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榮新江談《唐研究》

榮新江（蔣立冬畫）

• 《唐研究》第23卷出版之際，榮新江教授在編後記中說：“我自1995年以來，受唐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和羅傑偉先生委託，承擔大型學術年刊《唐研究》的編輯工作。二十三年來，可以說恪盡職守，保證了每年按時出版。現在已經出版了23卷，多少爲唐研究做出些許貢獻。今年夏季，我決定在完成第23卷的編輯出版工作後，辭掉《唐研究》主編一職，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讀書、研究、考察、寫作上。”陳尚君教授在微信朋友圈寫道：“榮新江教授主編的《唐研究》，爲中國學術保持顏面，始終不苟且於時俗，功莫大焉。”
• 《上海書評》近日採訪了榮新江教授，請他談談編輯《唐研究》的甘苦。

採訪︱盛 韻

能不能先談一談《唐研究》的緣起？

榮新江：我其實跟羅傑偉先生不算太熟，所以只能簡單說說情況，很多都是道聽途說。羅傑偉本來是個IT企業家，三十九歲就拿到專利，他以前的公司在北京的賽特大廈上有一整層樓。他的企業非常成功，有一年他來北京，大概因爲對中國投資的貢獻，還被國家副主席榮毅仁接見過。他來中國發展生意的時候，就愛上了唐朝，他說其他朝代都不喜歡，只喜歡唐朝。以前也有別的雜誌想請他資助，他說：“我只姓唐。”還有拍楊貴妃的劇組找他投資，但是他很聽我們這些學者的話，我們跟他說還是支持學術研究更合適，他採納了我們的意見，成立了“唐研究基金會”（Tang Research Foundation），專門資助學術。開始時，唐研究基金會主要做了兩項工作，一是“唐研究基金會叢書”，出了十幾本，二就是創立並支持大型學術專刊——《唐研究》的編輯出版。

國家副主席榮毅仁接見羅傑偉的報道

我出任《唐研究》主編其實是很偶然的，當時羅新擔任了基金會在中國的祕書，有一天他拿來他們幾位約來的第一卷稿子請我審稿，我說請我審還不如讓我編，他說那你就編吧。1994年12月，經過基金會學術委員會的正式討論，通過由我擔任主編。所以說，我做主編其實一切都是很突然的。不過我當年三十五歲，渾身幹勁，此前幾年又在國外一些學術機構走訪，剛剛回國的人都是有幹一番事業的衝動，所以我當時也正想做點學術推進的工作，《唐研究》正好是可以實現我的某些學術抱負和理念的地方，於是我就勇敢地接手了這個專刊的編輯工作。剛開始的組稿工作很困難，也很匆忙，一位好心的日本朋友對我說，日本有句俗語，叫“三期刊物”，你要小心《唐研究》不要辦成“三期刊物”。我說，哪怕三期也好，只要是爲中國學術做出點滴貢獻，哪怕編一本論文集也好。1995年12月底，《唐研究》第1卷如期出版。

《唐研究》第1卷

池田溫先生在《東方》雜誌上第一時間介紹《唐研究》

能不能說說你所瞭解的唐研究基金會主席，也就是《唐研究》的贊助人羅傑偉（Roger E. Covey）先生？

榮新江：羅傑偉是個非常好的贊助人，他既有資本家的素質，也有學者的素養，非常尊重學者。我當時向他提出辦刊的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經費要充足，當時我一口價問他要的錢，今天還夠用，可以想象1995年的人民幣現在已經貶值多少，就知道我當年是獅子大開口（事先還是預算過的），但他沒有任何猶豫就同意了。第二個條件就是他不能干預編務，就是他只管出錢，不干預我的任何編輯工作，既不推薦文章，也不對文章的取捨發表意見，這些他都答應了。之後我和羅傑偉的交往不算多，基本只限於每年的聖誕節他從美國來北京的時候。那時每年這個時節都開唐研究基金會的年會，他十分尊重學者的決定，基本上不參加討論“唐研究基金會叢書”的會議，他說哪本書值得資助出版，是你們專家的責任，你們說了算；至於每本書出多少錢資助，由他說了算。那時的會議總是找一個和唐朝有關的地方開，長安、洛陽、成都、揚州，記得唐朝兩京之外，所謂“揚一益二”，我們都去過。在一起考察的路上，我們有時候攀談一下，每次說到《唐研究》，他都是表揚和支持。

我記得2002年4月，美國耶魯大學韓森（V. Hansen）教授主持召開了一個小型的“中國發現的粟特墓葬研討會”。我發現他也從芝加哥趕來紐黑文聽會，當時他拿着一本新出的《唐研究》，一個勁地說，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唐代研究期刊。我看他一副相當自豪的樣子，因爲他支持的《唐研究》總算是站住了，而且每卷五六十萬字，規模相當可觀。我們知道美國也有一份期刊叫T’ang Studies，中文名叫《唐學報》，也是一位喜愛唐朝的實業家斥資支持的，內容略偏文學，發表很多重要的文章，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麥大維（David L. McMullen）、柯睿（Paul W. Kroll）等人的大文。《唐研究》無意與《唐學報》比高低，但羅傑偉和他的美國同仁之間，或許有那麼點兒較勁的意思，從規模和氣勢上來說，羅傑偉略佔上風。

唐研究基金會在洛陽考察（1997）後排左起第九人羅傑偉，第三人作者。

羅傑偉後來退出企業經營，在芝加哥大學註冊，跟隨範德本（Harrie A. Vanderstappen 1921-2007）教授，攻讀藝術史的碩士。他跟我說：他三十九歲以前都是在研究計算機，沒有讀歷史書，現在開始讀，怎麼讀也趕不上你們了。但他對圖像的東西比較有感覺，所以他選擇藝術史，研究中古時期的金銀器、造像等。但大概因爲起步較晚，羅傑偉的學問做得不太成功。他很愛辨僞，正面著述不多。我記得他的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學術論文是《北周拉梢寺藝術中的中亞主題》，巫鴻將其收入他主編的《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事先巫鴻覺得寫的不錯，徵求過我的意見，我看後也認爲頗有新意，用他對於中亞藝術的知識，判別出前人不太留意的拉梢寺壁畫中的一些中亞因素。羅傑偉去世後，他的一小部分有關中亞、中國藝術史的書入藏北大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圖書館，我翻檢後覺得，如果羅傑偉循着這個路徑正面研究中古中國藝術中的中亞因素，會有很大的成績。

但他似乎陷入了“疑僞思潮”不能自拔，我在《唐研究》上發表過他的兩篇文章，一篇是2004年出版的第十卷中的《金銀器說鈴》，羅新譯成中文發表；一篇2009年出版的第十五卷的“The Symbolics of Authority：Four Cases in Tang and Liao Silver”，都是關於金銀器的辨僞之作。其中前者所辨僞的一些美國收藏的金銀器，是他曾資助出版的《唐代金銀器研究》一書中用作標準器物的，我曾十分猶豫這樣發表出來，是否讓我的朋友感到不爽，但本着學術爭鳴的辦刊宗旨，我還是勇敢地發表了他的文章，雖然我也不完全認同他的觀點。比如他認爲日本山中商會倒賣到美國的金銀器，大多數是假的，但我考察過同一商會倒賣到美國的敦煌絹畫，則確鑿無疑。（山中商會的問題，我很想單獨寫篇文章。）

另外，羅傑偉2012年發表了一篇質疑美國堪薩斯城納爾遜藝術博物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所藏洛陽孝子圖石槨真實性的文章，即“Canon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ese Art History”（載Original Intentions, Essays on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rts of China, edited by Nick Pearce and Jason Steuber, Gain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2, pp. 38-73）。這件石槨經過中國藝術史權威索珀（Alexander Soper）和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的論證，已經被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專家們看作是一件標誌性的作品，在他們關於中國美術史、早期山水畫和石槨葬具的研究論著中反覆使用。羅傑偉認爲這件石槨刻繪的圖像過於精緻，難以置信，於是從樹、石、山、水及宮廷女性的圖像細節，找尋“破綻”。這些努力，後來受到專家的批判，這就是朱安耐（Annette L. Juliano）的《納爾遜藝術博物館所藏6世紀早期石槨之真僞——兼論中亞的石槨和石棺牀》一文，收載在我和羅豐主編的《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6月）一書中，讀者可以自己分辨誰是誰非。

我覺得羅傑偉是有眼力的，也有很多機會觀察實物，比如他等到所有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從山中商會購買的金銀器全部撤展到庫房後，一總觀察全部藏品，同時也看過美國其他藏家收藏的同一來源的金銀器。我曾和他一道去小雁塔下的西安市博物館（今西安市博物院）看館藏的金銀器，有些東西他一掂量就說的出產地是哪兒。可見他對實物的考察非常仔細，因爲他看的東西多，他的金銀器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不過他一直沒有能夠完全靜下心來做學問，公司事務纏身，私人生活波折，在學術道路上也很掙扎。如果假以時日，他能夠從辨僞走到正面闡述，那他的學術天地會很大，特別是在東西方文化的對比上，他有其他學者所沒有的不少機會，但他還沒有來得及把握，就離開了人世。

《唐研究》的體例是不是參考了《通報》？它跟西方的期刊有什麼異同？

榮新江：1984-1985年，我在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進修學習了十個月，漢學院是由一個兵營改造的，裏面是個天井，漢學院的老師和一些研究生上午喝咖啡，下午喝茶的時候，有時候會談到《通報》和上面刊載的文章。我出國前就常常翻閱《通報》（T’oung Pao），該刊1890年創刊，由法國、荷蘭各出一位著名漢學家聯袂主編，內容涵蓋中國、日本、朝鮮、印度支那、中亞和馬來西亞的歷史、語言、地理和民族學等方面，後來轉向以中國學研究爲主，主要發表學術論文、書評。我知道許理和（E. Zürcher）教授是主編之一，他是我在萊頓大學的指導教授。但我到萊頓才知道，《通報》的編輯部就在萊頓大學漢學院，這段時間讓我更多地瞭解了《通報》的編輯理念和編輯方法。

許理和教授每個月會安排一次和我談話，指導我的學業，回答我的問題。說到《通報》，他當時就跟我說：“我辦《通報》，標準有兩條，或者有新材料，或者有新問題。”因爲當時歐美漢學界對於唐長孺先生爲首整理的吐魯番文書不甚瞭然，所以他約我給《通報》寫篇文章，介紹這些新材料。這表明一位主編對新出材料非常關注，他當時還約張廣達先生寫一篇關於孔望山佛道造像的文章，也是這個意思。很遺憾，我的這篇文章到現在還沒完成，很對不起他。當時是1984、1985年，簡裝本的《吐魯番出土文書》還在陸續發表中。因爲《吐魯番出土文書》按墓葬爲單位發表文書材料，我是按主題介紹，一個主題的資料在還沒有出版的墓葬中也可能出現，就算我當時寫完了，後面可能還有新的東西冒出來，所以雖然他們很想知道新出吐魯番文書都是什麼內容，急需英文的介紹，但我一直猶猶豫豫的沒敢交稿。其實我的文章基本架構是寫好了的，沒交稿的另一個原因是《通報》水平太高，我當時只是個研究生，文章不夠格，不敢拿出來。

我在萊頓漢學院看到一位祕書小姐整天在辦公室裏打字，有次喝咖啡的時候我就問她，你在打什麼呢？她說：“我在把英語不是母語的作者的文章改成通順的英語。”許理和先生給她發工資，就做這麼一件事，可見《通報》對於文字的要求之嚴格，要專門僱一個英語爲母語而且文字功底好的人，來把法國人、德國人，甚至美國人的英語，改成純正的英語。其實，這也是出版《通報》的博睿（E. J. Brill）出版社的嚴格要求。最近若干年陳懷宇和我編輯張廣達先生頌壽英文論集，博睿對於我們這些非英語爲母語的作者要求之嚴，難以想象，因此書一拖再拖，今年終於要出版了。我編《唐研究》也是朝這個方向努力，也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改文章，有些作者的文字很不講究，我都得給他們重新順一遍，甚至重寫一遍。給二十三本《唐研究》改稿的時間加起來，我大概可以多出好幾本書。

我一直鼓吹學術是個很高尚的事業，學術要嚴守寫作規範。所以爲了追求這種高尚，《唐研究》每頁排版不超過一千字，這是很奢侈啊，現在哪個刊物能做得到呢。許多刊物都要收版面費，能多排一點兒就多賺一點兒，字都擠在一起，看起來忒費勁。

西方和日本的學術期刊我比較熟悉，《唐研究》的基本結構和工作方式我是借鑑了《通報》的，所以我基本上只發表論文和書評兩類文字，這是國際通例。歐美的學術刊物重視書評到什麼程度呢，有的期刊一期只有一篇論文，其他全是書評，論文可能只有該領域相關的幾個人讀，書評是人人都要讀的，要了解學界的最新動態，就得通過書評。國內在書評上是做得很不夠的，所以我編《唐研究》，發誓自己要多寫書評，希望學習伯希和（P. Pelliot）編《通報》，戴瓊（J. W. de Jong）編《印度伊朗學刊》（Indo-Iranian Journal）那樣，利用自編刊物，多寫書評。當時的想法，是看完一本書，不寫篇書評就不算看完。在《唐研究》前幾卷中，我寫過不少書評，評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Alfredo Cadonna & Lionello Lanciotti（ed.），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Elfriede R.Knauer，The Camel’s Load in Life and Death、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有的批評的也比較猛。記得當時有年輕的同事說，吳玉貴老師看了這書評不要跟你玩兒命呀，我說已經給吳玉貴看過啦，沒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學者比起老輩來是能夠接受批評的。老先生一般自己不寫批評文章，也不太能受得了被批評。陳尚君教授就一直堅持給《唐研究》寫書評，從第三卷評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考校》，到我編的最後一卷（第二十三卷）評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非常棒，而且有功力。中國很多學術刊物都有編者的話、編後記，過幾年可以單獨抽出來出本書，我不愛寫這些文字，我覺得學術刊物有論文和書評兩塊就夠了。不是因爲我沒話說，而是我覺得應該讓作者說。

如果請您自己總結一下，《唐研究》有哪些顯著特點？

剛剛擔任《唐研究》主編的作者（1997）

榮新江：我雖然是隋唐史出身，但很多年都在搞敦煌學，敦煌學跟很多別的學科比如宗教、考古、美術史、文學、語言學等等都有交集，《唐研究》也是一樣，不光關乎唐代歷史本身，也關乎唐的各個方面。我編《唐研究》，很想推進美術史、考古這些方面的研究，所以編法跟一般人不太一樣，模仿的是《通報》。我希望利用《唐研究》，推進唐史研究，也推進唐研究中不同學科的交流。劉後濱教授最近在《改革開放40年來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中說：“1995年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出版，標誌着有了一份彙集以唐代爲研究對象的包括歷史學、考古學、古代文學、語言學、藝術史學和宗教學等各個學科的成果的學術專刊，構成了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多學科交流的新起點。”這個總結，說出了我辦刊最想做的一個方面。

《唐研究》第9卷

一份刊物就是一個陣地，《唐研究》一卷有五六十萬字，可以推進我想推進的方面。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是我出國次數最多的一段時間（看我們中心的網頁），也參加很多會議，友人葛兆光兄曾告誡我：“不要成爲會油子！”其實，我有我的打算，就是了解學術動態，探索學術發展方向，通過交流得到哪些學者在寫什麼文章、研究什麼課題的信息，這些對於我編《唐研究》有莫大的幫助。經過思考，我們從第九卷（2003年）開始，用一些專號的方式，推進唐研究甚至中古史研究的某些方面，比如第九卷是“長安：社會生活空間與制度運作舞臺”研究專輯，雖然還不是整本的專號，但從學術史上來說，這是真正意義上的“長安學”的開始；第十一卷是鄧小南和我主編的“唐宋時期的社會流動與社會秩序”研究專號，推進或者說回應唐宋變革論的研究，其中有張廣達先生的宏文《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第十二卷有“《天聖令（附唐令）》研究”一組文章，第十四卷則是劉後濱和我主編的“《天聖令》及所反映的唐宋制度與社會”研究專號，以推進新發現的《天聖令》及所附唐令的熱點研究；第十三卷是侯旭東和我主編的“從漢魏到隋唐：變遷與延續”研究專號，希望打通漢唐，與唐宋一卷相呼應；第十五卷直接打出“長安學”研究專號，希望更進一步推進長安研究；第十六卷是“唐代邊疆與文化交流”研究專號，推動探討唐代邊疆、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第十七卷“中古碑誌與社會文化”研究專號，利用我們整理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的成果，推進利用碑誌研究中古社會文化；第十八卷是“中國中古的信仰與社會”研究專號，這也是我很想促進的一個方面；第十九卷有“從地域史看唐帝國——邊緣與核心”和《葛啜墓誌》兩個研究專欄；第二十一卷“唐代長安及其節慶”研究專號，是我們對長安研究的又一貢獻；第二十二卷是“從高昌到奈良——絲綢之路上的寫本”研究專號，是增進寫本學、絲綢之路研究的努力；第二十三卷是陸揚和葉煒執行主編的“文本性與物質性交錯的中古中國”研究專號，則是着眼於文本的物質性的討論。《唐研究》這些專號，不敢說對唐代研究領域起來多大的作用，但我的主觀願望是想開拓研究領域，拓寬學術視野，利用《唐研究》比較厚重的篇幅，以專號或專欄的形式，做一些普通期刊做不到或力度不夠的事情。

《唐研究》第22卷

另外，前面已經提示過，《唐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較一般刊物字數要多。我們一年只出一卷，在一些專刊應新聞出版署進入核心集刊的要求紛紛改一年兩期的時候，我也堅持不改。原定一卷五十萬字，但我能加就加，最多時有約七十萬字的篇幅，儘可能把一個專題，一篇文章，在一卷中解決，一篇文章絕不發上下篇。所以，在篇幅上我們也比較自由，比如一般的期刊都有字數限制，不能超過一萬五千字，大鍋飯搞慣了，不能讓一個人獨佔版面，現在《文史》和《中華文史論叢》稍微放鬆了點，也就兩萬字。我們就可以不管這些，我給定的最高限度是八萬字。八萬字的文章我發過兩三篇，有上面提到的張廣達先生寫的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還有林曉潔的論文《中唐文人官員的“長安印象”及其塑造——以元白劉柳爲中心》，脫胎於她的碩士論文，寫得太棒了，但她要去中學當老師，很可惜沒有留在學界，我就把她的論文一口氣全文發了。

再有一點是絕對按期出版。雖然我們是“以書代刊”的學術專刊，出版週期定爲一年，一般來說可以稍早或稍晚出版，但我堅持每年12月底見書。除了《唐研究》，我差不多同時還在編《敦煌吐魯番研究》，這份刊物掛的是季羨林、週一良、饒宗頤先生主編，實際編務是我負責，後來編了六卷實在顧不過來了，就交出去了。這兩份雜誌，我戲稱一個專制，一個民主，專制的我說了算，民主的編委會說了算。後來我發現編雜誌還是專制一點好，兩份雜誌同時創刊，都是一年一本，現在《敦煌吐魯番研究》只出到第十七卷，我們則保證一年一卷，出了二十三本。大概只有一兩次例外，如第十一卷因爲等張廣達先生的文章到12月18號才交稿，當時我和鄧小南在京都大學訪問，收到稿子我們把一切工作都放下，審完再發到巴黎給張先生修改，然後回來定稿排版，那一卷稍稍拖了幾天。一個刊物如果按期出版，那就逐漸建立了學界對你的信任度，作者投稿以後，明確知道自己的文章年底會出，心裏會很踏實。

當編輯是不是會比較頭疼退稿，您是怎麼處理的？

榮新江：我們的稿子基本上都是單向匿名評審，對審稿人不保密稿件的作者。如果是推薦來的稿件，推薦人必須寫一份學術的評審意見。有些情況下推薦的是學生或者關係戶，一眼就能看出來，有些則是推薦人真的發現了好作者、好文章。退稿的情況肯定會發生，也的確會得罪人。我想想，編《唐研究》，團結了百分之九十的同志，得罪了百分之十，這裏面有百分之二三就成了仇敵。我是個廣結善緣的人（用施萍婷先生話），最不想得罪人，但是碰到審稿人認爲論文不能夠發表標準的時候，我必須聽專家的意見。一般情況下，我會把兩位審稿專家的意見合成一份，然後以《唐研究》編委會代表的名義發給作者。退稿的原因很多種，有的是質量問題，有的是不符合專號的主題，有些大牌教授的稿子也得照退。被退稿的作者心裏肯定會不高興，但也很少有來理論的。

我很感激這麼多年來請的審稿人都是非常負責的學者，他們的審稿意見非常具體，有理有據，一般來說，發給作者以後，作者大多隻有感激，沒有意見。最近翻檢《唐研究》編輯過程中的一些往來信件，早期還有不少紙本的書信和審稿意見書留存，其中包括黃永年、徐萍芳、吳其昱、傅璇琮、白化文、陳允吉、高明士、徐文堪、陳尚君、葛兆光等等很多人的手跡，有推薦文章，有審稿意見。隨手檢出一篇徐俊先生1996年4月寫的審稿意見，三百字的稿紙寫了八頁，工工整整，對作者的看法，一條條分析，指出其問題，結論是：“此稿如刊於一般叢刊，似可。《唐研究》似不宜刊用。供參考。”這樣的文字，只可惜無法發表，也不能告訴作者。所以我邀請的審稿人，個個都是無名英雄，他們在幕後，保證了《唐研究》的質量，也讓我退稿時有充分的把握。

但這麼長時間辦刊，總會遇到個別不服退稿意見，反覆糾纏的人。而我只能相信專家，堅持退稿，由此必然得罪一些朋友，有的相信會嫉恨一輩子，有的過若干年後，又是朋友了。

您怎麼看核心期刊制度？

榮新江：西方的核心期刊叫leading journal，很多都經營了百來年了，每篇文章都會找全球該領域最頂尖的學者來審，所以在學術界，這些期刊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動搖的。我也受邀審過一些稿，基本上會給半年時間，要看得很仔細，提出非常具體的意見。我也看過別人審我的文稿的意見，有時候寫的意見書跟被審的文章差不多長，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

中國的核心期刊制度歷史都不長，大多數核心期刊是社科院系統的雜誌，包括院級的《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以及所一級的《中國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民族研究》《世界歷史》《近代史研究》《考古學報》《考古》等等，當然都是面向全國的雜誌，現在這些期刊都採用匿名評審制，逐漸走上正軌，慢慢成爲一個領域的核心期刊。過去由於經費的原因，其他機構創辦的歷史學期刊往往沒能生存下來。等到九十年代以後經濟情況好轉，國際交流頻繁，一些機構、學會、學術團體、個人開始創辦學術專刊，但這些刊物往往沒有刊號，也就無法成爲核心期刊，有的進入核心集刊範圍，但許多學術機構是不承認核心集刊的。雖然我認爲學術水平是看文章，不看刊物的。但核心刊物辦的好，把關嚴，那麼多年下來，一個刊物發表的的確都是好文章，當然就是核心刊物。所以核心期刊不是看有無刊號，而是看有無持續不斷的高水平論文。

一個學術共同體裏面應該各種類型的刊物都有。《唐研究》多年來被南京大學評價系統評爲核心集刊，也被一些高校列爲核心期刊，某些學校認定在《唐研究》上發過文章是可以拿去評教授的。臺灣“國科會”經過專家評審，也把《唐研究》列爲核心期刊，所以臺灣學者經常投稿。但羅傑偉創辦唐研究基金會的最重要動機，是想資助中國大陸的唐研究，所以我們更多的是發表大陸學人的文章。

回首學術界創辦了很多學術專刊，與歷史學有關的，如《學人》《原學》《華林》《學術集林》《國學研究》《燕京學報》《華學》《北大史學》等等，有很多沒有能夠堅持下來，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不是核心刊物，稿源有問題。堅持下來的一些高水平的刊物，因爲是專刊，所以也岌岌可危。這種核心期刊的體制，對於水平不低的學術專刊是很不公平的。

您倡導學術書評寫作二十多年，感覺現在的學術書評風氣有沒有改善？

榮新江：首先要特別聲明的是，我雖然一直倡導寫書評，但正面論述是更加重要的學術建樹。說到書評，我認爲一個學術刊物，書評是不可或缺的。放大一步說，一個學術界，不能沒有書評。《唐研究》上發了不少書評，這點上我還是頗有貢獻的。劉後濱在上面提到的文章裏說：“《唐研究》至今已經出版了23輯，對於隋唐五代史甚至中國古代史研究學術規範的建立，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領作用。尤其是其最初出版的幾輯，由於書評所佔分量很重，明顯區別於國內一般學術刊物，顯示出與國際學術規範接軌的重要特色。《唐研究》的書評強調史料的辨析和深度解讀，給被評書以學術史定位，甚至對被評書代表的學術領域或整個學科的特點和意義及研究動向進行綜合分析，徹底走出了‘瑕不掩瑜’體書評格套。這使其在規範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深刻影響了新一代學者的研究範式。”是中肯的話。

北大的《國學研究》創辦時，在一個座談會上我建議發書評，他們就一直不發，因爲怕惹禍。但從現在的學術刊物來看，發正式書評的越來越多了。發書評的第一條原則，是從學術史上來評價一本書，而不是抓住一點，不及其餘，你當然可以挑錯，但其實許多爛書是不值得一評的。西方的書評制度是可評的書才能進入這個系統，所以不會是特別爛的書。而且必須是一個領域的專家才能寫書評，如果某人是某個權威期刊某個領域的書評撰稿人，那說明他是這個領域最大的權威之一，這是很高的地位和榮譽。在中國可能辦不到，所以我們更鼓勵年輕人寫書評。寫學術書評，如果書不錯，評者也不錯，有對話，這樣才能把學術往前推進。再厲害的人，寫書也一定會有漏洞，但寫書評不能用侮辱性或人身攻擊的詞彙，這樣流毒太深。隨着年輕一代學人成長起來，大家在書評氛圍的薰陶下，應該是會越來越好。現在頗有些學術刊物借鑑了《唐研究》的論文和書評的體例，比如《藝術史研究》《中古中國研究》等等。

《唐研究》後來的書評有往字數多的方向發展，好像老擔心表揚人表揚的不到家，這個我往往要刪；最好的書評五千字，大部分篇幅都是批評，這樣對學術纔有好處。我那本《學術訓練與學術規範》裏被引用最多的就是關於書評的那部分，能夠體現我的書評理念。

編雜誌這麼多年，有沒有什麼遺憾？

榮新江：說具體一點，剛纔說到書評，我覺得很大的一個遺憾是我自己沒有堅持寫下來。這也表明自己沒有時間細緻地讀書，因此也就寫不出書評來。或者是時間不夠，看完書就忙其他事去了，時過境遷，書評也就寫不出來了。

我編雜誌從來不管賣，有時候日本大學的圖書館要購買過刊，進出口公司聯繫我，非要從我這裏買，我說我只編書，不賣書，也沒有庫存。其實現在刊物都數字化了，有一兩家公司曾經找我，要把《唐研究》數字化，但我覺得佔用時間多，無法保證數字化的文本是否正確，還有就是根深蒂固的版權意識，覺得一些公司的數字化，對於作者的著作權和出版社的版權考慮不夠。但現在一個刊物如果不數字化，那影響力就要小得多。在我擔任主編期間，沒有能夠讓《唐研究》數字化，是一個遺憾。

還有一事沒有完成，也很遺憾。2012年初，羅傑偉曾提議要編一本《唐研究》最有代表性論文的英譯本，就像由他編譯、羅新主編的《中國學者論內亞》（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該書列爲印第安納大學《烏拉爾-阿爾泰研究叢書》第174冊，2012年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那樣，暫定書名作《唐研究英文選集》（Chinese Scholars on the Tang，直譯是“中國學者論唐朝”），由他和艾安迪（Andy Eisenberg）教授合作編譯。經過反覆討論，我選擇了下面四個方面十二篇文章：

• 禮制與宗教，思想
• 唐宋時期地方祠祀政策的變化——兼論 “祀典” 與 “淫祠” 概念的落實 (雷聞)
• 論九宮祭祀與道教崇拜(吳麗娛)
• 想象中的真實——隋唐長安的冥界信仰與城市空間 (孫英剛)
• 政治，社會
• “關隴文化本位” 與 “南朝文化北傳” ——關谷隋唐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 (何德章)
• 韓愈日常生活研究 (黃正建)
• 唐宋之際敦煌的民間結社與社會秩序 (孟憲實)
• 長安研究
• 關於隋唐長安研究的幾點思考 (榮新江)
• 唐代長安新昌坊的變遷——長安社會史研究之一 (王靜)
• 論唐長安城的營修與城市居民的稅賦 (牛來穎)
• 考古與藝術史
• 關中唐陵陵地秩序研究 (沈睿文)
• 初唐閻羅圖像及刻經——以《齊士員獻陵造像碑》拓本爲中心 (張總)
• 唐代的豹獵——文化傳播的一個實例 (張廣達)

我應他的要求，聯絡所有作者，獲得他們的同意後，準備好所有Word文本、圖版、作者簡介等，在2012年9月9日全部寄給他。10月4日，他就把我的文章的譯稿寄過來，效率十分高。可惜之後就沒有音信了，其實他的身體已經不行，直到2013年7月30日不幸去世。後來羅新從他的電腦裏拷來有關《唐研究英文選集》文件夾，我翻閱了一遍，發現只有張廣達、牛來穎、孫英剛的文章有譯文草稿，其他都是通信和爲翻閱所做的詞彙表、年表等等。很遺憾，這件事沒有完成。但我們要深深感謝羅傑偉，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做的是《唐研究》的翻譯工作。

最後應當說，我對《唐研究》的最大遺憾，是不能再繼續主編這樣一本好的刊物了。羅傑偉的去世，沒有影響《唐研究》的經費，他生前已經做好安排，要繼續資助《唐研究》的出版。我感到我已經圓滿完成了《唐研究》的使命。我作爲一名教員，要教好書，帶好學生，還有會議和雜務；作爲一個學者，我要研究和寫作。因此，我只好對自己心愛的《唐研究》說再見了。我卸任是很徹底的，解散編委會，一切交還唐研究基金會，由基金會決定繼任人選和以下的所有事情。

不做《唐研究》主編以後，您最想幹的是什麼？

榮新江：我是一個學術人，辭掉《唐研究》主編，目的之一是更好地做學問。

作爲一個學人，仍然要多方面對學界做出回報。我在編《唐研究》的時候，同時也主編不少其他領域的著作，比如《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向達先生敦煌遺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敦煌講座書系》《黃文弻所獲西域文獻論集》《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等等。現在雖然我不編《唐研究》了，但我仍然會編其他一些學術專集，如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文獻、馬可波羅行記譯註等。我從來不是隻顧自己學問的人，我努力用各種方式推進學術，所以，集體的項目也是我想做並努力往好處做的事業。

我做學問比較雜，敦煌、吐魯番文書，西域史，中外關係史，或者說現在時髦的絲綢之路，還有隋唐史，涉獵較廣，也還有不少抱負。我的治學之路的順序，大致上是先做敦煌，從敦煌到吐魯番，到西域，通過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資料積累延伸到中外關係，而隋唐史這一塊主要做的是長安研究。2002、2003年的時候我就想寫一本關於長安的書，叫《從王府到寺觀》，章節都列好了，打算運用一些理論，把長安作爲一個大的場域，實現新史學研究。北大歷史系主要是做政治史和制度史，這是看家本領，我最初也做制度，比如研究歸義軍節度使的升遷，用的就是制度史的基本功。現在數據庫發達了，我希望更多的是能夠解釋材料，能夠有自己的問題意識和想法。我把長安作爲場域，組織讀書班，讓學生在裏面研究性別史、醫療史、社會文化，做一種活的區域研究。我的着眼點是從中古到近代的城市轉變，安史之亂是個分水嶺，那之後的長安不像過去那麼封閉了。我得承認受到了李歐梵研究上海跑馬地等公共空間的影響，借用現在的公共空間概念，落實到長安就是寺院。大的寺院都是王府或公主宅邸改建的，比如高宗當皇帝以後，他的宅子沒人敢住，要麼變成宮，要麼就變成一個大的寺廟。皇戚的宅邸之大，有的範圍就是一個坊，有的半個坊，它們本來是私密空間，一旦變成寺院以後就向社會開放，白居易他們喝酒賞月一喝就是一宿，就是去寺院裏鬧騰。學生讀書、青年男女談戀愛都是在這個空間裏，整個城市就從這裏動起來。這是我目前最想寫的一本書。此外，關於西域史、吐魯番文書、絲綢之路，等等，我都有題目要寫，只是沒有時間動筆。

當然，不只是想寫學術的，也想寫一些隨筆性質的，如早就構思的《三下和田》《海外訪書記》……

不要說太多了，免得完不成。我現在需要的是激流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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