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作爲我國曆史上的第一支王朝，披着謎一般的面紗，留下無數疑問。雖然在河南偃師的考古學發現中，我們已經找到了早於商文化的二里頭文化，但因缺乏確切的文字證據，對夏朝的認識仍然充滿變數。

學者們對夏墟的具體位置看法不一，有人認爲夏朝可能在甘青一帶，還有人提出晉南或陝北石峁，甚至有人認爲三星堆就是夏朝的遺址。然而，從時間、空間和二里頭文化的王權面貌來看，與夏朝高度契合的證據較多。

甘肅青海至今未有發現與夏文化相關的考古證據。對於晉南“夏墟”的稱謂，很可能是夏亡後夏桀逃往的地方，或是夏遺民北逃時舊有的稱呼。徐中舒指出，“地以大小爲名，原有對稱之意，故地稱小，新遷稱大”，這解釋了山西地區多有大夏、夏墟的地名。

分子人類學家對二里頭出土人骨的線粒體DNA進行比對發現，二里頭人羣與河南、山東、山西等地的漢族人羣有着密切的遺傳關係，證實了夏亡後大量夏遺民逃往山西乃至更西北地區的事實。

關於三星堆，其祭祀坑埋的年代爲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即商朝晚期到西周初期。而三星堆文化的時間框架在二里頭文化二期（公元前1680年—公元前1610年）至西周初年。

這一時間差異排除了三星堆是夏文化的可能性。三星堆文化顯然是夏遺民和巴蜀土著居民合力創造的文化，夏遺民掌握着宗教祭祀權。在夏朝滅亡後，三星堆的牙璋在夏文化衰落的大背景下卻逆勢崛起，不僅出現了銅製、金制的牙璋，還成爲了三星堆人精神世界的祭祀重器。

然而，無論是夏朝的二里頭文化還是其衍生的三星堆文化，共同的奇異現象是缺乏文字。

在二里頭遺址中，至今只發現了20餘種刻劃符號，而三星堆遺址僅有7個刻劃符號。這些符號無法組成連貫的文字，只能代表個別器物，因此學界普遍認爲二里頭、三星堆並未發現文字。

同樣，與夏朝有關聯的匈奴，也沒有發現文字。《史記》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雖然西方學者曾質疑“匈奴是夏朝後裔”的說法，但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卻逐漸證實了司馬遷的記載。

匈奴的人羣結構複雜，雖然在草原發現的匈奴墓葬中人種類型爲黃種人，卻並非族名，而是一個政權名稱。考古發現顯示夏遺民將二里頭文化引入草原，影響了匈奴上層的精神世界。

與夏朝相關的文明體，如二里頭、三星堆和匈奴，都在青銅文化上表現出色，卻共同缺乏文字。這引發了一個問題：夏文化是否屬於無文字文化？

埃及的考古發現或許能爲這個謎團提供線索。

埃及的羅塞塔石碑在解密上帶來啓示，是否夏朝也像古埃及一樣，在不同羣體之間使用不同的文字？我國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朝的甲骨文，但甲骨文主要用於祭祀，不是通用文字，更不是平民可以掌握的。

商朝時期，對商王世系的記載不僅在甲骨文中有所體現，同時也在傳世文獻中有更爲豐富的敘述。商朝之前，儘管在陶寺遺址中發現了書寫在朱書扁壺上的文字，但與現代漢字相比，這種早期文字系統並未流傳下來。

總體而言，夏朝歷經神權至上、神權與世俗權力共同存在，再到世俗權力至上三個發展階段。在夏商時代，由於極度重視祭祀，文字主要用於祭祀體，而掌管祭祀體的是少數羣體，如大祭司和君主。

由於這獨特的祭祀文化，導致夏文化的文字未能流傳至今。而現代漢字的演變和發展則在秦以後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