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史中，这个故事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历史的画卷上。越国败于吴国，越王勾践被困会稽山，屈辱求和于吴王夫差，成为吴国的臣属，忍受了三年的奴役生涯。归国后，勾践怀揣复仇之志，用苦胆提醒自己不忘国仇家恨，以柴草为床，以疼痛激发斗志。历经十余年的磨难，越国终于崛起，灭掉了吴国。

然而，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在史学界却引起了争议。尽管《左传》和《国语》这两部最早记载吴越争霸和勾践事迹的历史典籍中，并未明确记载勾践卧薪尝胆的事迹，但它们距当时的历史较近，所记载的史实仍具有极高的权威性。那么，这个传说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呢？

或许，真相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但无论如何，勾践的复仇之志和越国的崛起都是不争的事实。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信念，有勇气面对困境，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较为可信，因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在这两本史籍中，都没有讲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行为，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这么一段话：“吴既赦越，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司马迁的话是非常明确的，勾践确实有“尝胆”的行为。但“卧薪”呢？司马迁笔下的“苦身”是不是就是指的“卧薪”呢？司马迁并没有给出更为详细的交代。东汉时期，袁康、吴平作《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这两本书虽然是专门记录关于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历史，但它们却只是以先秦历史为基础，又加上了小说家们的荒诞想象。《越绝书》中卧薪、尝胆都未提及；《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仅说越王勾践“悬胆在户外，出入品尝，不绝于口”，而根本没有卧薪之事。由此看来，在西汉的《史记》中最早出现了越王尝胆一事；而在东汉时期的史料中还没有出现卧薪之事。

苏轼在《拟孙权答曹操书》中第一次把卧薪、尝胆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用。但苏轼起草这封信时带有很强的游戏性，信中的内容与勾践无关，而是设想孙权在三国平分天下时曾“坐薪尝胆”。到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曾谈及吴王夫差有“坐薪尝胆”之事。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以后，马在《左传事纬》和《绎史》两书中，都把卧薪尝胆说成吴王夫差的事情。与此同时，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黄震在《古今纪要》和《黄氏日抄》两书中，又说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到明朝末年，梁辰鱼写传奇剧本《浣纱记》，渲染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二事。清朝初年，吴秉权编了一本简易通俗的史书《纲鉴易知录》，书中写道：“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不久，又刊刻了明末作家冯梦龙写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书中也多次提到勾践曾卧薪和尝胆。这样一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就越传越广了。

有些学者坚信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是真实的历史记录。根据东汉时期的史籍《吴越春秋》所述：“（越王勾践）苦身焦思，夜以继日，用蓼攻之以目卧。”蓼，那是一种苦涩的草本植物。这段描述为《勾践归国外传》中的叙述提供了清晰的背景：勾践在那段时期，冥思苦想，昼夜不息，眼睛因极度疲惫而想要闭合，即“目卧”。为了抵抗困倦，他采用了“蓼薪”来刺激自己，借此保持清醒与坚韧。这里的“卧薪”和“尝胆”分别代表了视觉和味觉上的苦涩体验。因此，后世将“卧薪”误解为在硬柴上睡觉，实际上是曲解了《吴越春秋》的原始含义。真正的“卧薪”是让眼睛承受蓼草的刺激，而非让身体承受硬柴的压迫。这种解读揭示了一个事实：尽管后人的理解有所偏差，但勾践确实实践过“卧薪尝胆”的坚韧行为。这一行为似乎与司马迁笔下的“苦身”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共同描绘了勾践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对于“卧薪”的误解，实则是今人对古人记载的一种误读。在这里，“卧薪”并非指真的躺在硬柴上，而是用蓼草刺激眼睛，防止自己在思考国家大事时陷入沉睡。从这个角度来看，“卧薪”的存在也是有其深远意义的。

勾践有无卧薪尝胆，要做出精确的考证已经相当困难了，也许这并不重要，勾践坚忍不拔的精神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不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