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聊城日報

■ 朱海波

《史記·高祖本紀》記載，高祖置酒洛陽南宮，問羣臣天下得失之事，有一段爲世人熟知的話，“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

不得不說，漢高祖既有自知之明，也有識人之明。

張良、蕭何、韓信，皆人傑，但他們也只是熟悉某一領域的事罷了，就是這樣幾個偏才，把不可一世的楚霸王打得一敗塗地，最後自刎烏江。項羽本人“力拔山兮氣蓋世”，不但受後人敬仰，即便虞姬和他的烏騅馬，在文人手中也是愛屋及烏，被視爲英雄。曹雪芹的《五美吟·虞姬》，後兩句“黥彭甘受他年醢，飲劍何如楚帳中？”讚頌的就是虞姬的義薄雲天。司馬遷寫《項羽本紀》就是把項羽當成一代帝王來看的。李清照“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也表達了對項羽的仰慕之情、崇敬之心。

從這裏看，人才不是全才，而是在某一領域有建樹者。全才是一種理想化的存在，在現實中是不可能有的，民間流傳的諺語，“百巧百能，誤不了受窮”，“不怕千招會，就怕一招絕”，“一招鮮，喫遍天”就是這個意思。

從本領上說，全才是不可能的，而從性格、爲人處世方面來說，人才更有可能連常人都不及，甚至缺點、毛病甚多，屬於討人嫌之列。

由此想到了曹操的《求賢令》。

自公元210年至公元217年，曹操連發三道《求賢令》，“唯纔是舉”成爲求賢的最鮮明標誌。

《求賢令》第一令說：“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求賢令》第二令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而在《求賢令》第三令中，更是明確宣佈，不講門第、不問舊怨，即使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行，乃至有不仁不孝的名聲，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都可以舉薦上來。

正因爲不拘一格選人才、用人才，甚至連罵他祖宗三代的陳琳也能受到重用，曹操帳下集聚了一流的文臣武將，藉此統一了北方。

從現在看，曹操的觀點不免偏激了一些，好像過分看重了能而忽略了德，但這離不開當時的“國情”。人經常面臨着很多事，有的事重要但不緊迫，有的事緊迫但不重要，於曹操而言，長期地方割據造成的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悲慘景象，統一是既重要又緊迫的事，要把曹操的思想觀點放到他所處的時代來看，任何人、哪怕是卓越的政治家，都不可能做出超越時代的事，我們不能苛求古人。

清代詩人顧嗣協寫過這樣一首詩：“駿馬能歷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舍長以求短，智者難爲謀；生才貴適用，慎勿多苛求。”這首詩說明了如何使用人才的問題，用人貴在用人之長，而不是責人之短，光盯着別人的短處，那人才就會“智者難爲謀”，最後“泯然衆人矣”。試想，如果劉邦把這三人倒換過來使用，讓張良不當參謀而去搞後勤，讓蕭何不搞後勤而去打仗，讓韓信不當將帥去做參謀，那三個人還稱得上是漢初三傑嗎？

木桶理論是我們都很熟悉的，其意思是決定木桶容積的不是長板，而是短板，這個自然界的常識放到社會發展和人才使用方面是不是一樣有道理，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個人認爲，至少不像自然現象那樣有說服力。比如，一個地方山清水秀，旅遊業興旺發達，但工業是個短板，是不是非要放棄現有的發展優勢去補短板呢？我看沒那個必要吧，發展貴在因地制宜，把長板做得更長，而不是千篇一律，去補所謂的短板。人才的使用也是這樣，是千里馬就讓他跑起來，而不是當臥槽馬，是大鵬鳥就讓他展翅藍天，而不是當籠中雀，是金剛鑽就讓他攬瓷器活，而不是當觀賞品，這樣才能“萬類霜天競自由”，否則就是“萬馬齊喑究可哀”了。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盲人和一個失去一條腿的人走路，腿腳不利索的人騎在盲人脖子上給他指路，盲人則成了殘疾人的腿和腳，這個組合互相借力，比以前走得更快了。故事未必是真的，但給人的啓示是深刻的。人才，既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更應是一個團隊，每個人都是有缺點的，但是，要把每個有缺點的人“焊接”在一起，鍛造成一個近乎完美的團隊，依靠這個精英團隊去打勝仗。

要在集體中求完全，而不是在個人中求完全，這就是劉邦精英團隊的核心要義所在，也是古人智慧對當今的啓示，這也算是古爲今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