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丨马识途：九死一生，一生九死
“闻蒋立正”
川人马识途，本名马千木，1915年出生于四川忠县石宝寨的书香门第，父亲当过大邑县县长，开过酒坊。发蒙时期的马识途，读的还是孔孟之书，1920年代川地请塾师，首选的还是坚持留辫的冬烘夫子——人们指望有朝一日逊帝复辟，子弟们可上京赶考，光宗耀祖。这些不新不旧的半老夫子，只督促学生背书，从不讲解，认为只要熟读，自解其意。哪次抽检背书，如背不出，做学生的便要“吃竹笋”（打手板）、“吃板栗”（敲脑壳）。
但新学的渗入，使情况出现了变化。当地中学校长由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出任，除带回一名穿裙子的下江新女性，牵手上街，还有教育家陶行知的思想：“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马父等乡绅组成的校董事会，以“诚朴”为校训，仍规定学生必须读《论语》《孟子》。一面是长袍马褂的古文教员，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一面是制服短发的新教师，警示“东亚病夫，亡在旦夕”。在新旧文化的交织下，马识途读完了初中。
1931年夏，16岁的马识途被父亲“撵出”，赴京考高中。当年因家道中落，其父未能留学日本，那些留日生回国后，不少成为了叱咤风云的革命家，而他只能在本地谋发展，总算靠自己的努力在县城站稳了脚跟，挣出一个小康之家。马父认为乡绅子弟窝在暖巢不可能有出息，只会吃喝嫖赌，败尽家产，他要儿子勤奋求学，由高中而大学，争取留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马识途乘船至万县，先参加各县学生的会考，以取得正式的毕业文凭。第一次到大码头，乡下孩子穿着土气，被城里学生讥笑：“吃包谷粑长大的！”旅馆里，城里学生不愿和他们同桌吃饭，说乡下人身上有牛屎味。带队老师要他们忍着点：“考场上见高低！”马识途与几位同学抓紧时间备考，城里学生则纷纷开洋荤，或“叫条子”（命茶房的人去请唱曲的姑娘，不听素的专听荤的，如《小孤孀上坟》），或出去吃花酒。
下川东十四县的七八百名初中毕业生齐集，由当地最高长官王陵基主考。会考放榜后，只取百余名，大半学生落榜，有的县甚至“打了光脚板”，一个没考上。忠县学校大出风头，占榜约一半，马识途的学校考上了30多名，马为第九名。
1936年7月，马识途考入中央大学化学系，立志“工业救国”。一年后进军训营，他见军官皮靴后跟装有亮晶晶的马刺，心下疑惑：明明不是骑兵，为什么要装马刺？后来才明白这用于“闻蒋立正”，铿然作声，效果当然不一样。
1930年代，为树立蒋委员长的绝对权威，国民党开始搞个人崇拜。课堂上，教官指着黑板讲道：“蒋委员长说这是白板，我们就说这是白板。”学校集会，凡提到蒋委员长，主讲人及听众必须起身立正，所谓“闻蒋立正”。
中央大学军训营紧挨着中央军校，常有大人物来作报告。学生们上午出操，要人的报告只能放在下午，因内容多抄于《中央日报》，台上一开讲，下面众人便东倒西歪地瞌睡一片。台上值日教官看不下去，便发令“起立！原地踏步！”有的讲演要员很有经验，采用“闻蒋立正”，见下面学生打瞌睡，便不时提到“蒋委员长”，自己先起身立正，值日教官随即大叫“起立！”打瞌睡的学生立即被吓醒，跟着起立。
于是，学生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各种集会、演讲比赛等频繁提及蒋委员长，全场马刺铿锵一片。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员，不断起立、立正、坐下，会场纷乱，难以安静。如此这般，集训营头头只好从实际出发，规定第一次“闻蒋”起立，再次提及不用起立。
蒲华辅叛变
1938年3月，马识途在汉口入党，钱瑛（中共湖北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布置的第一项任务，便是为周恩来找司机，即首先在武汉司机中发展一名党员，限期一月。此前的湖北地下党几乎被破坏殆尽，省委刚重建不久，只有几个党员。
钱大姐见马识途面有难色，便传授如何识别个人品质的方法，让他去找武汉汉阳区委书记王致中（1949年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不久，马识途在司机工会谋得文书差事，发现青年司机祝华对《新华日报》有兴趣，并从其言谈举止中感觉他颇为“进步”，便送给他几本介绍共产党的小册子。几天后，祝华向马识途表示想加入共产党，但按王书记所嘱，马识途不能向发展对象轻易表露自己是党员，只能说自己也在“找党”，于是便建议两人分头找，找到后相互通气。经组织严格考察后，祝华顺利入党，入党后第三天，即调长江局为周恩来开车，后为周恩来副官。
1941年，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已被任命为鄂西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奉命紧急疏散中共党组织。此时，因内部叛徒出卖，马识途的妻子、时任鄂西特委妇女部部长的刘惠馨被捕并惨遭杀害。马识途赶赴重庆红岩村汇报工作，为避免身份暴露，党组织安排他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在昆明潜伏下来发动和组织学生，后参与领导了“一二·一”运动。
1947年初，成都工委决定让马识途筹办成都的《挺进报》，接替《新华日报》在成都的阵地。每天收听延安新华电台，油印《延安消息》，通过地下渠道散发。成都《挺进报》的报头为“XNCR”，延安电台呼号，由川大历史系女生王放具体操办——一人在三平米的阴暗空间完成从采编到发行的所有流程。相处日久，马识途和王放因此而成了恋人。1948年4月初，重庆的《挺进报》被破坏，后果波及整个川东组织，包括马识途的胞妹马秀英夫妇、罗广斌（国民党军长罗广文胞弟）均被逮捕。成都的《挺进报》由于采用打游击的方式——用不同报头、纸张、编辑名号，反倒一直坚持了下来，未遭破坏。
成都的地下党之所以得以保全，关键是国民党特委会伏有卧底——情报处秘书黎强。黎强乃川大学生，悄悄奔赴延安后，加入陕北公学并入党，董必武利用其社会关系打入“中统”，长期埋伏下来，由南方局单线联系。1947年全国“六一”大逮捕，经黎强之手送出成都的有百余人，这些人均在国民党的拟逮捕黑名单上。
1947年6月，川康特委得以恢复，下辖川北、川南、西昌、川康边等工委，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蒲华辅任书记，马识途任副书记，王宇光、华健为委员。这一时期川渝地下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各地武装起义，动静甚大。1948年4月，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被叛徒冉益智指认后即叛变，带着“军统”特务搜捕上海的钱瑛和成都的蒲华辅。
蒲华辅，渝西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27年加入中共，1930年任铜梁行委主席（县委书记），同年底被捕，囚禁狱中三年有余。
刘国定被捕后，钱瑛领导的中央上海分局（负责国统区地下党工作）被迫转移到香港。1948年6月，马识途赴港汇报工作，钱瑛下令蒲华辅立即下乡隐蔽，如贪恋城市生活不下乡，将会受到组织的撤职处理。7月，马识途回蓉，蒲华辅以筹备川康特委扩大会议、安排各项应变工作等为由不肯下乡：“在这样的紧要关头，需要我毫无畏惧地站在斗争最前面。在激烈战斗的战场上，司令员能临阵脱逃，躲到后方掩体里隐蔽去吗？”
国民党在破坏重庆和川东的地下党后，全力侦破川康特委，大特务徐远举带刘国定抵蓉，刘坐着吉普天天在成都的街巷转悠，搜捕蒲华辅及地下党员。终于，“军统”根据蒲华辅原籍铜梁这一线索，查清其真名、职业、住址，为扩大战果而未立即逮捕。
蒲华辅长期脱离基层，又疏忽大意，连一般地下党员都知道的“防梢”“反梢”等常识都忘记了。1949年1月12日上午，蒲华辅按约定到春熙路南段的饮涛茶馆与马识途接头。一向警惕性很高的马识途，刚上二楼就感觉异样，他发现有人盯上了他们：“不对，肯定有问题，今天就不谈了吧，我后天早上到你家里来谈。现在你先走，由我来对付他们。”蒲华辅下楼后，马识途见果然有一人跟了下去，这时还有三个可疑的人坐在他对面。马决定“试梢”（证实是否被盯梢），他在楼梯拐角处突然停步，摸香烟点火，察看动静。不出所料，被高度怀疑的三人中，有两人跟了下去，发现他站在拐角处，也止住了脚步。接着是“丢梢”（甩掉尾巴）。马识途确认了跟踪自己的特务，他走到百货公司装作买衣服，转身一看，只见这两个特务仍在跟着自己，便决定先甩掉一个。他走到春熙路北口，向一商人模样的人打招呼：“呀，张老板，到华华茶厅喝茶去呀？”那人一愣，习惯性地握手应酬，马故意低声说了几句，点头告辞，一位盯梢者跟去。只剩下一位了，马识途见状又走到漱泉茶楼上，回头再看，剩下的这个特务站在楼梯口没敢上楼，他便迅速从茶座间穿过去，由另一个楼梯下楼，跑到锦华馆卖花的地方一闪，转过小巷，完成了“丢梢”。
第三天一早，马识途正要上蒲华辅家碰头，蒲家邻嫂受蒲妻之托，前来报警：老蒲夫妇被捕。马识途庆幸自己未早走两分钟，否则“必死无疑”，“生死相隔，就差那么两分钟，太险了，真是太险了，我又捡到活一回了”。这一时期，马识途几次险些被捕，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川康特委遭破坏，委员华健与蒲华辅同时被捕，钱瑛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高调的蒲华辅很快叛变。此时的马识途必须“善后”，他先用暗语拍电报，通知钱瑛“家父病危即归”，意为“蒲书记被捕、我即赴港汇报”；再向成都市委及几处工委报警，拍发暗语电报。按秘密工作规定，蒲华辅、华健认识的所有地下党员必须疏散。马识途在成都坚持了半月，应变堵漏，四下通知，川康特委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全——蒲华辅掌握的80多名党员中，被捕的只有十余名。
事后证实，蒲华辅被捕后不到一周，就供出整个川康特委组织系统，川康边领导人吕英被捕，后牺牲于渣滓洞，军事及统战系统十几名党员被捕（蒲直接掌握，马不知道）。马识途庆幸“军统”特工缺乏耐心，如等川康特委扩大会议召开再动手，将端掉整个特委及下属机构。
蒲华辅虽经不住酷刑“招了”，但仍与家人一起押禁在白公馆十个多月。10月28日，蒲华辅、涂孝文（下川东工委书记、七大代表），与陈然、王朴等10人被公开枪决于重庆大坪刑场。
“厕所所长”
1949年底，成都战役结束，胡宗南部被歼。刚入成都的一位军管会干部，见矮瘦的黄包车夫拉着一壮汉飞跑，便喝令坐车的胖子下来，斥责此为“不人道行为”，是压迫剥削的“人骑人”，如今进入新社会了，要颠倒过来，壮汉拉车，矮瘦车夫坐上去。事情传开后，全城几乎没人敢坐黄包车，也没人敢雇“棒棒”（挑夫）。数千黄包车夫聚集军管会，要求军管会“拿饭来吃”。经劝解，黄包车夫散去，但始终没人敢坐黄包车。
正率部从陕甘出发向四川进军的贺龙闻知，很是生气，说：“乱弹琴，不准人坐黄包车，他这个人道主义倒好，叫工人饿肚子。”同时，他给黄包车夫出主意：“你们找人穿上解放军的衣服，坐黄包车在城里绕一圈，不就行了嘛。”果然，这么一办，开始有人陆续坐黄包车，风波逐渐平息下去。
此时，马识途随“一野”入川，为成都军管会成员，接收最需要的本地干部，他产生了这样的心得：“像澡堂搓背的、修脚的、饭馆递茶倒水的，还有一些其它服务性的差事，都允许存在。我们不能希望一早晨把对群众有利的事情都办完，这一条算是明白了。”这则“花絮”，很能说明1950年代时的认识误区，打乱价值序列，“好心”也只能办坏事。东汉窦融有一段话说得很到位：“为忠甚易，得宜实难；忧人太过，以德取怨。”
1966年后，宣传口干部成了最先被打倒的一批。
马识途被定为“四川第一个走资派”，罪证是他写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说。马识途被监禁六年，这期间病妻王放亡故，三个孩子扫地出门，寄食于人。
1967年，马识途被罚扫厕所，但他把臭气熏天的厕所收拾得干干净净，居然还贴出“厕所所长公告”，“勒令”大家遵守公德，保持厕所卫生。这种心态，简直够得上黑色幽默。
“文学就是人学”
马识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单行本20多部，文集12卷，逾500万字。其中《清江壮歌》和《夜谭十记》最为读者熟知。《清江壮歌》取材于马老的亲身革命经历，女主角刘惠馨的原型就是马识途的妻子，遭叛徒出卖牺牲，一岁多的女儿下落不明。依靠组织和公安部门找了20年，历经坎坷，1960年终于找到。
但使马识途真正扬名的代表作，是1982年出版的《夜谭十记》。此书写尽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百态，全书包含《破城记》《报销记》《盗官记》《娶妾记》等十个故事，以旧中国衙门里的10位穷科员为主人公，通过轮流讲故事的方式，让抗战时期重庆治下的县镇世相一览无遗。
马识途回忆，创作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于他早年的地下工作经历。出于掩护身份的需要，他经常更换职业，因此得以和三教九流打交道，听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奇闻轶事。马识途的哥哥马士弘也曾说：“我小时候正处在乱世，读小学时，就发生过一件很奇怪的事。新任县长来忠县报到，快到县城时不慎落水溺亡，可是这边欢迎仪式已经开始，鞭炮都要点了，怎么办？县长秘书决定冒充县长，县长夫人也同意了。那时，我父亲在县里当议长，假县长还来我家拜会，我见到过。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五弟听，他有心，后来写进了小说。”作品中人物形象之生动灵活，情节之扣人心弦，语言之通俗幽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可以与其比肩的同类作品。
2010年，由导演姜文根据《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改编的电影《让子弹飞》上映，使这部作品的社会关注度大大提高。尽管经过电影改编后，作品已几乎面目全非。姜文说，他来了一次“信马由缰（姜）”的改编，意为改编是以马识途的作品为框架，而主题、人物、故事、结构等，都按照姜文的思想理念来安排。对这样的改法，马识途没有强烈反对，反而表现出难得的豁达与大度。然而，他也觉得哭笑不得——自己当了一辈子作家，其作品的价值竟要依托一部电影来实现。
2013年，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为马识途颁发了“终身成就奖”，四川省文联再授予他“巴蜀文艺终身成就奖”。对于获得的荣誉，马识途有些诚惶诚恐，领奖致答词时说：“我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他遗憾的是：“因为经历中国20世纪的100年，亲自看到中国的大变化，积累的素材非常多，作为创作基础应该写出更多更好的传世之作。自己却未能做到。可惜了好的创作条件，可惜了将大量埋入地下的文学素材。”2014年1月，马识途举行了书法义展，卖出230多万元，全部捐给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为此，文学与新闻学院设立了“马识途文学奖”。
马识途的一生跌宕起伏，完全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晚年的马识途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已有不小深化，体现了实质性的与时俱进。比如他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就是人学，文学就是美学”。文学不是哲学，不是政治，文学本身不能负载文学艺术以外的东西。文学追求的是对世道人心有益的东西，追求的是至真、至善、至美。
马识途说，过去曾批评文学过多服务于政治，现在有些文学过多地服务于金钱。一些文学作品存在“爱得死去活来，打得昏天黑地，笑得断肠岔气”的“三头主义”，即“枕头、拳头、噱头”，所以他在10年前就提出过“文学三问”：“谁来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和记录者，马识途对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觉得，现在这类题材还没有特别经典伟大的作品，挖掘战争的复杂性和战争中的人性，在他看来至关重要。他说：我深深感受到，现在有些东西写的是假的，根本没有那回事，（他们）根本不知道抗战对中国人民多么重要。所以才会出现戏说抗战的雷剧、神剧，抗战不是简单地说我要抗战，就胜利了。内外部的矛盾、斗争都非常复杂、激烈。现在的抗战文艺作品没有真正反映抗战的复杂，作家没有真正经历、研究过抗战，知之太少，所以才写不好。在他眼中，当代中国有许多需要表现、描写的人物，好的作品应该从思想上推动人类进步，影响世道人心。“我们的文学假若没有一种很高的思想，这是有问题的”。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6期
作者：裴毅然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