單的208家公司都在努力提高環境保護評分標準的轉型之路。但很遺憾的是有些公司沒有達到相關標準，因此被剔除。

與此同時，晨星公司旗下可持續發展評級機構Sustainalytics於1月初宣佈，已經將騰訊、微博和百度三大互聯網企業的ESG評級下調至“不符合聯合國原則”類別，原因則令人“匪席所思”——與互聯網管理、俄烏戰事等因素有關。

近年來，當中國企業開啓國際化或在海外上市，由於受到各利益相關方的壓力，開始將ESG列爲重要的企業治理提升指標，並逐步改善企業可持續發展行爲，致使ESG在資本市場影響力逐步擴大。但海外和國內的ESG標準不統一、供應鏈風險等非財務風險日益凸顯，導致ESG概念背後亂象頻出，逐漸變成了一場“資本運作的怪圈遊戲”。

近日接受鈦媒體App採訪時，Omdia中國首席顧問王珅表示：“企業ESG表面上看似只是一個附加的效果，帶來光環效應。ESG讓任意企業都能達到很好的社會影響，能提升企業估值。但對於企業自身來說，除了社會形象提升之外，ESG真正目的在於節能減碳後降低成本、提高業務產出等，這纔是企業做ESG重要原因。對於部分企業僅僅宣傳式地進行ESG行爲，不能真正提升企業價值。”

王珅強調，真正能觸動企業核心成本運營問題的ESG，纔是最關鍵的。

真ESG還是宣傳噱頭？

ESG是“環境保護”（Environment）、“社會責任”（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個英文單詞首字母的縮寫，由2004年聯合國全球契約首次提出，被視爲評估企業經營的重要指標，也是企業獲得客戶與投資人信任的基礎。

與傳統財務指標不同，ESG投資在傳統方法基礎上進一步度量了企業E、S、G的非財務指標，從而讓企業在謀求商業利益的同時兼顧社會責任，同樣也使投資者多維度、全方位評估企業，該公司基本面和估值因此得到提振。反之，企業估值邏輯會要重構。

據資產管理集團貝萊德的一份數據報告顯示，預計到2030年，ESG領域的投資將增長到1萬億美元。

截至目前，阿里巴巴、騰訊、茅臺、小鵬汽車、B站、比亞迪等頭部公司均已對外發布了ESG報告。不過，這些報告內容差異性較大，有的針對E、S、G三大領域展開論述，有的關注社會協作、抗疫保供，也有的將較多筆墨用於“秀肌肉”。

事實上，除了很多企業喊出“致力於到2030年實現氣候中和”這種宣傳式ESG之外，近兩年，上市企業想要體現ESG的核心原因在於，ESG相關政策法規及交易所監管日益趨嚴，讓企業不得不投入大量社會責任性資金，硬性加大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性變革力度，對資本市場披露企業ESG方面貢獻。

截止目前，美國、中國、法國、南非等國家和地區的證監機構都發布了ESG相關披露說明：

• 美國證監會2008年規定上市公司必須披露環境信息，2013年美國環保局規定部分高溫室氣體排放上市公司必須披露其排放信息；

• 法國交易所2012年起要求500人以上的上市公司、或交易額1億歐元以上的公司必須披露環境及社會方面信息；

• 南非交易所自2002年起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須對可持續發展表現進行一般性披露、合規或解釋；

• 中國上海交易所及深圳交易所均發佈了關於上市公司披露ESG及CSR信息的指引及徵求意見。港交所則於2012年發佈上市規則附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並分階段提升強制披露要求。

• 2018年9月，中國證監會發布修訂後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增加了上市企業在環境保護與社會責任方面的披露內容，鼓勵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2021年6月，證監會發布了修訂後的上市公司年報半年報格式準則，並公開徵求意見，本次修訂新增環境和社會責任章節，鼓勵披露碳減排的措施與成效。

但是，ESG概念背後有一個問題在於，全世界的ESG評級標準各不相同，導致企業排名各有差異。而且，一些ESG評級排名甚至直接排除中國企業，但評級機構自身卻賺的盆滿鉢滿，9個月內收入同比增長36%。

“當前的ESG評估方法存在根本性缺陷。爲了實現迫切需要的變革，ESG需要不斷發展以衡量現實世界的影響。但當前ESG報告並未有相關信息，”特斯拉在2021年影響力報告中表示，“相反，它（當前ESG評估）側重於衡量風險/回報的美元價值。”

中國公司的 ESG 分數中值較低（來源：金融時報）

事實上，中國企業的ESG報告多表現在扶貧濟困和救急（例如疫情期間的馳援）等方面，但海外企業卻一直在深耕長遠的環境問題。也可能正因爲此，國際ESG機構的榜單上對中國公司的評級都依然非常不盡如人意。

英國《金融時報》曾引述摩根大通做過的一項調查發現，中國公司在ESG評分體系分數中值較低。

以調味品牌海天味業爲例。海天味業在國際指數機構MSCI（明晟指數）評級中一直處於整個評級體系倒數第二的B級。MSCI認爲，海天在食品安全與質量、營養與健康機遇、用水壓力和原材料採購等四個方面，在MSCI ACWI（全球標準指數）83家食品公司中處於落後地位。

MSCI曾於2020年4月公佈的一份ESG報告指出，2019年，最低ESG評級的中國公司達到總數的56%以上，獲得最高ESG評級的企業主要是消費品和信息技術巨頭，包括阿里、蘋果、谷歌母公司Alphabet等。

這意味着，絕大多數中國企業並不符合MSCI ESG評級標準。

隨着騰訊被下調ESG評級，投資人有計劃減持其股份。據金融時報報道，儘管微信成爲了中國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騰訊公司承擔了很多企業社會責任，但隨着Sustainalytics下調評級，令一些關注ESG的投資者感到震驚。美國基金機構WisdomTree Asset Management的Liqian Ren就直言，他們將減少投資這類ESG評級不達標（騰訊）企業。

“隨着更多的投資者利用 ESG 數據及工具以協助他們做出投資決策，ESG標準對於投資或運營於中國的國內或國際機構日益重要。”MSCI亞太區指數產品主管Douglas Walls表示。

鈦媒體App梳理發現，評級機構對於ESG榜單也是亂象頻出。比如，MSCI做了高達27個ESG相關指數，可以用“菜市場”來形容，甚至還有所謂“MSCI ESG信仰爲基礎”等，評級標準較爲簡單，甚至有的沒有任何客觀說明。因此，這些評級排行的作用是否能夠真正體現企業ESG帶來的社會可持續性發展，這需要打一個問號。

但從自身而言，ESG評級低與很多中國公司對碳中和並沒有明確規劃有一定關聯。

例如，茅臺對ESG的表述爲“初步構想公司碳中和規劃，制定思路，開展減碳行動路徑，即將開展碳盤查工作”；B站在減碳方面“計劃逐步建立全面的碳排放監控及管理體系，通過監控辦公及數據中心的碳排放，不斷完善低碳減排措施”；京東對於“全面的溫室氣體排放盤查”處於籌備中，集團層面的減排目標狀態尚在“籌備中”。

但毫無疑問的是，ESG概念的旺盛需求，直接讓ESG評級機構賺的盆滿鉢滿。晨星旗下ESG評級機構Sustainalytics報告稱，2022年前9個月，該公司服務收入爲7680萬美元，同比增長36%。

而包括ESG在內的多個服務業務，MSCI指數公司2021年收入達20.44億，比上一年增長20.54%；淨利潤達7.26億，同比20.63%。

再看A股。

儘管近兩年中國加大推動ESG基金的發展，但ESG投資從來不是A股頭部企業關注的重點，資本的逐利性註定了短期營收比長期的企業治理更爲重要。無論是中國石化、中國石油、中國建築，還是中國平安、中國中鐵、中國鐵建等A股頭部企業，他們股價波動與ESG關聯度較低。

根據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張長江團隊在《環境經濟研究》期刊上發佈的研究成果，其認爲改善ESG表現對國有上市公司提高財務績效的影響不顯著，但卻有利於非國有公司提高其財務績效。主要原因是中國資本市場以散戶爲主體，整體的投資風格偏向短期收益。

此外，西方和中國的ESG投資和發展差距較爲明顯。拋開環境治理和影響不談，歐美市場投資人熱衷的人權利益關注標準和多元化企業文化提升，包括提升少數族裔權益、削減外貌歧視等方面，這些都難以進入國內企業ESG報告的認知範疇。

因此，隨着近年ESG法規政策及交易所上市規則出臺、資本市場關注提升等因素，促使中國企業不得不建立ESG體系，並踐行ESG管理。但還要警惕：ESG不是一場“資本運作的另類遊戲”，評級機構對企業歧視性標準、宣傳達不到的減碳口號、互聯網企業增加無意義的ESG投資等“漂綠”行爲，並不能讓企業自身得到可持續性發展，而且也很難得到大衆認同。

“部分企業的報告更像是自說自話，並沒有科學的評價系統，只是簡單地找一箇中介公司，把企業在社會責任等方面的‘亮點’拿出來加工一下，更像是宣傳的噱頭。”北京一位金融人士接受採訪時表示。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ESG研究院執行院長柳學信則認爲，除了一些龍頭企業，很多企業在編寫ESG報告時，在市場上找一家中介機構，把過去企業在社會責任、環保、勞工方面的閃光點總結一下形成報告，這樣的報告形式大於內容。

很顯然，在經歷了一場令人興奮的繁榮之後，當前流行的ESG概念出現了一些“變形”。

不管爭議與否

企業仍要加大減碳措施

目前，關於ESG概念的爭議頗多。

其中，在特斯拉被踢出標普ESG指數後，特斯拉CEO、前世界首富埃隆·馬斯克發推文怒斥稱，ESG就是騙局，它被那些僞裝成社會正義鬥士的傢伙當成槍使。

2022年6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宣佈調查高盛的ESG投資基金業務，主要針對的是高盛集團的公募基金，SEC稱要出臺新規，打擊投資產品中被誇大的ESG數據。此外，美國最大的公共退休基金CalPERS前負責人Anne Simpson也表達對ESG概念的反對支持意見。

但不管爭議與否，一個發展事實是：伴隨氣候變化、以及各國推出碳中和碳達峯目標，經濟結構調整和綠色技術進步是推動節能減排和綠色增長，實現中國經濟低碳轉型的必然選擇。而碳排放績效改善則是實現經濟發展與節能減排雙贏這一低碳經濟發展宗旨的關鍵途徑與核心體現。尤其ICT（信息及通信技術）領域企業，應該要考慮減少碳排放，從而有效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王珅對鈦媒體App表示，ICT是一個技術密集行業，需要促進企業綠色減碳技術用於電力製造、交通、農業等領域，從而將下游需求和能耗匹配平衡，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費。“目前ICT行業可能每年產生13億噸等效二氧化碳排放，但它給下游產業帶來的減碳潛力爲121億噸等效二氧化碳，即ICT行業每產生一噸碳，就可能會爲下游帶來九噸的減碳潛力，因此需要自身減碳來提升了產業下游的數字化。長遠來看減碳對於ICT行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022年夏天，全球異常的高溫現象給人類敲響了警鐘。Omdia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有44個國家承諾淨零排放目標，約佔全球二氧化碳量和GDP的70%左右。

王珅認爲，目前ICT企業減碳有三個途徑：一是提升綠電佔比，採購綠電或者搞小綠電，提升上游設施規模，利好分佈式光伏、儲能、以及IGBT、MOSFET等半導體器件市場；二是提高設備能效，包括提升服務器與數據中心領域的計算、存儲、網絡、芯片等產品的能效比，；三是增強智能化的能源管理。

對於美國商務部的半導體出口新規對中國算力發展影響，王珅對鈦媒體App表示，國外這些限制影響在中短期內有限，稍低規格的國產服務器芯片可以滿足國內數據中心的大部分需求，在一些應用中也可以犧牲一部分能耗和時間爲代價，通過多數量優勢抵消質量上的劣勢等方案以解決算力有無的問題。

此外，以芯片製造行業爲例，麥肯錫（McKinsey）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減碳具體措施，包括優化氣體化學處理，以降低溫室氣體的使用量，安裝氣體減排系統；減少冷卻器泄漏，至少70%的傳熱流體（HTF）需要更換爲低全球變暖潛值方案；需要用清潔燃料替代目前的燃料供應等。

目前，中國正在加大對企業ESG工作披露的重視力度。

2022年4月，中國證監會發文，要求上市公司在與投資者溝通內容中增加ESG信息。5月，國資委印發《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質量工作方案》，其中提到將推動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完善ESG工作機制，在資本市場發揮帶頭示範作用，要求央企上市公司到2023年全部要披露ESG報告。此外，中國對於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要求逐漸嚴格，從“倡導自願披露”轉變爲“部分企業強制披露”。

中國證監會上市部主任李明在2022可持續發展高峯論壇上表示，加強ESG信息披露是推動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客觀要求，也有助於ESG表現較好的企業得到投資者特別是機構投資者等長期資金的認可和青睞，獲得資本市場支持。

中國上市公司協會、中證指數有限公司日前發佈的《中國上市公司ESG發展白皮書》顯示，2009年到2021年，披露ESG相關報告的A股上市公司從371家增至1112家。

實際上，中國亟待構建接軌國際、符合國情的ESG發展體系，尤其企業應該把握ESG趨勢，從內外部視角出發規避ESG風險，關注外部ESG政策、法規與上市規則等。其中，減少碳排放、推進碳中和是目前中國企業應該做的一項重要任務。

“實現碳中和是一個長期目標，但近兩年疫情、國際衝突等問題，讓短期利益和長期目標發生牴觸，有些變化是很正常的。不過從長期來看，企業需要減碳的趨勢非常明顯，背後需要靠企業自覺或是其他動機。如果減碳市場化，就能真正激發整個社會減碳的驅動力。”王珅對鈦媒體App表示。

2023年1月19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新時代的中國綠色發展》白皮書，闡述新時代中國綠色發展的核心理念，以及總結十年來中國綠色發展的舉措與成效等。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趙辰昕在發佈會上透露，2012年以來，中國以年均3%的能源消費增速支撐了年均6.6%的經濟增長，單位GDP能耗下降26.4%，是全球能耗強度降低最快的國家之一。

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將認真貫徹中央決策部署，着力從健全完善綠色製造和服務體系、構建綠色低碳升級改造政策體系、強化綠色低碳標準的引領、建立數字賦能綠色製造的引導機制、深化綠色製造的國際交流合作機制五個方面深入推行綠色製造，從而推動中國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可持續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本文首發鈦媒體App，作者|林志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