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用每年三十萬歲幣“買”來和平究竟值不值

澶淵之盟之前，遼聖宗與蕭太后親征，其軍隊深入宋朝境內，到達澶州（河南境內），主將李繼隆死守澶州，並且在澶州城下射殺遼軍主帥蕭撻凜。而此時北宋皇帝宋真宗也接受了宰相寇準的建議，親征抵達澶州城下，雙方軍隊對峙澶州。

彼時的情況如下：遼軍連日征戰，深入北宋腹地，此時兵鋒已衰竭，再加上主帥陣亡，可謂是士氣大挫，同時，其身後還有楊延昭等人的軍隊（遼國並沒有直接面對北境的主力），一旦宋軍兩面夾擊，鹿死誰手，尚未可知；而宋軍則射殺主帥後士氣大振，再加上皇帝親征，軍心更盛。澶淵之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籤訂的。

之所以要介紹背景，是爲了說明這樣一種情況：澶淵之盟，並不是城下之盟，至少在當時來說，雙方勢均力敵。所以，這份合約，嚴格意義上講並不算是不平等條約。至於其內容，主要是以下幾點（摘自百度百科）：

宋遼爲兄弟之國，遼聖宗年幼，稱宋真宗爲兄，後世仍以齒論（即按年齡之意，筆者注）。

宋遼以白溝河爲界（遼放棄遂城及涿、瀛、莫三州），雙方撤兵；此後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兩朝沿邊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

宋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至雄州交割。

雙方於邊境設置榷場，開展互市貿易。

其中被認爲是“屈辱”的一條，無非是每年給遼國十萬銀兩，二十萬匹絹。前文說過，在雙方勢均力敵的基礎上，這些條約肯定是雙方都認爲沒什麼損失的，否則條約不會達成。所以，宋朝這麼做，的確是有原因的。

原因一，北宋的財政收入很高，這些支出對於北宋來說不算太大損失（至少當時來看，但後來就不一定了）

原因二，戰爭的損耗對於北宋而言，遠不止這個數字，而且北宋不一定能在以後的軍事交鋒中壓制遼國，換取和平是當務之急。

原因三，邊境貿易中，北宋由於經濟發達，生產力水平更高，所以其佔優勢。這些歲幣的損失，可以一定程度上從邊境貿易中再賺回來。

所以，基於以上原因，北宋認爲自己並沒有什麼損失甚至還賺了，因爲宋真宗是遼聖宗的哥哥。而就條約簽署的一段時間內來看，它的確很值得，宋朝邊境安穩，經濟發展有了保障，也避免了兩線作戰（和西夏，經評論區的朋友指出，當時西夏尚未建立，故此處代指李元昊祖父李繼遷的夏州割據勢力）。

然而，宋朝制度的一個缺陷，卻使得歲幣與絹成爲百姓的負擔，那就是冗官，冗兵冗費問題，歸根結底，是宋朝政治體制分權太過的原因。

宋朝體制的設計者趙匡胤，趙普，在設計制度時，考慮的就是：一，壓制武將，這基於五代時期武將得勢後政權更迭頻繁的教訓；二，分權，把所有權力都進行細分，防止某個人在某一職位上專權。就是這第二條，導致了官僚機構不斷膨脹，因爲要分權就得在一個職位上多設置幾個人，這樣的話，行政經費就大大增加，因爲在宋真宗時期方面暴露的並不是很突出，所以他自然覺得這個錢不多；而冗兵則造成了軍費支出巨大（荒年募兵，北宋在饑荒年大量招募災民進入軍隊，用發軍餉的方式代替直接賑災），這在宋真宗時期，也不是很明顯。

但是，隨着時間的變化，冗官冗兵越來越嚴重，國家財政越來越虧空。到了宋神宗即位時，國內收入雖然很多，但是支出卻遠多於收入，即，財政赤字巨大。在這種情況下，十萬兩，二十萬匹，就成了負擔。更何況，在遼興宗重熙年間，遼國趁着宋朝對西夏作戰屢戰屢敗，從中敲詐，在澶淵之盟的基礎上，白銀每年增加十萬兩，絹增加十萬匹，史稱重熙增幣。這樣一來，北宋的財政壓力便更加巨大。

而且，這種和平還有一個弊端，就是使得遼宋兩國的軍事實力都退化不少。遼國由於本身軍制和常年打打其他遊牧民族的緣故，退化的慢些，但遼興宗兩次西征西夏李元昊，都大敗而歸已經說明問題了；而宋朝由於戰事少，且壓制武將，導致了軍力退化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