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國人重視“根”（鄉土），加之基於“區域經濟政策”和“秩序政策”建構的社會機構、組織和經濟基礎（中小企業），“根”成爲支撐德國經濟競爭力的一大精神根基。在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這有力支撐了德國變身爲知識創新驅動的經濟和社會。

導讀

在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中，德國表現出超羣的靈活性。有些習慣的確蒂固根深，可是已被更改、修正和調整。經過不斷調試，德國已然能一面忠於自身的根源和基本價值觀，一面緊緊握住當代全球化經濟呈現的新挑戰與新機遇。

“二戰”後的德國，依託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迅速完成了經濟重建，穩步實現了經濟趕超。但在1990年兩德統一後的10多年裏，德國經濟卻陷入了增長停滯、失業率高企、國際競爭力下降等多重困境中，一時曾被譏爲“歐洲病夫”。從2005年迄今的10多年，德國經濟又走出了一條亮麗的趨勢線：增長率穩定保持在2%左右，失業率從2003年的11.3%降至4%以下，晉身全球首屈一指的高附加值出口大國，從2015年以來連續4年保持大幅財政盈餘。尤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新興市場泡沫破裂接踵而至，世界經濟發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而德國在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中表現最爲穩健，充滿活力，彰顯了極強的抗風險能力，成爲歐元區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錨”。

在全球化、歐元區危機等多重衝擊下，德國是如何突出重圍實現經濟繁榮發展呢？

由德國WHU-奧托拜斯海姆管理學院產業經濟學和創業學名譽教授戴維·奧德茲和奧格斯堡大學管理與組織學教授埃裏克·萊曼合著的《德國的七個祕密：全球動盪時代德國的經濟韌性》，從七個關鍵層面揭示、解釋和剖析德國的經濟與社會，探索德國如何摸索出孕育經濟繁榮的動力，以及德國又是如何充分利用了全球化攜帶的契機的奧祕。“小即是美”，積極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和重視培育企業家精神；獨特的熟練工人養成體系和科技知識生產傳播體系；在融合、同化和培育“根”的同時，賦予逃逸的“翅膀”；重視基礎設施投資，加強知識和思想的外溢；把經濟建立在靈活性與多樣性的基石上；構建制造業的良性循環；利用良好的國際形象開發經濟利益，這“七個祕密”洞見或許可以啓發其他國家，進而駁斥全球化導致生活水平、生活質量、經濟發展必然惡化的失敗主義論調。

兩個世界級獨特強項

德國將中小企業視爲“市場經濟的心臟，增長與就業的發動機”，聯邦政府、各州政府、德國工業協會等均下設專門負責中小企業的促進機構。過去不少人認爲，德國對中小企業的投入和依賴會遏制高科技企業家的活躍發展，然而當代德國一系列實踐卻證明這能兩全其美，以全新模式打造出耀眼、大膽、多變而活力滿滿的創業型企業。衆多中小（家族）企業家羣體穩定且有恆心，重視長期發展，懂得漸進變革，關注質量改進，他們紮根於自己的社區，同員工及其他要素建立了深厚的關係，同時藉助地方學徒項目獲得高技能勞動力，還從當地金融機構取得主要資金資源，由此成就了全球產品細分利基市場的衆多“隱形冠軍”，由此成了德國經濟的支柱與引擎。不僅如此，新一代有創意、有活力、強烈進取的初創企業在過去十多年大量湧現，更使德國迅速轉化爲一個注重創業和企業家精神的社會。

長久以來，德國被稱爲“詩人與思想家的國度”，德國人充滿着對科學、思想和藝術的悠久崇敬。相比之下，在人力資本、研究和科學方面，德國表面來看並不突出，實際上卻是出類拔萃。德國有兩個世界級獨特強項：其一，不斷革新的“雙元制教育體系”所推進的熟練工人養成體系，這對保持德國製造業品質和服務業競爭力提升貢獻頗爲巨大。德國實行12年義務教育，職業教育也被納入義務教育範圍。環視當今世界各國，除瑞士外，只有德國有完整的在國家監督下的職業培訓制度，原則上不經培訓不能開始職業生涯。德國1969年正式頒佈職業培訓法，肯定了職業教育的雙元化，確定了一套企業與國家共同負責、企業與職業學校密切配合的職業教育體制。年輕人可以努力考大學，也可爲成爲高技術工人做準備。德國職業教育涵蓋300多個職業崗位，爲各行各業輸送了大量專業人士。他們如同分散在社會各處的“零件”，組合成德國經濟發展的“祕密武器”，打造出一個又一個“世界一流”。其二，以德國六大科學聯合會爲代表的先進科技知識生產並向生產一線高效、系統性滲透的知識生產擴散傳播體系。在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這有力支撐了德國變身爲知識創新驅動的經濟和社會。

大約兩個世紀前，歌德犀利地提出“父親能給兒子的最偉大的禮物是根。第二偉大的禮物是逃離這些根的翅膀”。歌德說的一點沒錯。德國人重視“根”（鄉土），加之基於“區域經濟政策”和“秩序政策”建構的社會機構、組織和經濟基礎（中小企業），“根”成爲支撐德國經濟競爭力的一大精神根基。在奧德茲和萊曼兩位教授看來，區域經濟政策與秩序政策是“二戰”後德國經濟的兩大基石。它們在強大的社會支持下鞏固了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機制既能保證選擇自由和個人主動性，又規定了社會責任。德國社會市場經濟一方面注重私營企業與決策，另一方面由政府對國家、區域、地方各級實行調控和干預，追求公平競爭機制，維持經濟增長、就業、良好工作環境、社會福利及公共服務之間的平衡。

1998年，就在德國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新挑戰、陷入經濟低迷又逢就業前景黯淡的當口，當時的總統羅曼·赫爾佐克發現了一個能讓全國專注投入的令人振奮的進步：他的家鄉巴伐利亞經濟發展勢頭旺盛，巴伐利亞州尤其慕尼黑市，正不斷展露經濟活力。在解釋巴伐利亞經濟意氣風發的原因時，赫爾佐克抓住了兩點：“筆記本電腦和皮短褲”。

在傳統深厚的文化經濟體制下，巴伐利亞成功跨入最先進的技術市場。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巴伐利亞至少分享了某個路徑或藍圖，探索怎樣將阻礙經濟增長、破壞就業的負擔，轉化爲促成小康生活的機遇。在大多數人的印象裏，靈活性似乎跟德國人不沾邊，可是，靈活性和應變力正是巴伐利亞轉運的關鍵，其祕訣不在於扔掉皮短褲、撿起筆記本電腦，而是在關鍵領域（比如勞動力市場）接受了靈活性，從而利用自身強大堅固的傳統創造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

製造業和創新並非替代關係，而是互補互足

有一種觀點，將發達國家製造業的衰落歸因於全球化，特別是亞洲低成本競爭的出現。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在那本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中，就曾據此解讀全球化進程觸動發達國家（包括美國）製造業下滑的經過。但是，這個觀點無法解釋，爲什麼德國能承受困擾發達國家製造業“外包與離岸”的雙重症狀進而保持了競爭力呢？德國、法國以及歐元區其他國家所持都是歐元，爲什麼製造業在德國能生機勃勃，而周邊國家卻衰頹到令人擔憂的地步？奧德茲和萊曼兩位教授研究發現，一些政策和體制幫助德國企業獲得了生產過程的高效要素，反過來這些又令投資地德國更具製造業領域的吸引力與競爭力。這些政策和制度包括：培養關鍵翻譯協會、機構和組織；促進大學和技術院校新開發技術的應用；重點依靠政府補貼的培訓和學徒計劃打造出一支高技術型勞動大軍：工人和工會願意接受適度的工資增長以維持就業水平；精良的基礎設施；擁有質量優勢的獨特中小企業集羣；煥發活力、魅力和多樣性的城市，修改《移民法》，讓國外高技能人才能暢通無阻加入德國職場，等等。

近年來德國產學研各界共同制定的德國“工業4.0”戰略，是德國版“再工業化”的戰略核心。這一概念問世於2011年4月在德國舉辦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目前已上升爲德國的國家戰略，成爲德國面向2020年高科技戰略的十大目標之一。長久以來在政商界學者和思想領袖中流行的一種觀點是，製造業與創新之間存在某種必然的權衡，一個城市、地區、州或國家可二選其一。選擇了知識和創新的地方所呈現的景象，與堅持生產製造的地方對比鮮明，反差體現在選擇兩方的收入上。德國一直在駁斥這種製造業與創新之間的權衡觀。德國認爲，製造業和知識並非替代關係，而是互補互足的關係。因而，若能利用知識和創新等關鍵因素來提高製造能力並最終推動企業的比較優勢，便能打造從鄉鎮到城市、地區、州乃至整個國家的競爭力。巴登-符騰堡、斯圖加特、慕尼黑等今天德國最繁榮的地方，近年來就一直在力推知識與人力資本的投資策略，志不在替代製造業，而在增強制造能力。

就這樣，在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中，德國表現出超羣的靈活性。有些習慣的確蒂固根深，可是已被更改、修正和調整。經過不斷調試，德國已然能一面忠於自身的根源和基本價值觀，一面緊緊握住當代全球化經濟呈現的新挑戰與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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