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丨馬識途：對於文學，我沒有終生成就，只有終生遺憾

2012年6月，馬老於家中“無悔齋”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對於文學，我沒有終生成就，只有終生遺憾

文/馬識途

我一生經歷過的磨難一天一夜也說不完。對於這些磨難，我並不在乎。“無悔無愧，我行我素”是我的座右銘。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一顆樂觀向上的心，這可以讓我們保持心態的年輕。回望我革命與文學寫作交融的一生，我願意再把這些說過的話，和《書屋》的讀者作一次分享。

我與文學寫作

參加革命後，我在武漢的《戰時青年》發表過文章，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過報告文學。1941年我考入西南聯大，在中文系得到許多文學大師的教誨，受到科班訓練，耳濡目染，作爲習作和課業，不免又寫起文章來。散文、詩詞、小說都有習作。我還和當時在昆明的張光年一起辦過文學刊物《新地》，也主編過《大路週刊》，甚至寫過一部長篇小說《第一年》，是描寫農民參加抗戰的故事，還專門請教過王士菁。興之所至，我開始寫《夜譚十記》的第一篇，試學果戈理《欽差大臣》的風格，寫出小說《視察委員來了》。同時還寫出兩本詩集，一本是短詩彙集，另一本是描寫史迪威公路（滇緬公路）上一對青年男女戀愛故事的一千五百行長詩《路》。似乎我真要走上文學創作之路了。但是當時這和我的職業革命家的生涯是不相容的。我調離昆明時，爲保安全，遵守黨的祕密工作的紀律，忍痛將一切文字性的東西一炬焚之，並且下決心和文學絕緣，投入出生入死的地下鬥爭中去了。

1959年國慶時，《四川文學》的主編、老作家沙汀找到我，說新中國成立十週年慶，一定要我寫一篇紀念文章，回憶錄也行。難以推卻，我便寫了一篇回憶性文章《老三姐》，在《四川文學》登出以後，被《人民文學》發現了，馬上修改轉載，引起中國作家協會領導的注意。

我被全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請到北京，他請我在華僑飯店喫飯，有作協書記處的張光年、嚴文井、郭小川和《文藝報》主編侯金鏡作陪。邵荃麟開門見山對我說：“看你是個老革命，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生活積累，看你的文筆能夠寫文學作品，且有自己的特色，老同志又能寫作品的人不多，我們要求你參加進作家的隊伍裏來。”我推說我的工作很忙，邵荃麟說：“你寫革命文學作品，對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於你的生命延長一倍，貢獻更大，何樂不爲？”這一點倒真的打動了我。我能做兩份工作，確是好事。談的結果是他們介紹我加入作協爲會員，於是我懷揣着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證回到成都，就這樣成爲作家了。

我的工作實在忙，沒有時間寫，革命生活的許多素材倒不斷湧向我的腦際，甚至那些犧牲了的老朋友也常來夢中與我相見。往事如雲，紛紛擾擾。這時，陳白塵就派編輯周明到成都來找我，我還是推說忙。他看我的確忙，便不催交稿，而是要求聽我“擺龍門陣”。我能擺的“龍門陣”很多，隨便一擺就是一兩個。周明說：“好，就是這一個，把你口說的寫下來就行。”這麼簡單，我倒好辦。就這麼着，《找紅軍》《小交通員》《接關係》等革命文學作品一篇一篇地通過《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四川文藝》等刊物發表出來了。於是大家就說我真是一個作家了。

開始的時候，我的確是被動地寫作，是業餘寫作，後來便慢慢地主動想寫作品了。因爲寫作打開了我的革命鬥爭記憶的閘門，過去鬥爭生活的許多同伴朋友便常來夢中，呼籲他們“出現”的權利，願意來充當我想寫的作品中的人物，這就逼着我寫，甚至在陳白塵這位諷刺作家的鼓動下，學他寫起諷刺小說《最有辦法的人》來。他好像是拿去發了頭條，聽說茅盾看到了，說諷刺小說本來是文學的重要部分，大家不願寫，現在開始有人寫了。這個信息真假如何，我不得而知，卻激發了我的四川人的幽默諷刺風格，我接連又寫了《挑女婿》等諷刺小說。

我這個業餘作家，在這六十幾年裏，先後出版了二十多本書，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就更多了，加上我已過百歲，可以說，我是一個真正的老作家了。

寫作於我而言就是娛樂，就是快樂，要抱着一個快樂的態度，就可以寫得好一點。我不認爲寫作是爲了成就，我想寫就寫，我不是爲了要出名，不是爲了要稿費。我喜歡我就寫，把心裏想說的說出來。

對於文學，我沒有終生成就，只有終生遺憾。

我對人生意義的理解

自己下了決心要走一條什麼路，定了以後就應該一直堅持下去，不要動搖，不要一遇到困難就變了。一個人要真正成爲一個人，必須經過折磨，必須經過困難。沒有經過折磨或困難，要想做成一個什麼事情，辦不到。

關於革命

凡是認識馬識途我這個人的朋友，都說我是革命家、作家和書法家。革命家我認可，我到底爲革命出生入死貢獻過一點力量；說我是老作家，只承認一半，我只是爲革命吶喊寫過幾本書，只能說是一個業餘作家；至於說我是書法家，大概只是因爲中國作協和四川作協等單位曾分別在北京和成都爲我辦過幾次書法展，且我將其中三次義展所得全數捐出資助寒門學子了吧。

“看到”魯迅

對於魯迅，我是看到過的，我說的是看到過的，不是說見過面。像魯迅這樣的大文豪，在他去世前，我還不過是一箇中學生，怎麼可能和他相見過呢？但是我的確看到過他，而且有兩次，我終生難忘。1932年，我在北平大學附屬高中上學，那個學校的校長是留學法國回來的教授，主張自由平等博愛那一套，所以學校裏有許多思想進步的同學，同班有一個張姓同學就是其中一個。有一天他約我出去聽一個講演會，我問他是誰的講演，他說去了就知道了。我們到了和平門外師範大學的大操場上，他才告訴我說是一場祕密集會，主要是聽魯迅的講演。我能被祕密通知來聽魯迅的講演，我也算是進步分子了，我很高興，還有點得意。

不多一會兒，看見一個個兒不高、比較瘦的半大老頭登上桌子，沒有人介紹，也沒有客套話，就開始講起來。哦，這就是魯迅！魯迅講了些什麼，他那個腔調我聽不清楚，我似乎也不想聽清楚，能第一次看到魯迅，而且在這種場合看到魯迅，也就夠了。不多一陣，魯迅講完，立馬就從桌上下去，消失得沒有蹤影。我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講完的。人們紛紛散去，我們也回學校去了。

在路上，張同學纔對我詳細地講起魯迅的情況。他說，魯迅是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同情中國革命。反動派特別忌恨他，所以這次他是祕密到北平講演，知道的人不多，你不要告訴別人。我說：“我在初中時就讀過魯迅的《狂人日記》，很崇拜他。你約我去，讓我看到了魯迅，我很高興。”從此，我就成爲他們中的一員了。

初識汪曾祺

我和汪曾祺是在昆明西南聯大認識的，那正是抗戰時期。我和他都是中文系的學生，他高我一年級。有一次，中文系出一個通告，通告的書法別有風味，引起我這個書法愛好者的注意。我問同學，這是誰寫的？同學告訴我說，是汪曾祺寫的。汪曾祺是誰？同學回答，是我們系裏的一個才子，他寫得一手好字，更寫得一手好散文，頗得朱自清、沈從文教授的賞識，是沈從文的及門弟子，其貌不揚，卻爲人瀟灑。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汪曾祺這個同學。由於西南聯大實行的是學分制，我和他雖不同年級，卻同時選了沈從文先生的文學創作課和聞一多先生的“楚辭”“唐詩”幾門課，於是在課堂上就認識了。但是相交淡若水，沒有多少來往。

我看過他寫的字，也讀過他發表的散文，覺得都很出色。他的散文淡雅清麗，讀來別有情趣。從藝術上說，很有特色。我也聽說沈從文說過他自己的散文功力趕不上汪曾祺，還聽說過汪曾祺爲人捉刀寫論文（當時以交一篇論文或作品作爲期末考試卷），交到聞一多先生那裏，聞先生看了說，這篇論文比汪曾祺交的論文還寫得好一些。有這樣的事情，可見他也受聞先生的賞識。

那時我們認識，我卻未想過和他來往，就因爲他是一個瀟灑的才子。我尊重他是我們中文系的一個才子，從藝術上我也欣賞他的散文，但是我並不賞識他的散文裏那種脫離抗戰實際的傾向，特別是他們那些才子過的瀟灑生活，也就是睡懶覺、泡茶館、打橋牌，抽菸喝酒，讀書論文，吟詩作詞，名士風流。那時正值抗戰時期，這種玩世態度和瀟灑生活爲學校的進步同學所詬病。不說他們醉生夢死，也是政治上不求進步吧。我認爲他們愛國上進之心是有的，認真鑽研專業是可取的，政治上居於中間狀態，是我們爭取團結的對象。事實上他們後來都加入學生運動中來了。汪曾祺就是這樣一個知識分子。

久所仰慕卻終無緣一睹風采的才女楊絳

楊絳是有名的女作家，風采動人的江南的女才子，出身高門，自幼聰慧，畢業於清華大學，精通中英文，很早就創作新劇，蜚聲上海劇壇。她當時與也是著名學者的丈夫錢鍾書在上海齊名。但是她比丈夫錢鍾書的名氣還大一些，所以人們不稱“錢鍾書的楊絳”，而稱“楊絳的錢鍾書”。後來是錢鍾書成爲大學者，出版了學術名著《談藝錄》和文學名著《圍城》，蜚聲全國，大家才稱“錢鍾書的楊絳”，到底丈夫比妻子更有名了。這曾經是一段文壇佳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錢鍾書和楊絳都在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是研究外國文學的兩根臺柱子。錢鍾書在中西文學的研究上碩果累累，在學術界名聲日盛，如日中天，以至形成衆望所歸的“錢學”專門學派了。此時的楊絳，雖然也從事重要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如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同時也創作出別具風格的頗爲出色的散文作品。至於她也擅長的長篇，除了《洗澡》等三本，再未見其他作品。很明顯，她是爲了突顯錢鍾書而有意“藏拙”的，從這一點更看出她的高風亮節。一代女才人、散文家楊絳，是我久所仰慕的，卻無緣一睹風采。

中國作家協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去參加了，我以爲能看到這位年逾百歲的長者，她卻稱病未能出席。不久，第九次作代會將召開。我本打算參加，也許還有機會一睹風采。然而從報上得知，她於2016年5月25日去世了，享年一百零五歲。我忽然心血來潮，作了一首打油詩，以爲博笑。

百歲作家有兩個，楊絳走了我還在。

若非閻王打夢覺，就是小鬼扯了拐。

途中醉酒打迷糊，報到通知忘了帶。

活該老漢偷着樂，讀書碼字且開懷。

我和甲骨文

七十幾年過去了，竟沒有一個朋友知道我曾在西南聯大學習和研究過甲骨文。我現在才把我和甲骨文這段因緣告訴我的朋友。

1935年冬，北京學生髮起了“一二·九”運動，全國響應，在上海的我也參加了這個救國運動。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我在湖北省委黨訓班結業後，由當時的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錢瑛同志作爲介紹人和監誓人，在武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將自己的名字改爲“馬識途”，宣誓終身革命，永不叛黨。此後，我成爲職業革命家，以革命爲志，擔負着地下黨組織各級領導機構中的重要工作。

1941年初，由於叛徒告密，國民黨特務逮捕了鄂西特委書記何功偉和我的妻子、特委婦女部長劉蕙馨，二人不久後犧牲，我的女兒也下落不明。我因外出視察工作僥倖得脫，潛往重慶向南方局報告。組織上同意了我報考西南聯大，要我在昆明隱蔽，等待時機。

我如願考上了西南聯大外國語文學系，後轉入中國文學系。根據我黨提出的“勤業勤學勤交友”的“三勤方針”，我在西南聯大一方面參與地下黨工作，擔任了聯大黨支部書記；另一方面在全國著名大家學者的門下勤學苦讀。我曾選修了文字學大家唐蘭教授所開的《說文解字》研究及甲骨文研究兩門課程和陳夢家教授所開的金文（銅器銘文）課程，頗有收穫。四年後我大學畢業，獲得學士學位，正欲繼續深造，卻得到南方局通知，調我離開了昆明。我作爲共產黨員，遵守黨的紀律，奉命執行，只得放棄了在西南聯大的學術研究，並將所有相關的筆記文稿付之一炬。此後，冒險犯難，九死一生，戰鬥到1949年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奉命從政，從此在黨政羣大大小小單位任領導職務，載沉載浮近七十年之久，精業從事，未敢他騖，遂與甲骨文絕緣。但常回憶起當年大師們的諄諄教誨，念念不忘，無可奈何。

離休之後，在文學創作的閒暇時，我回憶起當年所及，開始撰寫“甲骨文拾憶”，尤其是2017年《夜談續記》完稿後，更是投入了關於甲骨文、金文在內的古文字研究，寫出“拾憶”兩卷，藏之書篋，未敢示人，一任鼠偷蟲蠹。

2019年11月，忽見報載，紀念甲骨文發現一百二十週年座談會在北京召開，頗多專家學者參加並得到習近平總書記致信嘉諭，方知甲骨文研究大有可爲。我一見報道，興奮不已，欲圖效力。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長黃立新也以爲我的兩卷“甲骨文拾憶”乃甲骨文研究七十年曆程筆記，很有價值，決定幫助出版。我聞訊欣喜，雪藏多年的甲骨文筆記終於可以面世了，這或許可算是對七十多年前西南聯大諸位大師諄諄教誨的回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