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文匯報 陸春祥

晚清著名同光體詩人袁昶，我的桐廬老鄉，博學多才，他自21歲中舉後開始寫日記，現存洋洋六十五冊，二百多萬字，是晚清文史的重要文獻。袁昶日記涉及傳統經史諸學，尤其專注於易學、理學、佛學、道學、養生、醫方等，這裏擇幾則與讀者共賞析。

夜間失眠的時候，袁昶常會背誦《論語》以自娛。

失眠的時候幹什麼最有效？各說各有理。有人數羊，常常數到幾百，幾個幾百，幾十個幾百，草原上已經有無數的羊羣了，依然沒有睡着。

《論語》二十篇，五百章，一萬九千餘字，古人啓蒙的時候，都是必讀必背教材，那種死記硬背，不斷地背，就會烙在腦子裏。要想有效果，就得半睡半醒間也能背，否則越背越用腦子，會越來越清醒。

不過，袁昶也承認，年長以後，事情多多，即便背書，也沒有小時候的效果，很少能有全文背誦出來的。

關於這個問題，顏之推早就告誡他的子孫：二十歲以前讀的書，六十歲也不會忘記。他們強調的是童子功。

光緒九年（1883）正月，袁昶記下了新年第一天的一則日記：

司馬溫公曰：吾生平無過人者，惟做事無不可對人言者耳。

對司馬光的這句名言，也有這樣的表述：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

敲重點：此事可對人言否？

十年後，光緒十九年（1893），同樣是正月，袁昶記下曾國藩的日課：

內養氣之法有二：一慎言語。氣藏丹田，無不可告人之事，即溫公求誠自不妄語始之意，積久自馴，致浸灌浩然。此養義理之氣也。一曰節慾勞節飲食，每日靜坐四刻，數息百入，時時當作養病，此養血氣之氣也。

說的是自我修養，許多人也以此爲標準，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中努力踐行。

《增廣賢文》有格言這樣擬：“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這個讀書人，雖讀遍天下書，但口氣依然不小，後一句更牛，不過，這也只有他自己知道，這個要求實在太高。

後來，就演化成固定的七字成語了：事無不可對人言。

細細想來，這一條，如果用來自律，確是極有效果的，每當欲行一切有所不妥當之事，就想一想這一句，這就是警鐘了。

1796年5月18日，本傑明·拉什（1745—1813，美國開國元勳）給21歲將赴印度的兒子寫信，結尾是這樣的：

要保持清醒和警惕。記住，在你見識世界時，世界也在見識着你的本色。更要銘記，至高無上的造物主始終在注視着你。臨別之際，我們諄諄贈言，最後還是要補充一句：任何時候，若你禁不住誘惑，要行不當之事，請設想父母正跪在你面前，眼含淚水，懇求你抵抗住誘惑，並懇請你明白，若你屈服於誘惑，就是將父母提前送入墳墓。

這與事無不可對人言，異曲同工。

光緒十一年（1885）六月的一個晚上，袁昶被一個字所觸動。

他去朋友嚴居士家拜訪，見他家牆壁上有一個方方正正的大字。或許是晚上光線的原因，或許是袁昶的視力有點問題，他不能確定這個字。此時，居士大喝一聲：“你仔細看看，是恕字，不是怒字！”居士說完，袁昶一個激靈，又忽然若有所悟。

這個“恕”字會使所有的人感悟。其實，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核心重點，就是講一個“恕”字。

孔老師對曾參說：參呀，我的人生觀，是一以貫之的。曾參答：嗯哪，老師，的確如此吶。孔老師出去後，別的同學就問曾參了：曾同學，老師的人生觀指什麼？曾參笑笑答：老師的人生觀，其實只有兩個字，忠與恕。

後人都以曾參的這兩個字來概括孔老師的人生觀，前者重點指對君主及國家，後者常指孔子的爲人處世態度。恕其實就是仁。在曾參眼裏，孔老師是一個寬宏大量的人，他也是一個能以自己的心推想別人心的人。

孔老師去世時，曾參也只有二十七歲，“參也魯”，老師眼中，曾參並不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那麼，曾參的理解，也只能是一知半解的，不過，這兩個字，卻也十分精確，講到位了。子貢就曾經問過孔子：老師，有沒有一個字可以讓人終身奉行的呢？孔老師說：應該是“恕”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華夏文明中有“滅國不絕祀”的傳統，這也是一種恕。

雖然將你的國家滅了，但依然爲你保留一些血脈，使你祖宗的香火不絕。爲他人，也爲自己，一怕滅國的祖宗化成厲鬼來報復，二也怕自己滅國後沒人祭祀。杞國是夏禹的直系後裔，商湯滅夏，將夏王室遺民遷到杞地，建立了杞國。曹魏代漢，晉代魏，末代君主還是得到了比較好的待遇。但也有大量的例子證明，新朝建立，爲防死灰復燃，將前朝宗室斬草除根的，可見，要做到恕字有多難，尤其在切身利益之前。

布衣甚至以爲，這八個字，還可以將其看作是一條寬恕自己與他人的人生智慧，他人不願意，何必強求呢？留一點遺憾與欠缺吧。這樣一想，己不欲，就不會施於人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34歲的曾國藩將他的書齋命名爲“求闕齋”，並編有《求闕齋讀書錄》四卷。曾的意思相當明瞭，做人做事不能太圓滿了。嗯，魏徵早就告誡：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

“恕”與“怒”，字形上極相似，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學。

光緒十五年（1889）九月，袁昶的一則讀書日記讓人耳目一新。

這些時間，袁昶應該是讀了平湖陸稼書的書，從而印象深刻：

陸三魚先生言《戰國策》有毒，中而死者，如晉袁悅是也；《莊子》亦有毒，中而死者何晏、鄧颺輩是也。讀蒙莊者，去其猖狂妄行乃蹈大方，此類之說，則去毒矣。

這是袁昶的另一種讀書方法，求疑法。後者不說，只說前面的陸稼書。

《世說新語》“讒險”第三十二、《晉書》卷七十五都記載了袁悅的事，比如《晉書》這樣寫：

袁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爲謝玄蔘軍，爲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止齎《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

袁悅也叫袁悅之，他能長短說，就是縱橫家，口才自然一流，他拿《戰國策》當成唯一的經典，甚至放言，天下只要這本書就夠了。會稽王司馬道子，是晉簡文帝司馬昱的第七個兒子，也是晉孝武帝司馬曜的同母弟。彼時，晉孝武帝爲了政權的穩固，牽掣謝安等大臣，對這個弟弟委以重任，司馬道子還與謝安的女婿王國寶聯手，打壓謝安等人，後來，司馬道子把持了朝政，這又激怒了晉孝武帝，而袁悅之則成了他們爭鬥的犧牲品。

這樣的人，陸稼書則說他中了《戰國策》毒，讀書讀多了，將自己的性命也搭了進去。而陸稼書自己，真的將《戰國策》作了重新解讀刪節，就是所謂的去毒，編了一本新的《戰國策》。

《戰國策》，西漢的劉向輯錄而成，分十二策，33卷，497篇文章，主要記敘了戰國時期縱橫家們的政治主張及言行策略，許多都是相當有用的計謀，相當於縱橫家們的實戰手冊。箇中計謀，不少都演化成固定成語，比如退避三舍、遠交近攻、朝秦暮楚、南轅北轍、不翼而飛等，每一個都生動有趣。但如果只將其當作計謀來使用，就會陷入讀書的誤區，做人做事，並不是只有計謀纔行得通的，如果那樣，這個社會將會非常可怕。

看完袁昶這一節的讀書日記，布衣也隨手下單了一本新的《戰國策》，主要是想覈對一下，哪些被陸稼書作爲有毒的章節給刪掉了。

無論哪個角度說，讀書要去毒的觀點，布衣我是一百零一個贊成。

光緒十六年（1890），風和日麗的四月，最是讀書好季節，袁昶記下的一個讀書觀點，對後人顯然有些啓發。

袁昶的觀點是：學作詩文，須玩專集，勿看選本。

按一般理解，專集是博廣，選本是專精，讀書要博與專相結合，況且，選本是精華所在，既可以節約時間，又能在有限的時間裏讀到最主要的東西。

既然提出了“勿看選本”，那就得有足夠的理由。

袁昶認爲，選本有四種毛病。

毛病一：選本義法固備，卻不易學習，容易擾亂人的性靈。爲什麼呢？凡人的筆力各有天得，雖容易學習卻難變化。周敦頤說：性有剛善、柔善、剛惡、柔惡之別，佛家也有人的秉賦有聰明與愚笨的區別，只有寫文章的筆法與思路可以通過學習不斷得到提高。如果取法太雜，則會限制才氣的發揮。

毛病二：選本一般都選一些好的、長的文章，不太好的、短小的文章則會棄之不收，這就好比臨摹畫畫一樣，只關注一些表面的皮殼，反而將本真之美掩蓋。

毛病三：每個寫作者都有一項或幾項拿手的文體，比如賈誼、晁錯、韓愈擅持論，柳宗元擅序與記，陸贄、歐陽修擅章奏、書尺，蘇東坡擅史論，董仲舒、匡衡、劉向擅注經，蔡邕擅碑碣文字，王安石擅序說與哀祭。袁昶說，就是本朝名家，也有方苞擅義理，姚鼐擅義理考據辭章融合，張惠言擅易經，惲敬擅博採衆家，一句話，名家也不是擅長所有，而各有側重，如果才弱而又想兼各家所長，那就很有可能會落得下面一樣的結局：烏鴉不像烏鴉，喜鵲不像喜鵲，以爲是龍卻又缺角，以爲是蛇卻又有腳。

毛病四：看多了選本，這家沒學好，又學下一家，移此涉彼，見異屢遷，各家互相打架，枝葉橫生。結局往往是，博涉者多如牛毛，精取者卻鳳毛麟角。

陸布衣覺得，這個話題，現在來說，也是難題。

不少人專學一家，就是袁昶說的讀專集，拆卸式學習，學馬爾克斯，學博爾赫斯，學卡爾維諾，學梭羅，皆有所得，有的還成了不小的名家。但也有不少人博採衆長，就是袁昶說的讀選本，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這就好比喫百家飯，也長得腰肥體壯一樣。

從營養學的角度看，多食雜糧有助於健康。從讀書角度說，博與專同樣重要。不過，袁昶的重點，顯然是就某一個人的作品說的，讀全集至少能瞭解全貌。

光緒十八年（1892）七月，袁昶記下了明人鎦績《霏雪錄》中關於唐宋詩區別的觀點，無論對鎦績還是袁昶，都是經年閱讀的結果：

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餖飣；唐詩縝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人，辭容鄙俗。

唐詩各種好，而對宋詩，用的幾乎都是唐詩反義詞。其實，不見得唐詩有這麼好，也不見得宋詩有這麼差，都是各說各有理，不排除人云亦云，主要還是每個人的閱讀感受不一樣。

明代胡應麟《詩藪》：

唐人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宋人詩如披沙揀金，力多功少。

胡應麟還有點客觀，唐詩本真鮮活，如出水芙蓉，給人以浪漫的想象。宋詩用詞謹慎，千挑萬選，要用合適的字眼表達自己獨特的思想。

清代吳喬《圍爐詩話》這樣評唐宋詩，還有明詩：

唐詩有意，而託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瞎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直是木偶被文繡耳。

詩要重意重比興，很明顯，吳喬是揚唐，抑宋，斥明。

古代讀書人不斷比較唐宋詩，現代讀書人也在比較。

除了初唐中唐詩，顧隨先生大都看不上，乾脆給它們都開出了病危通知單：

晚唐詩，肺病一期；兩宋，二期；兩宋以後，肺病三期，就等抬埋。（葉嘉瑩等記錄的《顧隨講昭明文選》）

爲什麼會這樣認爲？按顧隨的說法，這些進入病態的詩中沒有“事”，這個“事”就是真正接地氣有現實生活的內容。中國詩要復活是在技術外，要有“事”的創作，有“事”才能談到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