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歐洲心臟病學會（ESC）和歐洲經皮心血管介入治療協會（EAPCI）分別發佈訃告，宣佈知名心血管專家、全球首例經導管主動脈瓣膜（TAVR）手術發明人阿蘭·克里比爾（Alain Cribier）於2月16日去世，享年79歲。

克里比爾1945年出生於法國巴黎，他是心臟瓣膜疾病微創治療TAVR手術的開創者，2002年在法國魯昂實施了全球首例TAVR手術，如今全球TAVR手術每年開展數十萬例。在中國，TAVR手術也已惠及數萬名患者。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數據，全球TAVR市場規模已由2017年的34.7億美元增長至2022年的70億美元；預計到2030年全球TAVR市場規模將達到158.9億美元，2022至2030年複合增長率爲10.8%。

曾被質疑是“最愚蠢的項目”

在首例TAVR手術發明之前，全球數百萬名患有鈣化主動脈瓣狹窄的病人只能通過重型外科手術進行治療，然而超過一半患者由於高齡、身體虛脫耐受不了外科手術，這使得絕大多數老年患者的生命和預期壽命受到限制。在TAVR手術發明後，介入醫生在全球數千個心血管介入導管室治療了超過數百萬患者，極大改善了瓣膜疾病老年患者的生存預期。

克里比爾直到去世之前都一直活躍在心臟病學界。他在魯昂創建了首個TAVR醫學培訓中心，把TAVR治療理念傳授給全球更多的心血管介入醫生。

除了是一名傑出的醫者之外，克里比爾還是一名醫療器械創業者。早在1994年，他就與工程師合作繪製了TAVR經股動脈手術裝置的圖紙，並申請歐洲專利。

但與很多創業者一樣，克里比爾早期的醫療器械開發歷程並不順利。他在2022年TAVR二十週年時的採訪時表示，他的項目曾被多家生物醫藥公司專家否決，並且一度被認爲是“最愚蠢的項目”。

“我必須承認，我當時相當灰心，直到我們遇到了來自強生公司 （J&J） 的兩位工程師斯坦·拉賓諾維奇 （Stan Rabinovich） 和斯坦·羅 （Stan Rowe），他們出人意料地支持了這個項目，時運發生了轉變。”克里比爾表示。

後來，他們與時任強生醫療總監的醫學博士Martin Leon進行了交談，Leon也支持該項目。不過，與大公司的合作也並不總是順利的。在與強生合作開發主動脈瓣膜失敗後，克里比爾決定親自迎接挑戰。他於1999年成立了一家名爲Perdermal Valve Technologies（PVT）的初創公司，並找到以色列一家小型工程公司Aran R&D，該公司同意投資並幫助其開發瓣膜原型。

這次合作意外順利，以色列的工程師解決了工程上極具挑戰的難題。克里比爾在幾個月內就得到了符合他預期的瓣膜原型，並在以色列完成實驗室測試。2000年，他與合作者完成了動物研究，這促進了瓣膜植入術在急性和慢性患者人體試驗的發展和完善。

2002年4月16日，克里比爾成功地對一名主動脈狹窄患者實施了TAVR的首次人體植入，這次手術影響了未來二十多年的瓣膜疾病介入治療的發展歷程。

“首次人體試驗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克里比爾在2022年的採訪中這樣說道。當時的這名患者生命垂危，TAVR被認爲是唯一可能挽救他生命的手術。此後，克里比爾意識到，如果能夠在病情較輕的患者身上重複TAVR手術過程，那麼將可以幫助到更多患者。

推動企業十年間市值漲超十倍

克里比爾首例TAVR手術的成功在醫學界引起巨大轟動。2004年，他創立的公司PVT被愛德華生命科學公司（Edwards Lifesciences）收購，這一事件極大地推動了TAVR歷史的進程。愛德華也因TAVR瓣膜的廣泛應用，市值在10年上漲超過10倍，從一個搖搖欲墜公司變成全球瓣膜領域的領軍企業。

在此後的20年內，愛德華、美敦力等瓣膜領域的巨頭相繼開發出新一代TAVR瓣膜，帶來了更先進的技術，改善產品性能並減少了嚴重的併發症。克里比爾首創的“極簡主義”策略在TAVR手術應用於超過90%的病例，將TAVR手術轉變爲在局部麻醉下進行的類似支架植入的手術，患者在2、3天內就能出院回家。

近年來，得益於TAVR適應證的迅速拓展，這種手術的需求也在全球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2005年，全球共有100名患者接受了TAVR；到了2021年，全球TAVR手術例數增長至近20萬例。

在全球首例TAVR開展十年後，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內科主任葛均波於2010年10月實施了中國首例TAVR手術。據國家經導管瓣膜治療數據庫（NTCVR）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年底，中國大陸地區已開展了近2.4萬例TAVR手術。

葛均波院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克里比爾的工作推動了TAVR在全球的發展，也極大地啓發了中國醫學領域的創新者。葛均波回憶道，他曾在全球多次學術會議上與克里比爾教授交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毛里求斯和中國的兩次會面，第一次是2002年克里比爾剛剛完成首例TAVR手術，在毛里求斯舉辦的一次小範圍學術會議；第二次是2016年在中國的介入大會上，葛均波與克里比爾深入探討了中國TAVR的發展，克里比爾對中國TAVR的迅速發展表示肯定。

在推動TAVR這種新型術式過程中，克里比爾遇到的挑戰主要來自於兩方面：一是心臟外科醫生的強烈反對，二是監管機構對新技術缺乏信任。爲了推動這種顛覆性醫療技術的發展，克里比爾提供了大量的循證醫學證據，證實了該技術的巨大價值，並使其倖存下來。

2022年4月，克里比爾受邀線上參加中國瓣膜大會TAVR二十週年紀念活動，並發表“從概念到臨牀實踐”的主題演講。在談到TAVR進一步創新的挑戰和需求時，克里比爾表示，當今的挑戰之一是TAVR瓣膜的高成本，這阻礙了該手術在發展中國家的推廣。他認爲，隨着需求的增加和製造商之間的競爭的增加，成本逐漸下降將成爲趨勢。

克里比爾還提到TAVR未來的發展方向，他認爲這將取決於瓣膜的長期耐用性。據悉，克里比爾所在的魯昂醫院對TAVR患者最長的隨訪時間爲14年，瓣膜未出現惡化。如今，很多公司正在研究非生物瓣膜，這可能是降低瓣膜長期耐用性風險的解決方案。

在TAVR推出後不久，包括雅培在內的很多公司將二尖瓣反流（MR）作爲下一個大目標，理由是二尖瓣反流患者的總體數量將超過主動脈狹窄的患者數量。克里比爾認爲，儘管二尖瓣技術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但一些新的設備已經出現，未來會看到一些臨牀需求。

克里比爾是一名成功的醫生，但他的成功過程中也經歷質疑和批評。他認爲，在醫學領域進行創新的人都必須準備好面對許多障礙，其中不可避免地包括懷疑和批評。“沒有人會一開始就相信你能夠帶來新的東西，我的建議是永遠不要放棄！如果你堅信你的項目很好，如果它符合臨牀需求，並且你能夠找到支持它的論據，那麼沒有任何障礙會阻止你成功。”他曾這樣激勵醫學領域的創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