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丨馬識途：九死一生，一生九死
“聞蔣立正”
川人馬識途，本名馬千木，1915年出生於四川忠縣石寶寨的書香門第，父親當過大邑縣縣長，開過酒坊。發矇時期的馬識途，讀的還是孔孟之書，1920年代川地請塾師，首選的還是堅持留辮的冬烘夫子——人們指望有朝一日遜帝復辟，子弟們可上京趕考，光宗耀祖。這些不新不舊的半老夫子，只督促學生背書，從不講解，認爲只要熟讀，自解其意。哪次抽檢背書，如背不出，做學生的便要“喫竹筍”（打手板）、“喫板栗”（敲腦殼）。
但新學的滲入，使情況出現了變化。當地中學校長由南京東南大學教育系畢業生出任，除帶回一名穿裙子的下江新女性，牽手上街，還有教育家陶行知的思想：“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的精神。”馬父等鄉紳組成的校董事會，以“誠樸”爲校訓，仍規定學生必須讀《論語》《孟子》。一面是長袍馬褂的古文教員，感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一面是制服短髮的新教師，警示“東亞病夫，亡在旦夕”。在新舊文化的交織下，馬識途讀完了初中。
1931年夏，16歲的馬識途被父親“攆出”，赴京考高中。當年因家道中落，其父未能留學日本，那些留日生回國後，不少成爲了叱吒風雲的革命家，而他只能在本地謀發展，總算靠自己的努力在縣城站穩了腳跟，掙出一個小康之家。馬父認爲鄉紳子弟窩在暖巢不可能有出息，只會喫喝嫖賭，敗盡家產，他要兒子勤奮求學，由高中而大學，爭取留日，“喫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馬識途乘船至萬縣，先參加各縣學生的會考，以取得正式的畢業文憑。第一次到大碼頭，鄉下孩子穿着土氣，被城裏學生譏笑：“喫包穀粑長大的！”旅館裏，城裏學生不願和他們同桌喫飯，說鄉下人身上有牛屎味。帶隊老師要他們忍着點：“考場上見高低！”馬識途與幾位同學抓緊時間備考，城裏學生則紛紛開洋葷，或“叫條子”（命茶房的人去請唱曲的姑娘，不聽素的專聽葷的，如《小孤孀上墳》），或出去喫花酒。
下川東十四縣的七八百名初中畢業生齊集，由當地最高長官王陵基主考。會考放榜後，只取百餘名，大半學生落榜，有的縣甚至“打了光腳板”，一個沒考上。忠縣學校大出風頭，佔榜約一半，馬識途的學校考上了30多名，馬爲第九名。
1936年7月，馬識途考入中央大學化學系，立志“工業救國”。一年後進軍訓營，他見軍官皮靴後跟裝有亮晶晶的馬刺，心下疑惑：明明不是騎兵，爲什麼要裝馬刺？後來才明白這用於“聞蔣立正”，鏗然作聲，效果當然不一樣。
1930年代，爲樹立蔣委員長的絕對權威，國民黨開始搞個人崇拜。課堂上，教官指着黑板講道：“蔣委員長說這是白板，我們就說這是白板。”學校集會，凡提到蔣委員長，主講人及聽衆必須起身立正，所謂“聞蔣立正”。
中央大學軍訓營緊挨着中央軍校，常有大人物來作報告。學生們上午出操，要人的報告只能放在下午，因內容多抄於《中央日報》，臺上一開講，下面衆人便東倒西歪地瞌睡一片。臺上值日教官看不下去，便發令“起立！原地踏步！”有的講演要員很有經驗，採用“聞蔣立正”，見下面學生打瞌睡，便不時提到“蔣委員長”，自己先起身立正，值日教官隨即大叫“起立！”打瞌睡的學生立即被嚇醒，跟着起立。
於是，學生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利用各種集會、演講比賽等頻繁提及蔣委員長，全場馬刺鏗鏘一片。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員，不斷起立、立正、坐下，會場紛亂，難以安靜。如此這般，集訓營頭頭只好從實際出發，規定第一次“聞蔣”起立，再次提及不用起立。
蒲華輔叛變
1938年3月，馬識途在漢口入黨，錢瑛（中共湖北臨時省委組織部部長）佈置的第一項任務，便是爲周恩來找司機，即首先在武漢司機中發展一名黨員，限期一月。此前的湖北地下黨幾乎被破壞殆盡，省委剛重建不久，只有幾個黨員。
錢大姐見馬識途面有難色，便傳授如何識別個人品質的方法，讓他去找武漢漢陽區委書記王致中（1949年後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不久，馬識途在司機工會謀得文書差事，發現青年司機祝華對《新華日報》有興趣，並從其言談舉止中感覺他頗爲“進步”，便送給他幾本介紹共產黨的小冊子。幾天後，祝華向馬識途表示想加入共產黨，但按王書記所囑，馬識途不能向發展對象輕易表露自己是黨員，只能說自己也在“找黨”，於是便建議兩人分頭找，找到後相互通氣。經組織嚴格考察後，祝華順利入黨，入黨後第三天，即調長江局爲周恩來開車，後爲周恩來副官。
1941年，鄂西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已被任命爲鄂西特委副書記的馬識途奉命緊急疏散中共黨組織。此時，因內部叛徒出賣，馬識途的妻子、時任鄂西特委婦女部部長的劉惠馨被捕並慘遭殺害。馬識途趕赴重慶紅巖村彙報工作，爲避免身份暴露，黨組織安排他報考西南聯大中文系，在昆明潛伏下來發動和組織學生，後參與領導了“一二·一”運動。
1947年初，成都工委決定讓馬識途籌辦成都的《挺進報》，接替《新華日報》在成都的陣地。每天收聽延安新華電臺，油印《延安消息》，通過地下渠道散發。成都《挺進報》的報頭爲“XNCR”，延安電臺呼號，由川大歷史系女生王放具體操辦——一人在三平米的陰暗空間完成從採編到發行的所有流程。相處日久，馬識途和王放因此而成了戀人。1948年4月初，重慶的《挺進報》被破壞，後果波及整個川東組織，包括馬識途的胞妹馬秀英夫婦、羅廣斌（國民黨軍長羅廣文胞弟）均被逮捕。成都的《挺進報》由於採用打游擊的方式——用不同報頭、紙張、編輯名號，反倒一直堅持了下來，未遭破壞。
成都的地下黨之所以得以保全，關鍵是國民黨特委會伏有臥底——情報處祕書黎強。黎強乃川大學生，悄悄奔赴延安後，加入陝北公學併入黨，董必武利用其社會關係打入“中統”，長期埋伏下來，由南方局單線聯繫。1947年全國“六一”大逮捕，經黎強之手送出成都的有百餘人，這些人均在國民黨的擬逮捕黑名單上。
1947年6月，川康特委得以恢復，下轄川北、川南、西昌、川康邊等工委，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蒲華輔任書記，馬識途任副書記，王宇光、華健爲委員。這一時期川渝地下黨的主要工作，是組織各地武裝起義，動靜甚大。1948年4月，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被捕，被叛徒冉益智指認後即叛變，帶着“軍統”特務搜捕上海的錢瑛和成都的蒲華輔。
蒲華輔，渝西銅梁人，上海中國公學肄業，1927年加入中共，1930年任銅梁行委主席（縣委書記），同年底被捕，囚禁獄中三年有餘。
劉國定被捕後，錢瑛領導的中央上海分局（負責國統區地下黨工作）被迫轉移到香港。1948年6月，馬識途赴港彙報工作，錢瑛下令蒲華輔立即下鄉隱蔽，如貪戀城市生活不下鄉，將會受到組織的撤職處理。7月，馬識途回蓉，蒲華輔以籌備川康特委擴大會議、安排各項應變工作等爲由不肯下鄉：“在這樣的緊要關頭，需要我毫無畏懼地站在鬥爭最前面。在激烈戰鬥的戰場上，司令員能臨陣脫逃，躲到後方掩體裏隱蔽去嗎？”
國民黨在破壞重慶和川東的地下黨後，全力偵破川康特委，大特務徐遠舉帶劉國定抵蓉，劉坐着吉普天天在成都的街巷轉悠，搜捕蒲華輔及地下黨員。終於，“軍統”根據蒲華輔原籍銅梁這一線索，查清其真名、職業、住址，爲擴大戰果而未立即逮捕。
蒲華輔長期脫離基層，又疏忽大意，連一般地下黨員都知道的“防梢”“反梢”等常識都忘記了。1949年1月12日上午，蒲華輔按約定到春熙路南段的飲濤茶館與馬識途接頭。一向警惕性很高的馬識途，剛上二樓就感覺異樣，他發現有人盯上了他們：“不對，肯定有問題，今天就不談了吧，我後天早上到你家裏來談。現在你先走，由我來對付他們。”蒲華輔下樓後，馬識途見果然有一人跟了下去，這時還有三個可疑的人坐在他對面。馬決定“試梢”（證實是否被盯梢），他在樓梯拐角處突然停步，摸香菸點火，察看動靜。不出所料，被高度懷疑的三人中，有兩人跟了下去，發現他站在拐角處，也止住了腳步。接着是“丟梢”（甩掉尾巴）。馬識途確認了跟蹤自己的特務，他走到百貨公司裝作買衣服，轉身一看，只見這兩個特務仍在跟着自己，便決定先甩掉一個。他走到春熙路北口，向一商人模樣的人打招呼：“呀，張老闆，到華華茶廳喝茶去呀？”那人一愣，習慣性地握手應酬，馬故意低聲說了幾句，點頭告辭，一位盯梢者跟去。只剩下一位了，馬識途見狀又走到漱泉茶樓上，回頭再看，剩下的這個特務站在樓梯口沒敢上樓，他便迅速從茶座間穿過去，由另一個樓梯下樓，跑到錦華館賣花的地方一閃，轉過小巷，完成了“丟梢”。
第三天一早，馬識途正要上蒲華輔家碰頭，蒲家鄰嫂受蒲妻之託，前來報警：老蒲夫婦被捕。馬識途慶幸自己未早走兩分鐘，否則“必死無疑”，“生死相隔，就差那麼兩分鐘，太險了，真是太險了，我又撿到活一回了”。這一時期，馬識途幾次險些被捕，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
川康特委遭破壞，委員華健與蒲華輔同時被捕，錢瑛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高調的蒲華輔很快叛變。此時的馬識途必須“善後”，他先用暗語拍電報，通知錢瑛“家父病危即歸”，意爲“蒲書記被捕、我即赴港彙報”；再向成都市委及幾處工委報警，拍發暗語電報。按祕密工作規定，蒲華輔、華健認識的所有地下黨員必須疏散。馬識途在成都堅持了半月，應變堵漏，四下通知，川康特委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全——蒲華輔掌握的80多名黨員中，被捕的只有十餘名。
事後證實，蒲華輔被捕後不到一週，就供出整個川康特委組織系統，川康邊領導人呂英被捕，後犧牲於渣滓洞，軍事及統戰系統十幾名黨員被捕（蒲直接掌握，馬不知道）。馬識途慶幸“軍統”特工缺乏耐心，如等川康特委擴大會議召開再動手，將端掉整個特委及下屬機構。
蒲華輔雖經不住酷刑“招了”，但仍與家人一起押禁在白公館十個多月。10月28日，蒲華輔、塗孝文（下川東工委書記、七大代表），與陳然、王樸等10人被公開槍決於重慶大坪刑場。
“廁所所長”
1949年底，成都戰役結束，胡宗南部被殲。剛入成都的一位軍管會幹部，見矮瘦的黃包車伕拉着一壯漢飛跑，便喝令坐車的胖子下來，斥責此爲“不人道行爲”，是壓迫剝削的“人騎人”，如今進入新社會了，要顛倒過來，壯漢拉車，矮瘦車伕坐上去。事情傳開後，全城幾乎沒人敢坐黃包車，也沒人敢僱“棒棒”（挑夫）。數千黃包車伕聚集軍管會，要求軍管會“拿飯來喫”。經勸解，黃包車伕散去，但始終沒人敢坐黃包車。
正率部從陝甘出發向四川進軍的賀龍聞知，很是生氣，說：“亂彈琴，不準人坐黃包車，他這個人道主義倒好，叫工人餓肚子。”同時，他給黃包車伕出主意：“你們找人穿上解放軍的衣服，坐黃包車在城裏繞一圈，不就行了嘛。”果然，這麼一辦，開始有人陸續坐黃包車，風波逐漸平息下去。
此時，馬識途隨“一野”入川，爲成都軍管會成員，接收最需要的本地幹部，他產生了這樣的心得：“像澡堂搓背的、修腳的、飯館遞茶倒水的，還有一些其它服務性的差事，都允許存在。我們不能希望一早晨把對羣衆有利的事情都辦完，這一條算是明白了。”這則“花絮”，很能說明1950年代時的認識誤區，打亂價值序列，“好心”也只能辦壞事。東漢竇融有一段話說得很到位：“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
1966年後，宣傳口乾部成了最先被打倒的一批。
馬識途被定爲“四川第一個走資派”，罪證是他寫了許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說。馬識途被監禁六年，這期間病妻王放亡故，三個孩子掃地出門，寄食於人。
1967年，馬識途被罰掃廁所，但他把臭氣熏天的廁所收拾得乾乾淨淨，居然還貼出“廁所所長公告”，“勒令”大家遵守公德，保持廁所衛生。這種心態，簡直夠得上黑色幽默。
“文學就是人學”
馬識途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已出版單行本20多部，文集12卷，逾500萬字。其中《清江壯歌》和《夜譚十記》最爲讀者熟知。《清江壯歌》取材於馬老的親身革命經歷，女主角劉惠馨的原型就是馬識途的妻子，遭叛徒出賣犧牲，一歲多的女兒下落不明。依靠組織和公安部門找了20年，歷經坎坷，1960年終於找到。
但使馬識途真正揚名的代表作，是1982年出版的《夜譚十記》。此書寫盡了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百態，全書包含《破城記》《報銷記》《盜官記》《娶妾記》等十個故事，以舊中國衙門裏的10位窮科員爲主人公，通過輪流講故事的方式，讓抗戰時期重慶治下的縣鎮世相一覽無遺。
馬識途回憶，創作這本書的靈感來源於他早年的地下工作經歷。出於掩護身份的需要，他經常更換職業，因此得以和三教九流打交道，聽到了很多難以想象的奇聞軼事。馬識途的哥哥馬士弘也曾說：“我小時候正處在亂世，讀小學時，就發生過一件很奇怪的事。新任縣長來忠縣報到，快到縣城時不慎落水溺亡，可是這邊歡迎儀式已經開始，鞭炮都要點了，怎麼辦？縣長祕書決定冒充縣長，縣長夫人也同意了。那時，我父親在縣裏當議長，假縣長還來我家拜會，我見到過。我把這個故事講給五弟聽，他有心，後來寫進了小說。”作品中人物形象之生動靈活，情節之扣人心絃，語言之通俗幽默，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很難找到可以與其比肩的同類作品。
2010年，由導演姜文根據《夜譚十記》中的《盜官記》改編的電影《讓子彈飛》上映，使這部作品的社會關注度大大提高。儘管經過電影改編後，作品已幾乎面目全非。姜文說，他來了一次“信馬由繮（姜）”的改編，意爲改編是以馬識途的作品爲框架，而主題、人物、故事、結構等，都按照姜文的思想理念來安排。對這樣的改法，馬識途沒有強烈反對，反而表現出難得的豁達與大度。然而，他也覺得哭笑不得——自己當了一輩子作家，其作品的價值竟要依託一部電影來實現。
2013年，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爲馬識途頒發了“終身成就獎”，四川省文聯再授予他“巴蜀文藝終身成就獎”。對於獲得的榮譽，馬識途有些誠惶誠恐，領獎致答詞時說：“我沒有終身成就，只有終身遺憾。”他遺憾的是：“因爲經歷中國20世紀的100年，親自看到中國的大變化，積累的素材非常多，作爲創作基礎應該寫出更多更好的傳世之作。自己卻未能做到。可惜了好的創作條件，可惜了將大量埋入地下的文學素材。”2014年1月，馬識途舉行了書法義展，賣出230多萬元，全部捐給了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爲此，文學與新聞學院設立了“馬識途文學獎”。
馬識途的一生跌宕起伏，完全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晚年的馬識途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已有不小深化，體現了實質性的與時俱進。比如他認爲“文學就是文學，文學就是人學，文學就是美學”。文學不是哲學，不是政治，文學本身不能負載文學藝術以外的東西。文學追求的是對世道人心有益的東西，追求的是至真、至善、至美。
馬識途說，過去曾批評文學過多服務於政治，現在有些文學過多地服務於金錢。一些文學作品存在“愛得死去活來，打得昏天黑地，笑得斷腸岔氣”的“三頭主義”，即“枕頭、拳頭、噱頭”，所以他在10年前就提出過“文學三問”：“誰來守護我們的精神家園？”
作爲抗日戰爭的親歷者和記錄者，馬識途對抗戰題材的文藝作品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覺得，現在這類題材還沒有特別經典偉大的作品，挖掘戰爭的複雜性和戰爭中的人性，在他看來至關重要。他說：我深深感受到，現在有些東西寫的是假的，根本沒有那回事，（他們）根本不知道抗戰對中國人民多麼重要。所以纔會出現戲說抗戰的雷劇、神劇，抗戰不是簡單地說我要抗戰，就勝利了。內外部的矛盾、鬥爭都非常複雜、激烈。現在的抗戰文藝作品沒有真正反映抗戰的複雜，作家沒有真正經歷、研究過抗戰，知之太少，所以才寫不好。在他眼中，當代中國有許多需要表現、描寫的人物，好的作品應該從思想上推動人類進步，影響世道人心。“我們的文學假若沒有一種很高的思想，這是有問題的”。
來源：《各界》雜誌2021年第6期
作者：裴毅然
編輯：朱陽夏 責編：陳泰湧 審覈：馮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