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北京日報

城市史研究改變了人們對文明的看法，賦予新的啓示——

當代城市史研究的幾次轉型

陳恆

當今學科意義上的“城市史”發端於“二戰”之後，美國曆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把城市融入弗雷德裏克·特納的“邊疆學說”，認爲城市纔是理解、解釋美利堅民族特性的核心，這一概念大大改變了研究者的視角，引起廣泛影響，是城市史研究成熟的一個標誌。經過學者不斷努力，城市史研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人類文明的看法，並賦予了新啓示。如果把城市史研究的時間範圍放寬到整個20世紀，可以發現這一過程城市史研究發生了幾次重要變化。

一是城市史研究的“傳記轉向”。現代城市傳記是城市編年史傳統的延續，但它是一種綜合性的通史，以更全面、更廣闊、更長時段的手段來審視、解釋和理解某一城市的發展歷程。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城市史研究肇始於地方城市傳記，地方史是某一特定地方社區、城市或農村的歷史研究，是試圖涵蓋一個社區地方發展的大多數方面的一種通史。這一原則仍爲大多數城市史家所遵循。對於現代城市傳記來說，歷史上的城市是什麼問題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城市是由何構成以及如何構成的。

二是城市史研究的“社會轉向”。從社會史的原始材料來看，任何事物都是社會史家磨坊中的穀物，從情書到人口登記表，從服飾到烹飪器具，從廟宇到彩繪琺琅，加上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與完善，社會城市史就自然出現了。在美國史學界，社會史與計算機技術相結合進一步形成了計量史學，研究者通過將檔案數據化等方法開展精密研究，推動城市史研究的對象進一步多元化。但與社會史的融合尤其是計量方法的採用，使得許多城市史學家擔憂新的研究無法有效整合城市中的“人”與“物”。羅伊·盧波夫在與蘭帕德圍繞此一爭議的論戰中，呼籲用“城市建設”代替“城市化”，因爲前者不僅包括建築、景觀、技術、環境而且包括背後的機制，而“城市化”則將態度、行爲等主觀因素排除在外。更爲重要的是，新的研究引發了對傳統範式的質疑，即城市史所關注的城市，究竟應當是作爲場所的城市，還是作爲進程的城市？儘管這一爭議直至今天也未有定論，但卻有力推動了城市史的發展，不僅研究作品的數量大幅增加，研究者也更加註意城市史作爲史學分支領域的核心與邊緣。

三是城市史研究的“文化轉向”。關注文化並非城市史的新現象，早在迪奧斯時代，城市史研究者已然意識到城市文化的學術價值，迪奧斯本人主編的兩卷本《維多利亞城市的形象與現實》就是探討城市文化的名著。與此不同的是，新文化史影響下的城市史不再“正面”分析和揭示城市的文化維度，而是繞道“背面”，關注城市文化是如何被生產和被表達的。同時，新文化史對“大敘事”模式的衝擊啓示了歷史解釋的多重性，繼社會史之後繼續激發城市史學家們關注微觀活動，一時之間，城市史著作呈現井噴之勢。阿蘭·科爾賓的《污穢與芬芳：氣味與法國的社會想象》從嗅覺的角度探討了香味與19世紀巴黎地下水道工程之間的關係，作爲表象的氣味不僅是一種文化想象，並且在實踐中影響現實生活。

四是城市史研究的“全球轉向”。歷史研究的範式在幾十年來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解釋、撰寫和講授歷史的方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全球視野，被稱作全球史或新世界史。

一方面，從全球史的角度考察城市，既可以比較，也可以聯接，從而書寫一部全球性的城市史。人類文明從分散的地域性文明走向連接和整合，由此形成了歷史的全球化大敘事。在這種連接和整合中，城市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們是貿易網絡的結點，是知識與思想的生產和傳播平臺，是統治廣袤區域的中心，是人員往來的樞紐，也是決策與控制的中樞。因此，全球史所重視的文明交往離不開城市的關鍵作用。反觀城市，其發展從不限於自身的行政區劃，而是組成了區域性、跨國性的城市網絡。這一網絡不僅是全球流動的基礎平臺，也成爲全球史書寫不可迴避的核心內容。

另一方面，城市在融入全球的同時也保留了自己的地方性，在全球史所重視的“合”之外，注入了“分”的因素，爲全球史增添了新色彩。因此城市史的“全球轉向”，也形成了建構本地與全球之連接的研究方法。通過不斷地把城市帶入全球並把全球放進城市，城市史的“全球轉向”不僅使全球史有了更多關於城市的故事，也使得城市故事有了更多全球背景。

五是城市史研究的“比較轉向”。比較是一種常見的研究方法，比較城市史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比如由薩德維爾—斯特拉斯和南希·卡克等人主編的《讓城市走向全球：城市史的跨國轉向》收錄了一系列城市跨國史的文章，涵蓋從規劃、貧民窟治理到住房建設等不同領域。空間研究更是與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脫離具體背景來探討空間往往缺乏歷史經驗的支撐，近年來“無形”的城市空間逐漸進入城市史的研究視野。城市內部空間如市政廳、教堂、廣場等空間的改造，背後體現着權力的意志；節日慶典、嘉年華、加冕儀式的程序和內容，蘊含着不同社羣的訴求。在城市外部考察城市空間結構的變遷也成爲城市史的題中應有之意。

雖然學術研究呈現的是相對靜態的狀態，但一切學術研究都脫離不開時代的制約，城市史研究也是如此，伴隨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調整自身的視角，貢獻不同的知識產品，不過就其本質而言，城市史始終在時空框架下探究人與物、場所及其中的進程之間的關係，探尋這些關係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創造城市傳統的，又是如何再造城市傳統的。

（作者爲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