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氏闻见记》书影

两宋时期，在今青海、甘肃、宁夏以及川西北等地，散居着众多吐蕃部族，他们“族种分散”，“无复统一”，散处于河湟江岷间。“吐蕃本西羌属”，其“族种百有五十种”，居住在“河、奉、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也”。而居住在河西走廊的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且早已吐蕃化。西北吐蕃称“西蕃”“西羌”“羌人”等，称谓不同表明其是由诸多部族融合而成。吐蕃部族与生活在这一广阔地域的其他部族一起，共同构成了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吐蕃民族共同体。由于族源不同，宋代西北吐蕃民风习俗形式多样，文化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征。对宋代吐蕃风俗的考察与研究，对于认识丰富多元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吐蕃人的饮食与居住

宋代西北吐蕃人的饮食、居住等习俗，是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既受地理、生态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又与长期依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及饮食成分、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吐蕃人饮食，唯茶为最要，次青稞、炒面、酥油、牛羊乳、牛羊肉等，食米面者颇少，而且“喜啖生物，无蔬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茶、酒、盐在吐蕃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饮食方面

在饮食方面，吐蕃人饮食较为独特。

其一，吐蕃人的饮食以茶为最要。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畜牧产品，故而吐蕃人喜肉食、乳酪之类，不喜食鱼。临洮、枹罕之地，自天宝末陷于羌人，数百年以来，“其俗无复华夏之风”。熙宁初，宋王朝收复熙河湟鄯地区后，临川人黄毅曾赴熙河地区游历，因“羌俗不食鱼”，目睹“鱼大如椽柱臂股，河中甚多。人浴波间，鱼驯驯不惊避”。王韶在熙河时，“始命为网，捕以供膳”。吐蕃人不食鱼习俗延续至清朝，道光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844—1846年），姚莹入藏时，察木多河里有鱼，一条重一至二斤，味极佳，但当地喇嘛、番汉民皆食糌粑、牛羊肉，“不解鲜食，故少卖鱼者”。姚莹入藏，目睹蕃人唯茶最重，“一日无茶则病，故尤以为贵”。所以吐蕃人不论贵贱，“饮食皆以茶为主”，食糌粑、饮茶，其茶熬极红，入酥油、盐搅之。

早在唐朝时期，茶叶已输往西北地区，吐蕃与回，鹘已开始饮茶。李肇《唐国史补》下卷记载吐蕃赞普帐中已有寿州、顾渚、蕲门、昌明、㴩湖等众多内地名茶，显然，此时茶已传入吐蕃地区。《封氏闻见记》亦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贡使充当贩茶之任。茶叶具有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已为肉食乳饮的吐蕃等牧民所必需。唐朝时，仅吐蕃首领饮茶，一般百姓饮茶贩茶尚不见于记载。至宋时，茶叶生产有更大发展，吐蕃人已普遍饮茶。宋人洪中孚谓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茶叶已成为吐蕃“日不可缺”的饮食必需品。这种饮茶习俗一直延续至清，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特色。

吐蕃人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皆以马易茶，中原王朝亦以茶作为羁縻、控制吐蕃的手段。唐与吐蕃在青海赤岭互市，这是青海境内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吐蕃与宋王朝的茶马交易更为兴盛，宋神宗熙宁年间，在熙河地区建立专门机构茶马司，“徙秦州茶场于熙州，以便新附诸羌市易”。又特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熙河秦凤博马。宋王朝为了更好地羁縻吐蕃，于是在四川榷茶，设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主管川秦地区茶马贸易事宜，特命李杞运蜀茶至熙河地区进行交易。茶马贸易从昔日绢帛、金银、钱币、茶叶相兼的商品交换阶段，发展成为官营的专以茶易马的历史新阶段。除此之外，民间的茶马贸易也很发达，“秦陇商贾交易蕃部，驱马到永康军马场以卖”，永康军是蜀茶的重要产地之一。茶是宋王朝对吐蕃重要的赏赐之物，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二十一日，赏赐青唐吐蕃首领瞎毡的物品中，就有角茶五百斤。宋代官私茶马交易的盛行固然有其他重要因素，但吐蕃人的饮茶习俗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二，吐蕃人嗜酒好盐。“嗜酒”是吐蕃人另一项重要的生活习俗，酒也是其生活必需品。每逢聚会、盟誓、奉迎、庆贺，甚至起兵聚众，总离不开酒。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环州“近有所部蕃族酿酒，召内属户饮之，欲诱其背叛”。而蕃部也常因饮酒过量，醉酒生事。“环庆路巡辖马递铺使臣言蕃部酒醉，强夺马缨，寻送本界监押和断遣之。”金时，临洮吐蕃木波部起兵，金朝遣杨仲武前来调解，与木波酋长共同“举酒酹天”盟誓，并“以卮酒饮之”，双方和解。宋崇宁三年（1104年），王厚前往湟州招纳蕃部，蕃部献酒迎接。收复湟州后，宋人毛滂赋诗赞湟州收复，吐蕃归服，谓吐蕃“亦得昭景而饮醴”。生活需要也必然促进酒的酿制。《新唐书·吐蕃传》谓吐蕃人“实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浆以饮”。《宋史·吐蕃传》则谓吐蕃人“嗜酒及茶”。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吐蕃在“熙州新堡寨合置酒场”，自募人酿酒。吐蕃首领木征妻包氏要求在“安乡城开酒场”，王韶在通远军曾收蕃部“酒坊三十余处”。由此可见，吐蕃酿酒之盛，嗜酒之烈，证明吐蕃饮酒已成习俗。时至今日，西北地区各族人民仍保留着饮酒的喜好，在众多饮酒习俗中，很可能就保留有吐蕃人“嗜酒”的遗俗。

“独知用盐”也是吐蕃人饮食中的另一特点。高寒地区缺少蔬菜，因此饮食“无蔬茹醯酱”，而“独知用盐为滋味”。吐蕃人即便饮茶，也离不开盐，要先将茶熬到极红，加酥油、盐搅之，然后再饮，盐成为长期肉食乳饮的吐蕃人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由于用盐的需要，吐蕃人对盐井之利极为重视，吐蕃大酋讷芝临占世居古渭州，其先世跨有九谷，拥有盐井之利。衰落后，青唐族“据其盐井，日获利可市马八匹”，可见盐井规模大，产量高。岷州盐井寨的盐井原归蕃酋包顺所有，熙河开边中，王韶以重价进行赎买，“旧日收十千，今日与十五千扑买”，将盐利收归公有，用以控制吐蕃。而包顺也要求“以献盐井功状录用其子”。吐蕃的用盐习俗，也促使宋朝与吐蕃用盐贸易。宋朝在河州置折博务，“令制置解盐司仿熙州东、南、西盐交引，减值召商旅入中”，并在原、渭州与德顺军置场收市，以解盐交引募蕃商广售良马。时至今日，藏族同胞熬制奶茶放盐，而回族、土族敬客待亲也要在熬好的茯茶中加一撮盐，方觉够味。宋代吐蕃人“独知用盐为滋味”的习俗在此得以体现。

此外，吐蕃人喜食糌粑。据《新唐书·吐蕃传》载：“凝为碗，实羹酪并食之。”《旧唐书·吐蕃传》亦载：“捻为碗，实以膏酪，并而食之。”这种食材及其饮食方式，正是吐蕃以糌粑为食的原始记载。宋代吐蕃也必然沿袭这种“皆食揝粑”的习俗。清朝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姚莹二次入藏，亲自尝食糌粑，谓“关外数千里皆食揝粑，炒青稞粉为之，麦之类也，无米及诸蔬菜”。

（二）居住方面

吐蕃人的住宅大致分为瓦屋、土屋、板屋与毡帐四种。

瓦屋，以屋顶饰瓦为尊贵，只有宫殿、寺院方可如此。这种“佛处瓦屋”的严格规定，与吐蕃“尊释氏”的习俗密切相关。较之西夏“惟有命者”“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的规定，显得更加严格，等级更为森严。

土屋，即房屋为土顶，是吐蕃统治者妻妾所住之处。宋人李远《青唐录》中记载唃厮啰的宫殿在西城，居于中，宫殿前面有两重谯楼，谯楼后设中门和仪门，仪门内东西为其妻妾契丹公主、夏国公主所居之处，房屋为土顶。

板屋，即一般平民所居之屋，“居者皆板屋”。四墙一般都用粗石和土坯垒成，或用土夯成厚墙，屋内四壁镶着木板，屋顶梁椽皆为粗木，屋顶一般为平顶。屋为平顶的建筑模式与吐蕃习俗一起沿袭流传，直至清朝后期，西北地区仍有所见。据《皋兰载记》称，会宁以西，民间多以板为瓦，上压乱石。板西出岷州山中，长二三尺，锯松木，用利刃劈之，薄二分许，鳞次覆屋，亦可不漏，彼中言夷人之近塞者，所居悉用板为之，其远者则浮居沙漠，穷庐毡帐。

毡帐又作穹庐，是一部分游牧部族的居所。吐蕃部族一般是一家一户为一帐，以帐作为统计人口的单位，但富姓也“以毡为幕”，西夏仁孝时，党项人曾向金“献百头帐”，作为西夏进贡之物的“百头帐”又称“百子帐”，是一种工艺复杂的毡帐。正如程泰之《演繁露》所谓“唐人婚礼多用百子帐，特贵其名与婚宜”。显然，这种毡帐不是一般吐蕃百姓所居。从屯田员外郎刘焕出使青唐吐蕃政权时，唃厮啰“迎导供帐甚厚”的记载，可以推测这种毡帐既然作为接待使臣之用，必然也是工艺复杂、考究豪华的高级居所，如同唐朝吐蕃赞普“联毳帐以居”，“容数百人”的“大拂庐”一样，是少数极其富有高贵的吐蕃大酋所有，绝非一般吐蕃部民的栖身之所“小拂庐”。

二、吐蕃人的服饰、发式与丧葬

宋代吐蕃人的服饰、发式与丧葬习俗具有典型的民族文化特色。

（一）吐蕃服饰

宋代吐蕃的服饰特色为“衣皮毛”，与党项相同，即宋人毛滂《恢复河湟赋》中所书“荷毡而被毳”，章惇贺表中所言“旃裘毳服”。吐蕃人“衣皮毛”与“尚虎豹”习俗相关。吐蕃人的“尚虎”习俗，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崇虎”思想一脉相承。古籍文献中有诸多“崇虎”记载，如《事类赋》卷二十《虎》所载，虎“目之为兽长，亦号之为山君”。吐蕃人历来尚虎，谓虎曰“大虫”，宋将姚内斌在庆州十余年，“边人畏伏，目为‘姚大虫’”，谓其勇猛如虎。自然虎豹之皮也被吐蕃人视为贵重之物，“用缘饰衣裘”，以有之为荣。《宋史·吐蕃传》载，宋至道元年（995年），凉州蕃部当尊以良马来贡，“加赐当尊虎皮一”，当尊自然高兴万分，欢呼致谢。宋景德元年（1004年）三月，西凉府吐蕃首领阎藏（雅尔藏）受宋朝赏赐“虎皮翻披”，而西蕃之俗则是“凡受赐者，族人推奉”，是最高的奖赏。《事类赋》卷二二《羊》载：《法言》曰“羊质虎皮。见草而悦，见豺而战，忘其皮质虎也”。羊皮是羊身上最为贵重之物，为衣可御严寒，与虎皮相比，更易获取。在今甘肃环县、武山县滩歌镇等地，迄今还有“翻穿羊皮袄”的习俗。从“虎皮翻披”至今日的“翻穿羊皮”，是服饰演变进程中的变化，蕴含吐蕃服饰文化的信息。

吐蕃人“旃裘毳服”“荷毡被毳”，即文献中所称的“胡装”“番服”。宋元祐二年（1087年）八月，宋将种谊收复洮州，擒获吐蕃首领鬼庄，苏东坡作诗《获鬼庄二十二韵》庆贺。诗中述鬼庄被擒时“胡装尚衣貂”，显然鬼庄身着番装服饰。宰相章惇贺洮州收复上表，也谓“陇右河源，久陷遐荒之域，旃裘毳服，俄为冠带之民”。显然陇右河湟地区的吐蕃部民及吐蕃化的汉民衣饰皆“皮毛”。

吐蕃一般妇女及僧尼、公主等上层人士虽装饰“皆番服”，但不“衣皮毛”，而是“衣锦，服绯紫青绿”。吐蕃酋长、首领等上层人士及富有者逐渐汉化，服饰多仿汉人，衣料为绢缯帛缎之类。宋康定元年（1040年），刘焕出使吐蕃青唐城，见唃厮啰“冠紫罗毡冠，服金线花袍、黄金带，丝履”，其衣冠服饰完全汉化。宋朝也常以锦袍等作为赐赏吐蕃贡使之物，文献上屡见不鲜。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唃厮啰遣使来贡，宋廷赐锦袍、银带等物。宋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反，宋廷遣使鲁经持诏谕唃厮啰，“使背击元昊以披其势，赐帛三万匹”。因此，吐蕃人的服饰既有“旃裘毳服”，又有“锦袍彩服”。宋元符二年（1099年）八月丁酉，吐蕃青唐大酋心牟钦毡等与契丹、夏国公主遣马二匹，“一载虎皮锦袍彩服，一载闹装鞍辔”，迎溪巴温、陇拶父子入青唐。其中一匹马所载“虎皮锦袍彩服”，即为陇拶登基所准备的国主服饰，这证明宋代吐蕃服饰“胡装”与“汉服”并行。

（二）发式与葬俗

“辫发之俗”是吐蕃妇女生活中的重要习俗，与吐蕃人有密切族源关系的羌人则以“被发”为俗。《后汉书·西羌传》谓古羌人“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唐代吐蕃“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萦之”。这种辫发习俗在宋代吐蕃人中也沿袭流传，习以为俗。宋人刘攽《熙州行》一诗中涉及西海（今青海）吐蕃人的辫发之俗。诗中写道：“……偏师倏然画西海……百蛮解辫慕冠带。”不言而喻，其诗是为宋王朝征伐吐蕃歌功颂德，代表宋王朝的意愿，妄图使有“辫发之俗”的吐蕃人一举变为“右衽之民”，但吐蕃的辫发习俗从中亦可略窥一二。据文献记载，吐蕃妇女发细辫，头发从头分两旁，搓如绳，交脑后，稍以绳束之。已婚女子与未嫁女子的发式亦有区别，女子未嫁，脑后另分一辫，以宝石珍珠珊瑚之类戴辫上，若受聘，则将夫家所定之金镶绿松石一大块戴顶上，嫁为妇，则不复辫发。吐蕃妇女辫发之俗延续并成为民族特色。

吐蕃地区的丧葬习俗主要有火葬、土葬、天葬、水葬、墓葬等形式。早在唐代时，吐蕃“俗重战死。战死者，其墓周回白土泥之，不与诸墓连接”，显然这些战死者被土葬，且有专属墓地。吐蕃赞普死，以人殉葬，此外衣服珍玩及曾经所乘马所佩弓剑之类，全部随同埋入墓内，并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显然赞普之墓与战死者之墓有巨大差别。唐代吐蕃的土葬习俗得以延续、传承，至宋代时，在河湟陇右地区仍可见这种丧葬习俗，文献中有零星记载。宋元符二年闰九月十四日，御史中丞安淳上言：“欲应陕西沿边收复故地并纳降疆界内，有羌人坟垄及灵祠寺观等，不得辄行发掘毁拆。”从此记载“有羌人坟垄”，可知宋代吐蕃人也实行土葬。另据《墨庄漫录》卷六记载：“王师取青唐时，大军始集下寨，治作壕堑，凿土，遇一圹，得一琉璃瓶，莹彻如新。瓶中有大髑髅，其长盈尺，瓶口仅数寸许，不知从何而入。主帅命复瘗之。斯亦异矣。”显然这是一种特殊的土葬形式，颇具特色。

三、“传箭”“和断”与“盟誓”

“传箭”“和断”与“盟誓”皆为宋代西北吐蕃对外联络、传递信息、化解矛盾纠纷所采用的方式。

（一）“传箭”

吐蕃以部落形式聚族而居，部落有大小强弱之别，“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并皆散漫山川”。部落内部有较强的凝聚力，而各部落之间，“其俗多有世仇，不相来往”，一旦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传箭”成为吐蕃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进行联系、传递信息的一种简捷易行的独特方式。

“传箭，番家之符信也。”据文献记载，“夷狄之法，起兵令众以传箭为令”。“传箭”非吐蕃独有，也为其他民族所采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吐谷浑部从辽东迁徙到青海地区，吞并当地的羌族部落，奄有广大地域，后以“吐谷浑”为名建立政权。后至吐谷浑王阿柴时，其有子二十人，临死时召众子折箭，谓：“单者易折，众则难摧，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训诫其子孙要保持团结，维护政权长治久安。显然，箭作为一种信物被赋予深刻的含义。吐蕃征服吐谷浑后，吐谷浑亦吐蕃化，其折箭习俗应有所传承。唐朝刘黑闼为突厥所窘时，“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传观，以为神”。唐天宝七载（748年），哥舒翰率领的唐军与吐蕃战于青海，获胜，使“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杜甫作诗《投赠哥舒开府二十韵》赞颂此功，也称“青海无传箭，天山早挂弓”，意即战争平息。五代时，青州节度使霍彦威遣使奉箭一对，唐明宗回赐箭一对。北宋时，党项李继迁给西凉府吐蕃首领潘罗支“送铁箭”，欲与吐蕃结盟合兵抗宋。西北吐蕃就是用这种“夷狄之法”，以传箭起兵令众。宋天圣三年（1025年）六月，泾州蕃部首领厮铎伦被害，蕃众“传箭相结，钞掠堡栅”。同年十月，环庆路蕃官遇埋杀牛犒蕃部，“传箭欲寇山外”。熙宁中，宋朝拓土开边，取得“修复熙州、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小大蕃族三十余万帐”的胜利，王安石作诗《和蔡副枢贺平戎庆捷》以贺，称赞“羌兵自此无传箭，汉甲如今不解垒”。“传箭”习俗一直在吐蕃中流行。南宋时，西北边地陷于金人，金贞祐四年（1216年），完颜纲、曹普贤招抚洮州吐蕃青宜可时，仍“传箭入羌中”，青宜可于是率十八部族内属归朝。

（二）“和断”

“蕃族之情，最重酬赛。”这是部落间由于长期积怨，结有世仇，因而产生的一种报复行动，乃是氏族社会时期，表现氏族间相互对抗的一种形式，亦称“血亲复仇”。近世彝、瑶、苗等族中的“打冤家”，就是这种“血亲复仇”的延续。宋代吐蕃部族仅居于秦、渭间的就有十余万，“皆以仇怨不相伏属”。而“羌虏之性，重于复仇，计其思报之心未尝一日忘”，加之“边塞之俗，以不报仇恶为耻”，于是吐蕃部族间的“自相仇劫”不断发生。而且“西羌本与夏人世仇，而鬼章本与阿里骨不协”，于是吐蕃部族与党项部族之间的互相仇杀也经常出现。

吐蕃部族之间、吐蕃部族与党项部族之间化解仇劫的方法，称之为“和断”，主持和断者有汉官，也有蕃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三记载，天禧元年（1017年）九月，吐蕃“宗哥唃厮啰贡马，乞和断”。显然这是要求宋朝汉官主持“和断”，解决吐蕃内部的争讼。大约主持熟户“和断”的是汉官，《宋史·宋琪传》载：“臣顷任延州节度判官，经涉五年，虽未尝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将和断公事。”为了使“和断”能够公平公正地得以执行，宋朝对“和断”的执行，予以法律制约。《宋会要辑稿·边备一》载，宋天圣六年（1028年）十一月十一日，颁布诏令：“陕西诸路缘边蕃部使臣、首领人员等，如今后自作过犯，合断罪罚羊。”此诏令的颁布，不仅是对蕃部使臣、首领等执法人员权力的约束与限制，也是对广大蕃民利益的保护。大约主持生户“和断”者，则是蕃官。《隆平集》卷二十载：“蕃族有和断官，择气直舌辩者为之，以听讼之曲直。”

所谓“和断”就是使双方“解仇结盟”，化干戈为玉帛。据文献记载，吐蕃族内部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法规来处理这种纠纷，这种方法就是“蕃法”或“羌法”。“文州蕃族有复仇者，当以蕃法论。”甚至蕃部与边民发生纠纷也往往依“羌法”处置。据文献记载，“旧羌杀中国人，得以羊马赎死，如羌法”。后曹玮改革这种习惯法，下令“戎人自相犯者，从其俗；犯华人者，论如律”。然而和解是有条件的，双方必须协议，必有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赔偿。纠纷中打死人，须由对方付出偿命金。另一种赔偿法，则是以羊马赎死罪。吐蕃内部发生纠纷，“黠羌杀人，辄以羊马自赎”，汉人杀死羌人，也要依蕃法进行赔偿。由于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了经济赔偿，一般来说怨仇可解。

（三）“盟誓”

化解仇恨后的双方必须进行盟誓，表示其和好之心永不改变。吐蕃盟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以箭为信物，折箭为盟誓。金时，临洮吐蕃木波部不堪边将的残暴，起兵反抗。金遣杨仲武赴木波部与酋帅相见，达成协议，就是以“折箭为誓”。吐蕃一般立誓多杀犬、豕、鸡，西南少数民族中还有杀猫、猴立誓的。通常小盟则“刑羊狗猕猴”，大盟则“杀犬马牛驴以为牲”。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正月，茂州夷族首领、耆老董瓢等，“相率于州北三溪刑牛犬，誓不为寇”。杀牛立誓是较大规模的盟誓。茂州吐蕃的盟誓方法很有特色：“蕃部私誓，当先输抵兵求和物……掘地为坎，反缚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投一石击婢，以土埋之。巫师诅云：‘有违誓者，当如此婢。’”这种独特的杀婢誓，虽很残酷，但显示出对盟誓的高度重视，及此盟誓意义的重大。《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八《赵清献公抃爱直之碑》载：“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蜂聚境上，肆为剽掠。公亟遣部将帅兵讨之，夷人惊溃乞降，愿杀婢以盟，公使谕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茂州吐蕃杀婢誓带有浓厚奴隶制残余色彩，是“人牲”的再现，而后改人为“三牲”，既是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也是对盟誓的高度重视。

而对于违盟背誓、不守信约之举，吐蕃人则以之为耻，予以卑视。宋熙宁九年（1076年），宋朝派王中正率兵讨伐茂州不顺蕃部时，曾与吐蕃私誓，“初不令输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所掠。买羌婢，以毡蒙之，经宿而失，中正又先过剑门，蕃部皆轻是。自是剽抄未尝绝也”。

四、蕃俗尚白

吐蕃人崇尚白色，其“尚白”习俗与尊佛有关，因为佛教经典以人做好事为“白业”，做坏事为“黑业”。白业白报，黑业黑报，杂业杂报，是故应舍黑、杂二业，当业白业。按佛教释义白色是光明、纯洁、正直、胜利的象征。“最重佛法”的吐蕃人自然形成视白色为圣色的民族信仰心理，在其日常生活及言语、行动中常常离不开白色。甚至改蕃名为汉姓白，如“伊格为白守忠”，自言不敢有贰，则曰“心白向汉”，欲归顺宋朝，则“乞心白旗出城招抚”。甚至起事聚兵、立文法，也以白色为约，意即要行神圣之事。宋元祐二年六月甲申，阿里骨遣人鬻马汉界，结属羌为内应，凡受要约者，“以垩本族蕃塔为验，自熙河五郡，秦、渭、文、龙、阶、成等州，及镇戎军、德顺军两军，垩蕃塔而应之者十已七、八，而人不知也”。“垩蕃塔”即将蕃塔涂为白色，白色成为各地吐蕃响应起兵的标志。

吐蕃的“尚白”之俗，在《格萨尔王传》中也得到充分的反映，据说格萨尔王就是宋代吐蕃首领唃厮啰的写照。《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湖之部》诗中描述格萨尔是白色的王，身穿白甲，头戴白盔，颂扬他是“东方白月亮”“美丽的白松鸡”“白雄鹰展翅落人间”。总之，人们用白色来赞美他。在吐蕃风俗中，人们用白色来渲染一切美好的事物。石泰安在《西藏格萨尔王传与演唱艺人的研究》一书中，也认为格萨尔这个名字“有白色的意义”。由于吐蕃尚白，于是宋统治者利用这一习俗作为羁縻吐蕃首领的手段，赏赐等级的标准。宋元符二年十一月五日，赏赐瞎征、陇拶、边厮波结、钦波结、角蝉等吐蕃首领忠顺等旗，使知朝廷恩宠。“瞎征、陇拶以忠顺，余以忠勇及心白，为三等，仍等第赐以银、帛、袍、带，且贷其罪”，甚至在要害地部署军事防守，也合以“心白向汉有力量首领住坐把守”。

这种习俗并非吐蕃所独有，党项、女真、蒙古乃至中亚细亚的一些部族，都有尚白的习俗。党项人建立夏国政权，定国名为“邦泥定国”，汉语即为“白高国”。女真人建立政权，即因“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定国号为“大金”。据《蒙古秘史》所载，蒙古官职以别乞那颜为尊，被封为“别乞”的，“可以穿白袍，骑白马”，盖蒙古国俗尚白。在中亚的布哈拉与浩罕的史料中，有“阿库·维尔克”这一词语，原意是“白帐篷的主人”，即指在牧民的帐篷中受尊敬的贵人，显然这亦是尚白风俗的体现。

不仅吐蕃人尚白，古代中原地区汉人也崇尚白色。《香祖笔记》有载：六朝人主宴处戴白纱帽，晋人好着白接，谢万着白纶巾，南齐垣崇祖着白纱帽。《南史》记载和帝时，百姓皆着下檐白纱帽。《唐六典》载天子服有白纱帽，又唐制新进士皆白袍，故有“袍似烂银文似锦，将相白日上青天”之句。而肃宗与李泌同出，“观者谓衣黄圣人，衣白仙人，则人臣在君前亦可衣白矣”。显然，宋代吐蕃尚白习俗，蕴含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习俗的深厚积淀。《册府元龟》记载，早在唐代时，吐蕃“俗重战死。战死者，其墓周回白土泥之，不与诸墓连接”。至明正德二年（1507年），四川茂州所辖卜南村、曲人等寨仍“乞为白人，愿纳粮差”，茂州地区习俗“以白为善，以黑为恶”。吐蕃人“尚白”习俗一直流传下来，在今四川平武、南坪以及甘肃文县居住的夺波人（以往被称为白马藏族）中流传《白哈蟆》的故事。今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有一支藏族居民被称为昌人，当地人解释“昌”的意思是白色。“甘孜”是藏语译音白和美的意思，以其地有一白石而得名，沿用至今。《兰州风土记》中也有相关记载，土人有喜事，贺客满门，不论冬夏，皆戴白胎凉帽，相习成风，不以为怪。时至今日，藏族也有于屋顶供白石之俗，许多地方藏族喜用白灰涂墙，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宗教意义，迎接来客则更喜敬献洁白的哈达，表示良好的祝愿。清朝时，吐蕃尚白之俗已经演变为西北地区的民风习俗，“秦俗尚白，民间遇元旦、贺寿、吉庆事，辄麻巾素衣以往”。清人王士祯所经历西安、凤翔、汉中诸府皆然。历经衍变的尚白之俗，既是中华各民族习俗，更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

宋代吐蕃风俗的来源极为复杂，由于居地的不同，“山川夷旷”，组成吐蕃的民族成分不同，加之“羌汉丛会”，错居杂处，因而“观风有殊”，“俗尚不一”，形成了宋代西北吐蕃五花八门的风尚习俗。而且吐蕃与党项风俗又有相似之处，因而很难分辨哪种是纯粹的吐蕃风俗。这种荟萃而成、丰富多彩的风尚习俗，既是吐蕃与各民族融合的生动体现，也是根植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而呈现出的延续、发展、繁衍与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