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丨马识途：对于文学，我没有终生成就，只有终生遗憾

2012年6月，马老于家中“无悔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对于文学，我没有终生成就，只有终生遗憾

文/马识途

我一生经历过的磨难一天一夜也说不完。对于这些磨难，我并不在乎。“无悔无愧，我行我素”是我的座右铭。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这可以让我们保持心态的年轻。回望我革命与文学写作交融的一生，我愿意再把这些说过的话，和《书屋》的读者作一次分享。

我与文学写作

参加革命后，我在武汉的《战时青年》发表过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报告文学。1941年我考入西南联大，在中文系得到许多文学大师的教诲，受到科班训练，耳濡目染，作为习作和课业，不免又写起文章来。散文、诗词、小说都有习作。我还和当时在昆明的张光年一起办过文学刊物《新地》，也主编过《大路周刊》，甚至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第一年》，是描写农民参加抗战的故事，还专门请教过王士菁。兴之所至，我开始写《夜谭十记》的第一篇，试学果戈理《钦差大臣》的风格，写出小说《视察委员来了》。同时还写出两本诗集，一本是短诗汇集，另一本是描写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上一对青年男女恋爱故事的一千五百行长诗《路》。似乎我真要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了。但是当时这和我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是不相容的。我调离昆明时，为保安全，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忍痛将一切文字性的东西一炬焚之，并且下决心和文学绝缘，投入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中去了。

1959年国庆时，《四川文学》的主编、老作家沙汀找到我，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回忆录也行。难以推却，我便写了一篇回忆性文章《老三姐》，在《四川文学》登出以后，被《人民文学》发现了，马上修改转载，引起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注意。

我被全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请到北京，他请我在华侨饭店吃饭，有作协书记处的张光年、严文井、郭小川和《文艺报》主编侯金镜作陪。邵荃麟开门见山对我说：“看你是个老革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生活积累，看你的文笔能够写文学作品，且有自己的特色，老同志又能写作品的人不多，我们要求你参加进作家的队伍里来。”我推说我的工作很忙，邵荃麟说：“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这一点倒真的打动了我。我能做两份工作，确是好事。谈的结果是他们介绍我加入作协为会员，于是我怀揣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回到成都，就这样成为作家了。

我的工作实在忙，没有时间写，革命生活的许多素材倒不断涌向我的脑际，甚至那些牺牲了的老朋友也常来梦中与我相见。往事如云，纷纷扰扰。这时，陈白尘就派编辑周明到成都来找我，我还是推说忙。他看我的确忙，便不催交稿，而是要求听我“摆龙门阵”。我能摆的“龙门阵”很多，随便一摆就是一两个。周明说：“好，就是这一个，把你口说的写下来就行。”这么简单，我倒好办。就这么着，《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等革命文学作品一篇一篇地通过《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四川文艺》等刊物发表出来了。于是大家就说我真是一个作家了。

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被动地写作，是业余写作，后来便慢慢地主动想写作品了。因为写作打开了我的革命斗争记忆的闸门，过去斗争生活的许多同伴朋友便常来梦中，呼吁他们“出现”的权利，愿意来充当我想写的作品中的人物，这就逼着我写，甚至在陈白尘这位讽刺作家的鼓动下，学他写起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来。他好像是拿去发了头条，听说茅盾看到了，说讽刺小说本来是文学的重要部分，大家不愿写，现在开始有人写了。这个信息真假如何，我不得而知，却激发了我的四川人的幽默讽刺风格，我接连又写了《挑女婿》等讽刺小说。

我这个业余作家，在这六十几年里，先后出版了二十多本书，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更多了，加上我已过百岁，可以说，我是一个真正的老作家了。

写作于我而言就是娱乐，就是快乐，要抱着一个快乐的态度，就可以写得好一点。我不认为写作是为了成就，我想写就写，我不是为了要出名，不是为了要稿费。我喜欢我就写，把心里想说的说出来。

对于文学，我没有终生成就，只有终生遗憾。

我对人生意义的理解

自己下了决心要走一条什么路，定了以后就应该一直坚持下去，不要动摇，不要一遇到困难就变了。一个人要真正成为一个人，必须经过折磨，必须经过困难。没有经过折磨或困难，要想做成一个什么事情，办不到。

关于革命

凡是认识马识途我这个人的朋友，都说我是革命家、作家和书法家。革命家我认可，我到底为革命出生入死贡献过一点力量；说我是老作家，只承认一半，我只是为革命呐喊写过几本书，只能说是一个业余作家；至于说我是书法家，大概只是因为中国作协和四川作协等单位曾分别在北京和成都为我办过几次书法展，且我将其中三次义展所得全数捐出资助寒门学子了吧。

“看到”鲁迅

对于鲁迅，我是看到过的，我说的是看到过的，不是说见过面。像鲁迅这样的大文豪，在他去世前，我还不过是一个中学生，怎么可能和他相见过呢？但是我的确看到过他，而且有两次，我终生难忘。1932年，我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上学，那个学校的校长是留学法国回来的教授，主张自由平等博爱那一套，所以学校里有许多思想进步的同学，同班有一个张姓同学就是其中一个。有一天他约我出去听一个讲演会，我问他是谁的讲演，他说去了就知道了。我们到了和平门外师范大学的大操场上，他才告诉我说是一场秘密集会，主要是听鲁迅的讲演。我能被秘密通知来听鲁迅的讲演，我也算是进步分子了，我很高兴，还有点得意。

不多一会儿，看见一个个儿不高、比较瘦的半大老头登上桌子，没有人介绍，也没有客套话，就开始讲起来。哦，这就是鲁迅！鲁迅讲了些什么，他那个腔调我听不清楚，我似乎也不想听清楚，能第一次看到鲁迅，而且在这种场合看到鲁迅，也就够了。不多一阵，鲁迅讲完，立马就从桌上下去，消失得没有踪影。我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讲完的。人们纷纷散去，我们也回学校去了。

在路上，张同学才对我详细地讲起鲁迅的情况。他说，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同情中国革命。反动派特别忌恨他，所以这次他是秘密到北平讲演，知道的人不多，你不要告诉别人。我说：“我在初中时就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很崇拜他。你约我去，让我看到了鲁迅，我很高兴。”从此，我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

初识汪曾祺

我和汪曾祺是在昆明西南联大认识的，那正是抗战时期。我和他都是中文系的学生，他高我一年级。有一次，中文系出一个通告，通告的书法别有风味，引起我这个书法爱好者的注意。我问同学，这是谁写的？同学告诉我说，是汪曾祺写的。汪曾祺是谁？同学回答，是我们系里的一个才子，他写得一手好字，更写得一手好散文，颇得朱自清、沈从文教授的赏识，是沈从文的及门弟子，其貌不扬，却为人潇洒。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汪曾祺这个同学。由于西南联大实行的是学分制，我和他虽不同年级，却同时选了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创作课和闻一多先生的“楚辞”“唐诗”几门课，于是在课堂上就认识了。但是相交淡若水，没有多少来往。

我看过他写的字，也读过他发表的散文，觉得都很出色。他的散文淡雅清丽，读来别有情趣。从艺术上说，很有特色。我也听说沈从文说过他自己的散文功力赶不上汪曾祺，还听说过汪曾祺为人捉刀写论文（当时以交一篇论文或作品作为期末考试卷），交到闻一多先生那里，闻先生看了说，这篇论文比汪曾祺交的论文还写得好一些。有这样的事情，可见他也受闻先生的赏识。

那时我们认识，我却未想过和他来往，就因为他是一个潇洒的才子。我尊重他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才子，从艺术上我也欣赏他的散文，但是我并不赏识他的散文里那种脱离抗战实际的倾向，特别是他们那些才子过的潇洒生活，也就是睡懒觉、泡茶馆、打桥牌，抽烟喝酒，读书论文，吟诗作词，名士风流。那时正值抗战时期，这种玩世态度和潇洒生活为学校的进步同学所诟病。不说他们醉生梦死，也是政治上不求进步吧。我认为他们爱国上进之心是有的，认真钻研专业是可取的，政治上居于中间状态，是我们争取团结的对象。事实上他们后来都加入学生运动中来了。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久所仰慕却终无缘一睹风采的才女杨绛

杨绛是有名的女作家，风采动人的江南的女才子，出身高门，自幼聪慧，毕业于清华大学，精通中英文，很早就创作新剧，蜚声上海剧坛。她当时与也是著名学者的丈夫钱锺书在上海齐名。但是她比丈夫钱锺书的名气还大一些，所以人们不称“钱锺书的杨绛”，而称“杨绛的钱锺书”。后来是钱锺书成为大学者，出版了学术名著《谈艺录》和文学名著《围城》，蜚声全国，大家才称“钱锺书的杨绛”，到底丈夫比妻子更有名了。这曾经是一段文坛佳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锺书和杨绛都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两根台柱子。钱锺书在中西文学的研究上硕果累累，在学术界名声日盛，如日中天，以至形成众望所归的“钱学”专门学派了。此时的杨绛，虽然也从事重要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同时也创作出别具风格的颇为出色的散文作品。至于她也擅长的长篇，除了《洗澡》等三本，再未见其他作品。很明显，她是为了突显钱锺书而有意“藏拙”的，从这一点更看出她的高风亮节。一代女才人、散文家杨绛，是我久所仰慕的，却无缘一睹风采。

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去参加了，我以为能看到这位年逾百岁的长者，她却称病未能出席。不久，第九次作代会将召开。我本打算参加，也许还有机会一睹风采。然而从报上得知，她于2016年5月25日去世了，享年一百零五岁。我忽然心血来潮，作了一首打油诗，以为博笑。

百岁作家有两个，杨绛走了我还在。

若非阎王打梦觉，就是小鬼扯了拐。

途中醉酒打迷糊，报到通知忘了带。

活该老汉偷着乐，读书码字且开怀。

我和甲骨文

七十几年过去了，竟没有一个朋友知道我曾在西南联大学习和研究过甲骨文。我现在才把我和甲骨文这段因缘告诉我的朋友。

1935年冬，北京学生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全国响应，在上海的我也参加了这个救国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在湖北省委党训班结业后，由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同志作为介绍人和监誓人，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识途”，宣誓终身革命，永不叛党。此后，我成为职业革命家，以革命为志，担负着地下党组织各级领导机构中的重要工作。

1941年初，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特务逮捕了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和我的妻子、特委妇女部长刘蕙馨，二人不久后牺牲，我的女儿也下落不明。我因外出视察工作侥幸得脱，潜往重庆向南方局报告。组织上同意了我报考西南联大，要我在昆明隐蔽，等待时机。

我如愿考上了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根据我党提出的“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方针”，我在西南联大一方面参与地下党工作，担任了联大党支部书记；另一方面在全国著名大家学者的门下勤学苦读。我曾选修了文字学大家唐兰教授所开的《说文解字》研究及甲骨文研究两门课程和陈梦家教授所开的金文（铜器铭文）课程，颇有收获。四年后我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正欲继续深造，却得到南方局通知，调我离开了昆明。我作为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奉命执行，只得放弃了在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并将所有相关的笔记文稿付之一炬。此后，冒险犯难，九死一生，战斗到1949年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奉命从政，从此在党政群大大小小单位任领导职务，载沉载浮近七十年之久，精业从事，未敢他骛，遂与甲骨文绝缘。但常回忆起当年大师们的谆谆教诲，念念不忘，无可奈何。

离休之后，在文学创作的闲暇时，我回忆起当年所及，开始撰写“甲骨文拾忆”，尤其是2017年《夜谈续记》完稿后，更是投入了关于甲骨文、金文在内的古文字研究，写出“拾忆”两卷，藏之书箧，未敢示人，一任鼠偷虫蠹。

2019年11月，忽见报载，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颇多专家学者参加并得到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嘉谕，方知甲骨文研究大有可为。我一见报道，兴奋不已，欲图效力。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也以为我的两卷“甲骨文拾忆”乃甲骨文研究七十年历程笔记，很有价值，决定帮助出版。我闻讯欣喜，雪藏多年的甲骨文笔记终于可以面世了，这或许可算是对七十多年前西南联大诸位大师谆谆教诲的回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