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氏聞見記》書影

兩宋時期，在今青海、甘肅、寧夏以及川西北等地，散居着衆多吐蕃部族，他們“族種分散”，“無復統一”，散處於河湟江岷間。“吐蕃本西羌屬”，其“族種百有五十種”，居住在“河、奉、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階、利、文、政、綿、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遺種也”。而居住在河西走廊的西涼蕃部，“多是華人子孫，例會漢言，頗識文字”，且早已吐蕃化。西北吐蕃稱“西蕃”“西羌”“羌人”等，稱謂不同表明其是由諸多部族融合而成。吐蕃部族與生活在這一廣闊地域的其他部族一起，共同構成了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吐蕃民族共同體。由於族源不同，宋代西北吐蕃民風習俗形式多樣，文化內涵豐富，具有鮮明的地域與民族特徵。對宋代吐蕃風俗的考察與研究，對於認識豐富多元的傳統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吐蕃人的飲食與居住

宋代西北吐蕃人的飲食、居住等習俗，是其獨特的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現，既受地理、生態等自然環境的影響，又與長期依水草而遷徙的遊牧生活及飲食成分、生活方式密切相關。吐蕃人飲食，唯茶爲最要，次青稞、炒麪、酥油、牛羊乳、牛羊肉等，食米麪者頗少，而且“喜啖生物，無蔬茹醯醬，獨知用鹽爲滋味，而嗜酒及茶”。茶、酒、鹽在吐蕃人的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

（一）飲食方面

在飲食方面，吐蕃人飲食較爲獨特。

其一，吐蕃人的飲食以茶爲最要。由於畜牧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畜牧產品，故而吐蕃人喜肉食、乳酪之類，不喜食魚。臨洮、枹罕之地，自天寶末陷於羌人，數百年以來，“其俗無復華夏之風”。熙寧初，宋王朝收復熙河湟鄯地區後，臨川人黃毅曾赴熙河地區遊歷，因“羌俗不食魚”，目睹“魚大如椽柱臂股，河中甚多。人浴波間，魚馴馴不驚避”。王韶在熙河時，“始命爲網，捕以供膳”。吐蕃人不食魚習俗延續至清朝，道光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844—1846年），姚瑩入藏時，察木多河裏有魚，一條重一至二斤，味極佳，但當地喇嘛、番漢民皆食糌粑、牛羊肉，“不解鮮食，故少賣魚者”。姚瑩入藏，目睹蕃人唯茶最重，“一日無茶則病，故尤以爲貴”。所以吐蕃人不論貴賤，“飲食皆以茶爲主”，食糌粑、飲茶，其茶熬極紅，入酥油、鹽攪之。

早在唐朝時期，茶葉已輸往西北地區，吐蕃與回，鶻已開始飲茶。李肇《唐國史補》下卷記載吐蕃贊普帳中已有壽州、顧渚、蘄門、昌明、㴩湖等衆多內地名茶，顯然，此時茶已傳入吐蕃地區。《封氏聞見記》亦載“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貢使充當販茶之任。茶葉具有助消化、解油膩的特殊功能，已爲肉食乳飲的吐蕃等牧民所必需。唐朝時，僅吐蕃首領飲茶，一般百姓飲茶販茶尚不見於記載。至宋時，茶葉生產有更大發展，吐蕃人已普遍飲茶。宋人洪中孚謂蕃部“日飲酥酪，恃茶爲命”，茶葉已成爲吐蕃“日不可缺”的飲食必需品。這種飲茶習俗一直延續至清，成爲一種民族文化特色。

吐蕃人爲了滿足生活需要，皆以馬易茶，中原王朝亦以茶作爲羈縻、控制吐蕃的手段。唐與吐蕃在青海赤嶺互市，這是青海境內茶馬互市的最早記載。吐蕃與宋王朝的茶馬交易更爲興盛，宋神宗熙寧年間，在熙河地區建立專門機構茶馬司，“徙秦州茶場於熙州，以便新附諸羌市易”。又特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熙河秦鳳博馬。宋王朝爲了更好地羈縻吐蕃，於是在四川榷茶，設置都大提舉茶馬司，主管川秦地區茶馬貿易事宜，特命李杞運蜀茶至熙河地區進行交易。茶馬貿易從昔日絹帛、金銀、錢幣、茶葉相兼的商品交換階段，發展成爲官營的專以茶易馬的歷史新階段。除此之外，民間的茶馬貿易也很發達，“秦隴商賈交易蕃部，驅馬到永康軍馬場以賣”，永康軍是蜀茶的重要產地之一。茶是宋王朝對吐蕃重要的賞賜之物，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宋元豐五年（1082年）二月二十一日，賞賜青唐吐蕃首領瞎氈的物品中，就有角茶五百斤。宋代官私茶馬交易的盛行固然有其他重要因素，但吐蕃人的飲茶習俗從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二，吐蕃人嗜酒好鹽。“嗜酒”是吐蕃人另一項重要的生活習俗，酒也是其生活必需品。每逢聚會、盟誓、奉迎、慶賀，甚至起兵聚衆，總離不開酒。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環州“近有所部蕃族釀酒，召內屬戶飲之，欲誘其背叛”。而蕃部也常因飲酒過量，醉酒生事。“環慶路巡轄馬遞鋪使臣言蕃部酒醉，強奪馬纓，尋送本界監押和斷遣之。”金時，臨洮吐蕃木波部起兵，金朝遣楊仲武前來調解，與木波酋長共同“舉酒酹天”盟誓，並“以卮酒飲之”，雙方和解。宋崇寧三年（1104年），王厚前往湟州招納蕃部，蕃部獻酒迎接。收復湟州後，宋人毛滂賦詩讚湟州收復，吐蕃歸服，謂吐蕃“亦得昭景而飲醴”。生活需要也必然促進酒的釀製。《新唐書·吐蕃傳》謂吐蕃人“實羹酪並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宋史·吐蕃傳》則謂吐蕃人“嗜酒及茶”。熙寧六年（1073年）二月，吐蕃在“熙州新堡寨合置酒場”，自募人釀酒。吐蕃首領木徵妻包氏要求在“安鄉城開酒場”，王韶在通遠軍曾收蕃部“酒坊三十餘處”。由此可見，吐蕃釀酒之盛，嗜酒之烈，證明吐蕃飲酒已成習俗。時至今日，西北地區各族人民仍保留着飲酒的喜好，在衆多飲酒習俗中，很可能就保留有吐蕃人“嗜酒”的遺俗。

“獨知用鹽”也是吐蕃人飲食中的另一特點。高寒地區缺少蔬菜，因此飲食“無蔬茹醯醬”，而“獨知用鹽爲滋味”。吐蕃人即便飲茶，也離不開鹽，要先將茶熬到極紅，加酥油、鹽攪之，然後再飲，鹽成爲長期肉食乳飲的吐蕃人一種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由於用鹽的需要，吐蕃人對鹽井之利極爲重視，吐蕃大酋訥芝臨佔世居古渭州，其先世跨有九穀，擁有鹽井之利。衰落後，青唐族“據其鹽井，日獲利可市馬八匹”，可見鹽井規模大，產量高。岷州鹽井寨的鹽井原歸蕃酋包順所有，熙河開邊中，王韶以重價進行贖買，“舊日收十千，今日與十五千撲買”，將鹽利收歸公有，用以控制吐蕃。而包順也要求“以獻鹽井功狀錄用其子”。吐蕃的用鹽習俗，也促使宋朝與吐蕃用鹽貿易。宋朝在河州置折博務，“令制置解鹽司仿熙州東、南、西鹽交引，減值召商旅入中”，並在原、渭州與德順軍置場收市，以解鹽交引募蕃商廣售良馬。時至今日，藏族同胞熬製奶茶放鹽，而回族、土族敬客待親也要在熬好的茯茶中加一撮鹽，方覺夠味。宋代吐蕃人“獨知用鹽爲滋味”的習俗在此得以體現。

此外，吐蕃人喜食糌粑。據《新唐書·吐蕃傳》載：“凝爲碗，實羹酪並食之。”《舊唐書·吐蕃傳》亦載：“捻爲碗，實以膏酪，並而食之。”這種食材及其飲食方式，正是吐蕃以糌粑爲食的原始記載。宋代吐蕃也必然沿襲這種“皆食揝粑”的習俗。清朝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姚瑩二次入藏，親自嘗食糌粑，謂“關外數千裏皆食揝粑，炒青稞粉爲之，麥之類也，無米及諸蔬菜”。

（二）居住方面

吐蕃人的住宅大致分爲瓦屋、土屋、板屋與氈帳四種。

瓦屋，以屋頂飾瓦爲尊貴，只有宮殿、寺院方可如此。這種“佛處瓦屋”的嚴格規定，與吐蕃“尊釋氏”的習俗密切相關。較之西夏“惟有命者”“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的規定，顯得更加嚴格，等級更爲森嚴。

土屋，即房屋爲土頂，是吐蕃統治者妻妾所住之處。宋人李遠《青唐錄》中記載唃廝囉的宮殿在西城，居於中，宮殿前面有兩重譙樓，譙樓後設中門和儀門，儀門內東西爲其妻妾契丹公主、夏國公主所居之處，房屋爲土頂。

板屋，即一般平民所居之屋，“居者皆板屋”。四牆一般都用粗石和土坯壘成，或用土夯成厚牆，屋內四壁鑲着木板，屋頂梁椽皆爲粗木，屋頂一般爲平頂。屋爲平頂的建築模式與吐蕃習俗一起沿襲流傳，直至清朝後期，西北地區仍有所見。據《皋蘭載記》稱，會寧以西，民間多以板爲瓦，上壓亂石。板西出岷州山中，長二三尺，鋸松木，用利刃劈之，薄二分許，鱗次覆屋，亦可不漏，彼中言夷人之近塞者，所居悉用板爲之，其遠者則浮居沙漠，窮廬氈帳。

氈帳又作穹廬，是一部分遊牧部族的居所。吐蕃部族一般是一家一戶爲一帳，以帳作爲統計人口的單位，但富姓也“以氈爲幕”，西夏仁孝時，党項人曾向金“獻百頭帳”，作爲西夏進貢之物的“百頭帳”又稱“百子帳”，是一種工藝複雜的氈帳。正如程泰之《演繁露》所謂“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宜”。顯然，這種氈帳不是一般吐蕃百姓所居。從屯田員外郎劉煥出使青唐吐蕃政權時，唃廝囉“迎導供帳甚厚”的記載，可以推測這種氈帳既然作爲接待使臣之用，必然也是工藝複雜、考究豪華的高級居所，如同唐朝吐蕃贊普“聯毳帳以居”，“容數百人”的“大拂廬”一樣，是少數極其富有高貴的吐蕃大酋所有，絕非一般吐蕃部民的棲身之所“小拂廬”。

二、吐蕃人的服飾、髮式與喪葬

宋代吐蕃人的服飾、髮式與喪葬習俗具有典型的民族文化特色。

（一）吐蕃服飾

宋代吐蕃的服飾特色爲“衣皮毛”，與黨項相同，即宋人毛滂《恢復河湟賦》中所書“荷氈而被毳”，章惇賀表中所言“旃裘毳服”。吐蕃人“衣皮毛”與“尚虎豹”習俗相關。吐蕃人的“尚虎”習俗，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崇虎”思想一脈相承。古籍文獻中有諸多“崇虎”記載，如《事類賦》卷二十《虎》所載，虎“目之爲獸長，亦號之爲山君”。吐蕃人歷來尚虎，謂虎曰“大蟲”，宋將姚內斌在慶州十餘年，“邊人畏伏，目爲‘姚大蟲’”，謂其勇猛如虎。自然虎豹之皮也被吐蕃人視爲貴重之物，“用緣飾衣裘”，以有之爲榮。《宋史·吐蕃傳》載，宋至道元年（995年），涼州蕃部當尊以良馬來貢，“加賜當尊虎皮一”，當尊自然高興萬分，歡呼致謝。宋景德元年（1004年）三月，西涼府吐蕃首領閻藏（雅爾藏）受宋朝賞賜“虎皮翻披”，而西蕃之俗則是“凡受賜者，族人推奉”，是最高的獎賞。《事類賦》卷二二《羊》載：《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質虎也”。羊皮是羊身上最爲貴重之物，爲衣可御嚴寒，與虎皮相比，更易獲取。在今甘肅環縣、武山縣灘歌鎮等地，迄今還有“翻穿羊皮襖”的習俗。從“虎皮翻披”至今日的“翻穿羊皮”，是服飾演變進程中的變化，蘊含吐蕃服飾文化的信息。

吐蕃人“旃裘毳服”“荷氈被毳”，即文獻中所稱的“胡裝”“番服”。宋元祐二年（1087年）八月，宋將種誼收復洮州，擒獲吐蕃首領鬼莊，蘇東坡作詩《獲鬼莊二十二韻》慶賀。詩中述鬼莊被擒時“胡裝尚衣貂”，顯然鬼莊身着番裝服飾。宰相章惇賀洮州收復上表，也謂“隴右河源，久陷遐荒之域，旃裘毳服，俄爲冠帶之民”。顯然隴右河湟地區的吐蕃部民及吐蕃化的漢民衣飾皆“皮毛”。

吐蕃一般婦女及僧尼、公主等上層人士雖裝飾“皆番服”，但不“衣皮毛”，而是“衣錦，服緋紫青綠”。吐蕃酋長、首領等上層人士及富有者逐漸漢化，服飾多仿漢人，衣料爲絹繒帛緞之類。宋康定元年（1040年），劉煥出使吐蕃青唐城，見唃廝囉“冠紫羅氈冠，服金線花袍、黃金帶，絲履”，其衣冠服飾完全漢化。宋朝也常以錦袍等作爲賜賞吐蕃貢使之物，文獻上屢見不鮮。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唃廝囉遣使來貢，宋廷賜錦袍、銀帶等物。宋寶元元年（1038年）元昊反，宋廷遣使魯經持詔諭唃廝囉，“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三萬匹”。因此，吐蕃人的服飾既有“旃裘毳服”，又有“錦袍彩服”。宋元符二年（1099年）八月丁酉，吐蕃青唐大酋心牟欽氈等與契丹、夏國公主遣馬二匹，“一載虎皮錦袍彩服，一載鬧裝鞍轡”，迎溪巴溫、隴拶父子入青唐。其中一匹馬所載“虎皮錦袍彩服”，即爲隴拶登基所準備的國主服飾，這證明宋代吐蕃服飾“胡裝”與“漢服”並行。

（二）髮式與葬俗

“辮髮之俗”是吐蕃婦女生活中的重要習俗，與吐蕃人有密切族源關係的羌人則以“被髮”爲俗。《後漢書·西羌傳》謂古羌人“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唐代吐蕃“以赭塗面爲好。婦人辮髮而縈之”。這種辮髮習俗在宋代吐蕃人中也沿襲流傳，習以爲俗。宋人劉攽《熙州行》一詩中涉及西海（今青海）吐蕃人的辮髮之俗。詩中寫道：“……偏師倏然畫西海……百蠻解辮慕冠帶。”不言而喻，其詩是爲宋王朝征伐吐蕃歌功頌德，代表宋王朝的意願，妄圖使有“辮髮之俗”的吐蕃人一舉變爲“右衽之民”，但吐蕃的辮髮習俗從中亦可略窺一二。據文獻記載，吐蕃婦女發細辮，頭髮從頭分兩旁，搓如繩，交腦後，稍以繩束之。已婚女子與未嫁女子的髮式亦有區別，女子未嫁，腦後另分一辮，以寶石珍珠珊瑚之類戴辮上，若受聘，則將夫家所定之金鑲綠松石一大塊戴頂上，嫁爲婦，則不復辮髮。吐蕃婦女辮髮之俗延續併成爲民族特色。

吐蕃地區的喪葬習俗主要有火葬、土葬、天葬、水葬、墓葬等形式。早在唐代時，吐蕃“俗重戰死。戰死者，其墓週迴白土泥之，不與諸墓連接”，顯然這些戰死者被土葬，且有專屬墓地。吐蕃贊普死，以人殉葬，此外衣服珍玩及曾經所乘馬所佩弓劍之類，全部隨同埋入墓內，並於“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雜木爲祠祭之所”。顯然贊普之墓與戰死者之墓有巨大差別。唐代吐蕃的土葬習俗得以延續、傳承，至宋代時，在河湟隴右地區仍可見這種喪葬習俗，文獻中有零星記載。宋元符二年閏九月十四日，御史中丞安淳上言：“欲應陝西沿邊收復故地並納降疆界內，有羌人墳壟及靈祠寺觀等，不得輒行發掘毀拆。”從此記載“有羌人墳壟”，可知宋代吐蕃人也實行土葬。另據《墨莊漫錄》卷六記載：“王師取青唐時，大軍始集下寨，治作壕塹，鑿土，遇一壙，得一琉璃瓶，瑩徹如新。瓶中有大髑髏，其長盈尺，瓶口僅數寸許，不知從何而入。主帥命復瘞之。斯亦異矣。”顯然這是一種特殊的土葬形式，頗具特色。

三、“傳箭”“和斷”與“盟誓”

“傳箭”“和斷”與“盟誓”皆爲宋代西北吐蕃對外聯絡、傳遞信息、化解矛盾糾紛所採用的方式。

（一）“傳箭”

吐蕃以部落形式聚族而居，部落有大小強弱之別，“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部落內部有較強的凝聚力，而各部落之間，“其俗多有世仇，不相來往”，一旦遇有戰鬥，“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傳箭”成爲吐蕃在彼此隔絕的情況下，進行聯繫、傳遞信息的一種簡捷易行的獨特方式。

“傳箭，番家之符信也。”據文獻記載，“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爲令”。“傳箭”非吐蕃獨有，也爲其他民族所採用。十六國南北朝時期，鮮卑族吐谷渾部從遼東遷徙到青海地區，吞併當地的羌族部落，奄有廣大地域，後以“吐谷渾”爲名建立政權。後至吐谷渾王阿柴時，其有子二十人，臨死時召衆子折箭，謂：“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訓誡其子孫要保持團結，維護政權長治久安。顯然，箭作爲一種信物被賦予深刻的含義。吐蕃征服吐谷渾後，吐谷渾亦吐蕃化，其折箭習俗應有所傳承。唐朝劉黑闥爲突厥所窘時，“自以大箭射卻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爲神”。唐天寶七載（748年），哥舒翰率領的唐軍與吐蕃戰於青海，獲勝，使“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杜甫作詩《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讚頌此功，也稱“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意即戰爭平息。五代時，青州節度使霍彥威遣使奉箭一對，唐明宗回賜箭一對。北宋時，党項李繼遷給西涼府吐蕃首領潘羅支“送鐵箭”，欲與吐蕃結盟合兵抗宋。西北吐蕃就是用這種“夷狄之法”，以傳箭起兵令衆。宋天聖三年（1025年）六月，涇州蕃部首領廝鐸倫被害，蕃衆“傳箭相結，鈔掠堡柵”。同年十月，環慶路蕃官遇埋殺牛犒蕃部，“傳箭欲寇山外”。熙寧中，宋朝拓土開邊，取得“修復熙州、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萬九千餘人，招撫小大蕃族三十餘萬帳”的勝利，王安石作詩《和蔡副樞賀平戎慶捷》以賀，稱讚“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壘”。“傳箭”習俗一直在吐蕃中流行。南宋時，西北邊地陷於金人，金貞祐四年（1216年），完顏綱、曹普賢招撫洮州吐蕃青宜可時，仍“傳箭入羌中”，青宜可於是率十八部族內屬歸朝。

（二）“和斷”

“蕃族之情，最重酬賽。”這是部落間由於長期積怨，結有世仇，因而產生的一種報復行動，乃是氏族社會時期，表現氏族間相互對抗的一種形式，亦稱“血親復仇”。近世彝、瑤、苗等族中的“打冤家”，就是這種“血親復仇”的延續。宋代吐蕃部族僅居於秦、渭間的就有十餘萬，“皆以仇怨不相伏屬”。而“羌虜之性，重於復仇，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加之“邊塞之俗，以不報仇惡爲恥”，於是吐蕃部族間的“自相仇劫”不斷髮生。而且“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於是吐蕃部族與黨項部族之間的互相仇殺也經常出現。

吐蕃部族之間、吐蕃部族與黨項部族之間化解仇劫的方法，稱之爲“和斷”，主持和斷者有漢官，也有蕃官。《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三記載，天禧元年（1017年）九月，吐蕃“宗哥唃廝囉貢馬，乞和斷”。顯然這是要求宋朝漢官主持“和斷”，解決吐蕃內部的爭訟。大約主持熟戶“和斷”的是漢官，《宋史·宋琪傳》載：“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爲了使“和斷”能夠公平公正地得以執行，宋朝對“和斷”的執行，予以法律制約。《宋會要輯稿·邊備一》載，宋天聖六年（1028年）十一月十一日，頒佈詔令：“陝西諸路緣邊蕃部使臣、首領人員等，如今後自作過犯，合斷罪罰羊。”此詔令的頒佈，不僅是對蕃部使臣、首領等執法人員權力的約束與限制，也是對廣大蕃民利益的保護。大約主持生戶“和斷”者，則是蕃官。《隆平集》卷二十載：“蕃族有和斷官，擇氣直舌辯者爲之，以聽訟之曲直。”

所謂“和斷”就是使雙方“解仇結盟”，化干戈爲玉帛。據文獻記載，吐蕃族內部有一種約定俗成的法規來處理這種糾紛，這種方法就是“蕃法”或“羌法”。“文州蕃族有復仇者，當以蕃法論。”甚至蕃部與邊民發生糾紛也往往依“羌法”處置。據文獻記載，“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後曹瑋改革這種習慣法，下令“戎人自相犯者，從其俗；犯華人者，論如律”。然而和解是有條件的，雙方必須協議，必有一方對另一方進行賠償。糾紛中打死人，須由對方付出償命金。另一種賠償法，則是以羊馬贖死罪。吐蕃內部發生糾紛，“黠羌殺人，輒以羊馬自贖”，漢人殺死羌人，也要依蕃法進行賠償。由於一方對另一方進行了經濟賠償，一般來說怨仇可解。

（三）“盟誓”

化解仇恨後的雙方必須進行盟誓，表示其和好之心永不改變。吐蕃盟誓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以箭爲信物，折箭爲盟誓。金時，臨洮吐蕃木波部不堪邊將的殘暴，起兵反抗。金遣楊仲武赴木波部與酋帥相見，達成協議，就是以“折箭爲誓”。吐蕃一般立誓多殺犬、豕、雞，西南少數民族中還有殺貓、猴立誓的。通常小盟則“刑羊狗獼猴”，大盟則“殺犬馬牛驢以爲牲”。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正月，茂州夷族首領、耆老董瓢等，“相率於州北三溪刑牛犬，誓不爲寇”。殺牛立誓是較大規模的盟誓。茂州吐蕃的盟誓方法很有特色：“蕃部私誓，當先輸抵兵求和物……掘地爲坎，反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於上，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詛雲：‘有違誓者，當如此婢。’”這種獨特的殺婢誓，雖很殘酷，但顯示出對盟誓的高度重視，及此盟誓意義的重大。《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八《趙清獻公抃愛直之碑》載：“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蜂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茂州吐蕃殺婢誓帶有濃厚奴隸制殘餘色彩，是“人牲”的再現，而後改人爲“三牲”，既是社會的進步與文明，也是對盟誓的高度重視。

而對於違盟背誓、不守信約之舉，吐蕃人則以之爲恥，予以卑視。宋熙寧九年（1076年），宋朝派王中正率兵討伐茂州不順蕃部時，曾與吐蕃私誓，“初不令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所掠。買羌婢，以氈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又先過劍門，蕃部皆輕是。自是剽抄未嘗絕也”。

四、蕃俗尚白

吐蕃人崇尚白色，其“尚白”習俗與尊佛有關，因爲佛教經典以人做好事爲“白業”，做壞事爲“黑業”。白業白報，黑業黑報，雜業雜報，是故應舍黑、雜二業，當業白業。按佛教釋義白色是光明、純潔、正直、勝利的象徵。“最重佛法”的吐蕃人自然形成視白色爲聖色的民族信仰心理，在其日常生活及言語、行動中常常離不開白色。甚至改蕃名爲漢姓白，如“伊格爲白守忠”，自言不敢有貳，則曰“心白向漢”，欲歸順宋朝，則“乞心白旗出城招撫”。甚至起事聚兵、立文法，也以白色爲約，意即要行神聖之事。宋元祐二年六月甲申，阿里骨遣人鬻馬漢界，結屬羌爲內應，凡受要約者，“以堊本族蕃塔爲驗，自熙河五郡，秦、渭、文、龍、階、成等州，及鎮戎軍、德順軍兩軍，堊蕃塔而應之者十已七、八，而人不知也”。“堊蕃塔”即將蕃塔塗爲白色，白色成爲各地吐蕃響應起兵的標誌。

吐蕃的“尚白”之俗，在《格薩爾王傳》中也得到充分的反映，據說格薩爾王就是宋代吐蕃首領唃廝囉的寫照。《格薩爾王傳·保衛鹽湖之部》詩中描述格薩爾是白色的王，身穿白甲，頭戴白盔，頌揚他是“東方白月亮”“美麗的白松雞”“白雄鷹展翅落人間”。總之，人們用白色來讚美他。在吐蕃風俗中，人們用白色來渲染一切美好的事物。石泰安在《西藏格薩爾王傳與演唱藝人的研究》一書中，也認爲格薩爾這個名字“有白色的意義”。由於吐蕃尚白，於是宋統治者利用這一習俗作爲羈縻吐蕃首領的手段，賞賜等級的標準。宋元符二年十一月五日，賞賜瞎徵、隴拶、邊廝波結、欽波結、角蟬等吐蕃首領忠順等旗，使知朝廷恩寵。“瞎徵、隴拶以忠順，餘以忠勇及心白，爲三等，仍等第賜以銀、帛、袍、帶，且貸其罪”，甚至在要害地部署軍事防守，也合以“心白向漢有力量首領住坐把守”。

這種習俗並非吐蕃所獨有，党項、女真、蒙古乃至中亞細亞的一些部族，都有尚白的習俗。党項人建立夏國政權，定國名爲“邦泥定國”，漢語即爲“白高國”。女真人建立政權，即因“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定國號爲“大金”。據《蒙古祕史》所載，蒙古官職以別乞那顏爲尊，被封爲“別乞”的，“可以穿白袍，騎白馬”，蓋蒙古國俗尚白。在中亞的布哈拉與浩罕的史料中，有“阿庫·維爾克”這一詞語，原意是“白帳篷的主人”，即指在牧民的帳篷中受尊敬的貴人，顯然這亦是尚白風俗的體現。

不僅吐蕃人尚白，古代中原地區漢人也崇尚白色。《香祖筆記》有載：六朝人主宴處戴白紗帽，晉人好着白接，謝萬着白綸巾，南齊垣崇祖着白紗帽。《南史》記載和帝時，百姓皆着下檐白紗帽。《唐六典》載天子服有白紗帽，又唐制新進士皆白袍，故有“袍似爛銀文似錦，將相白日上青天”之句。而肅宗與李泌同出，“觀者謂衣黃聖人，衣白仙人，則人臣在君前亦可衣白矣”。顯然，宋代吐蕃尚白習俗，蘊含着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習俗的深厚積澱。《冊府元龜》記載，早在唐代時，吐蕃“俗重戰死。戰死者，其墓週迴白土泥之，不與諸墓連接”。至明正德二年（1507年），四川茂州所轄卜南村、曲人等寨仍“乞爲白人，願納糧差”，茂州地區習俗“以白爲善，以黑爲惡”。吐蕃人“尚白”習俗一直流傳下來，在今四川平武、南坪以及甘肅文縣居住的奪波人（以往被稱爲白馬藏族）中流傳《白哈蟆》的故事。今四川木里藏族自治縣有一支藏族居民被稱爲昌人，當地人解釋“昌”的意思是白色。“甘孜”是藏語譯音白和美的意思，以其地有一白石而得名，沿用至今。《蘭州風土記》中也有相關記載，土人有喜事，賀客滿門，不論冬夏，皆戴白胎涼帽，相習成風，不以爲怪。時至今日，藏族也有於屋頂供白石之俗，許多地方藏族喜用白灰塗牆，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宗教意義，迎接來客則更喜敬獻潔白的哈達，表示良好的祝願。清朝時，吐蕃尚白之俗已經演變爲西北地區的民風習俗，“秦俗尚白，民間遇元旦、賀壽、吉慶事，輒麻巾素衣以往”。清人王士禎所經歷西安、鳳翔、漢中諸府皆然。歷經衍變的尚白之俗，既是中華各民族習俗，更蘊含深厚的文化內涵。

宋代吐蕃風俗的來源極爲複雜，由於居地的不同，“山川夷曠”，組成吐蕃的民族成分不同，加之“羌漢叢會”，錯居雜處，因而“觀風有殊”，“俗尚不一”，形成了宋代西北吐蕃五花八門的風尚習俗。而且吐蕃與黨項風俗又有相似之處，因而很難分辨哪種是純粹的吐蕃風俗。這種薈萃而成、豐富多彩的風尚習俗，既是吐蕃與各民族融合的生動體現，也是根植於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土壤而呈現出的延續、發展、繁衍與異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