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語言修辭的基本原則和技巧

從口述話語到文本發表的上述程序中，整理出版稿是核心所在，也是口述史學與修辭學媾接之處。

在實際訪談中，哪怕受訪人表達的信息不完整，掐頭去尾、欲言又止，或者顛三倒四、相互矛盾，採訪人也能通過背景材料，並藉助眼神、語境、勢態語等揣摩受訪人的思想。可這些話語一旦落實到文字，常常讓人一籌莫展。湯普遜談及口述言說與文字的差異:“生動的言說總是顯得有些迂迴曲折，互不搭界，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句子，就已經把問題說出來了。相反，實實在在的文章則顯得有條不紊，言之有物，並多少有點吝字惜句。”

口頭言語一旦落實到文本，其前提一定是“文字”的權利高於“話語”。口述文本呈現的形態無疑是口語被書面語改造的結果，就像翻譯一樣，是兩類符號系統的妥協——“所有的翻譯，都只是與各種語言的陌生性達成妥協的一種近乎權宜之計”。

當然，口述歷史語言修辭有別於文學修辭，它不是藝術原創，而是二度加工，有自身的修辭要求。陳望道將修辭分爲積極修辭與消極修辭，積極修辭崇尚音樂詩歌等藝術表達，消極修辭重在傳達意義，“以明白精確爲主的”，“但求實用，不計華質與巧拙”。口述歷史選擇消極修辭——“寧質毋華”、“寧拙毋巧”，尊重口述話語原始風貌，去雕飾浮華，去靈巧賣弄，力求語法準確、行文流暢、邏輯嚴密、章節明晰。

文本整理者拿到錄音抄本後，需行如下步驟:1.選擇語體；2.價值篩選；3.謀篇佈局；4.規整語法；5.添加註釋，勘誤補遺。

1.選擇語體——陳述體還是對話體？

在哥倫比亞大學早期口述歷史實踐中，艾倫·內文斯“將訪談者視爲一箇中立客觀、在不斷搜求他人記憶的人”。哥倫比亞大學早期作品普遍採用陳述體，唐德剛的一系列訪談成果，比如《胡適口述自傳》、《張學良口述歷史》即是如此。

受唐德剛影響，我的最初兩個口述成果《魯明訪談錄》、《石益明訪談錄》採用第一人稱陳述體。這麼選擇實際上還出於操作層面的策略。82歲的魯明老師礙於聽力不佳，常常答非所問，但是談興甚濃，總是自起話頭，且一說到底。假使採用一問一答式，問答之間無法銜接，發表出來豈非貽笑大方。

唐納德反對抹去採訪人的痕跡，他認爲訪談者是“整個過程的有力中介”，應該把“問題”和“答案”一併收入，“沒有了‘問題’，口述歷史的基本對話就不見了。這會造成一種錯覺，讓人誤以爲說話者正在大發議論，其實他們不過就是在回應質疑而已”。問答式能夠幫助讀者追蹤受訪人的記憶軌跡，身I臨訪談語境。在2010年《(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叢書))策劃會上，項目組確定統一採取問答式。

2.價值篩選——相關度、完整性、獨特性、重要性。

抄本中除去涉及政治禁區、法律侵權、人事糾紛及受訪人在條約上限制的內容不宜發表外，其餘部分亦需整理者進行價值篩選，掇菁擷華。其篩選標準如下:

(1)相關度。口述採訪往往包羅萬象、內容繁博，但出版需緊扣主題，即便人物傳記也需剝離殘片。本項目在陳墨研究員的倡導下，將採訪目標定爲“建立專業史、社會史、心靈史的三維空間”，盡其可能地打撈受訪人生命中的所有記憶，以使其他史學研究者蒙益。美國口述歷史協會在其章程中明確寫道:“無論計劃的特殊興趣如何，訪談者都必須嘗試超越計劃的重心，努力擴大詢問範圍，創造、製作出最完整的記錄，以使他人得蒙其益。”訪談結果涵蓋了歷史的方方面面，比如戴光晰動情講述她的老師施濟美(“孤島”時期小有名氣的女作家)聖潔悽美的一生，雖然與電影毫無關係，卻是研究“孤島”文學的難得史料。我們的採訪中還有大量內容涉及南洋報業、緬甸軍、延安女性生活、僞滿洲國宮廷音樂、日本開拓民、抗日遊擊隊、地下黨的文化活動、戰後日本人在中國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內容將沉睡在抄本之中，直至社會史家、女性史家、文學史家……前來喚醒。

(2)完整性。如果講述內容不完整，三言兩語即頻頻陡轉話題，或者問多答少，抄本中出現一連串的簡答題時，要提防，一定是訪談出現問題。不是訪談技巧有待改進就是受訪人記憶受損程度較高，或者有意迴避。口述歷史不是法院證詞，不完整的段落不宜放入出版稿中，除非涉及重要內容。

(3)獨特性。文稿整理者需具備大量的閱讀經驗，慧眼識別出此段講述是否有獨特之處(史料獨特、觀點獨特、角度獨特)。人云亦云的東西毫無出版價值。

(4)重要性。假設所談內容切題、完整，也具有新意，但當發表受字數限制，必須取捨時，重要性不失爲一種參照尺度。

3.謀篇佈局——分切單元、合併同類項、調整順序。

將繁博龐雜的餘料清除後，磚石顯露出來，但這僅僅是一堆隨意碼放的建材，要想把它們組合爲建築，第一要義是規劃庭院、謀篇佈局，將之分割爲數個內容充盈的敘述單元。

(1)單元劃分。單元是由若干問答完整與史料價值較高的段落構成。本項目往往以電影人的生命歷程、任職單位、重大事件、重要作品、創作觀念等來劃分單元併爲之命名。口述歷史項目開篇之作《嚴寄洲訪談錄》首先確立單元分割模式，分爲“美國電影的影響”、“美與醜的問題”、“紀錄性藝術片”、“關於喜劇”、“《獵字99號》和電子音樂”、“《二泉映月》的風波”、“重拍《萬水千山》”、“談經驗”。

也有一些早期訪談錄，問答從頭至尾一氣呵成，沒有單元分隔，但文稿整理者並非沒有進行板塊劃分。比如《羅藝軍訪談錄》的整理者檀秋文按事件，將文稿劃分爲“談《自傳》”、“《中國電影》編輯部”、“新僑會議”、“‘文革’期間的編譯工作”、“1981年電影創作和理論座談會”、“金雞獎”、“中國電影評論協會”“第五次影代會”等板塊。

小標題寥寥數字，提綱挈領，漸漸成爲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訪談文本的推廣模式。單元題目確定後，抄本中的內容就可以像河流沿着河牀匯入湖泊那樣，路徑準確地聚到各自旗下。

(2)合併同類項。與新聞發言人吝字惜句不同，口述受訪人常常重複話題，尤其是那些糾結多年、不吐不快的心靈創傷。同時，還因爲補充採訪的需要，受訪人對於同一件事情的敘述可能會散落在抄本中，有的前後不遠，有的遙遙相隔，有的則在首尾兩端。如果某一處的談話已經盡善盡美，大可毫不吝惜地將其餘幾處盡數摘除。有時則需將數處內容累加才能得到最大信息量。我們採取合併同類項的辦法將抄本中不同位置的相同內容歸置一處，擷華掇秀，刪去其餘。

(3)調整順序。記憶有自己的順序，訪談者有時會像蜘蛛拉絲似的順着一個細節、一個人名、一句話、甚至一種味道悠到過去時光，然後深浸其中。偉人口述歷史應尊重這些獨特的個人思緒，但專題性出版稿卻不能迷失在主觀記憶的拉絲結網中。整理者需將前後跳躍的講述順序調整爲循序漸進的文本順序，將紛雜隨意的話語順序重組爲線索明晰的邏輯順序。

4.規整語法——補缺、刪贅、校誤、調色。

口頭話語若落實爲書面文字，語法問題就會凸顯出來，它包括句子成分不完整、話語重複、用詞不準確、褒貶色彩不得當等等。任何一個具備語言能力的編撰者都能夠順利地解決上述語法問題，但如何在尊重口述原貌的基礎上將改動縮至最小，以儘量保持個人話語特徵，則需細細琢磨。整理者應該牢記，“口述歷史希望理解的是受訪者個人生命的獨特邏輯與譯釋，從個人特殊的用語與說話的方式，甚至訪談的情境，我們才能掌握其敘事中透露的細緻情緒感知”。

(1)補缺——就近、就熟。

根據口頭話語整理出來的抄本往往出現語法結構缺失，意思不完整，大衛·克瑞斯特感嘆道:“說話的人經常只說了半句，聽的人也就能夠聽出他的意思來，然而這些破碎的句子一旦改用文字來表達，頓時就成了困惑挫折的根源。”

補充沒有說完的下半句，將破碎的句子縫製爲一塊完整的衣料，是文稿整理者在謀篇佈局後面臨的首要課題。待補的成分包括主語、謂語、賓語以及連接詞，偶爾也包括定語、狀語，甚至有時是句子。主語不完整是最常見的現象，整理者需根據上下文最近出現的信息來判斷缺失的主語是“我”、“他”、“她”、“它”或者其他所指。對待其餘缺失成分同樣如此，整理者不宜憑空補字、添詞、加句，應本着從訪談者的話語中就近選擇相關字詞句的原則。

若在近處沒有找到合適的字、詞、句，則應本着就熟原則，從訪談者說過的話語中，找出他曾經使用過的熟字、熟詞、熟句、熟搭配，最大限度地保留訪談者的個性特徵。

(2)刪贅—適當保留。

口頭說話免不了拖泥帶水，贅字、贅詞、贅句現象十分普遍。在書面語中，贅述乃行文之大忌。

贅述由心理與語言兩種原因導致，它本能地反映着訪談者的思維特點與語言能力。從心理學上分析，贅述的發生機制是講述者的重複記憶與主觀語義強調。從語言學上考量，贅述是訪談者的語言能力與思維速度不合拍導致。

由於語言與思維滯後導致的贅述應被摘除，但由主觀強調產生的贅述則需適當保留。比如，祖述志談論在大寨看到江青飛揚跋扈的種種行徑，她沒用一個貶義詞，只反覆說“這個江青”。此語無實際意義，更無須反覆出現，但它是一種評價方式與情緒傳達，微妙地反映講述者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詞彙來貶評江青。我在爲((長春影事:東北卷I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叢書》整理《祖述志訪談錄》時，兩次保留此語。

還有一些贅述是記憶強調與性格顯示，不宜剪除。比如邊靜在《影業春秋:事業卷l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邵功勳訪談錄》中，整理談話如下.“從‘滿映’開始，可以說我一生的事業、電影事業就定位了。”此處連續兩個“事業”，不免有重複之感。閱陳墨的《採訪人手記》，讀者可知，邵功勳因爲曾參加日本電影機構“滿映”，導致一生“心理陰影非常濃重”，不敢觸及往事傷痕。在接受採訪時，大聲說出“從‘滿映’開始，可以說我一生的事業、電影事業就定位了”。那種隱忍下對自我生命的肯定，那種躲閃中對自我價值的正視，盡在贅述中，留待讀者去細細品味。

(3)校誤——不動主幹。

口語中常犯的語法錯誤除上述的“缺”與“贅”外，還有複句句型不通、動賓搭配失當、用詞錯誤、別字連連等。校誤的基本原則保主幹，改枝蔓。

如果複句結構存在問題，儘量取消連接詞，消減失誤。由於讀者在閱讀口述歷史訪談文本時，已經對解讀口語體有預期準備，即便複句中沒有連接詞，也絲毫不會造成閱讀障礙。

(4)調色——尊重本色。

某些時候，由於受訪人錯用褒貶，導致詞彙色彩欠妥。比如吳國英在講述開國大典拍攝結束時的情景時說:“收攤兒以後攝製人員到我那兒集合收設備。”莊嚴的開國大典拍攝結束被她描述爲“收攤兒”，有失妥帖。但也許“收攤兒”就是新聞紀錄攝製組成員結束拍攝的常用語，既然無傷大雅，不妨保留。

只要褒貶詞彙不錯誤地使用在對政治事件、傑出人物的評價上，不對他人的名譽形象帶來負面影響，應儘量尊重受訪人的用詞，以不調色爲上佳。

5.添加註釋，勘誤補遺。

爲閱讀方便，本項目不採取文後注。若整理者意在對受訪人提到的人或事做簡單解釋，採用文中注。若整理者擬對提及的信息做詳細解釋，使用頁下注。

關於如何加註，項目專家吳迪研究員在《註釋問題》中列出詳細準則，現引用如下:

一， 注什麼或什麼要注？

註釋的目的有三，1）減少讀者在閱讀中的障礙。比如受訪人在前面提到了一人或一地，下面講的與此人有關，不解釋此人此地，就會影響讀者對下面內容的理解，這時應加註。如，受訪人提到了大柵欄，或者大屯，或者良鄉。讀者即使不知道它在哪裏，不清楚它的歷史沿革，也仍舊不妨礙他們對其內容的理解，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必加註。

2）糾正受訪人的錯誤。比如海燕廠劉軍一說工作組和公安局在1966 年4、5 月間曾組織他們抄三十年代老電影人的家。這是記憶錯誤。工作組在1966年6 月月底才進入海燕廠。

3）糾正正式出版物或流行說法的錯誤。比如，受訪人談到某正式出版物上內容，與事實不符，就要加註釋。比如我採訪沈寂，他說書上寫了，徐韜是林彪、“四人幫”迫害死的。儘管這種說法以官史爲依據，但它仍是錯誤的，因爲徐韜是1966 年8 月死於工作組的誣陷，那時候兩個反革命集團還沒有形成。

4）避免讀者的誤解。比如，受訪人提到了天安門，而這個天安門不是北京的天安門，是湖北的什麼地方，那麼就一定要注。

二、怎麼注？詞條解釋的基本要求：

1．文字省淨，表述簡練。

2．語句通順，用詞準確。

3．客觀中性，不做價值判斷。

4．人物：生卒年，籍貫，做什麼。如是作家、學者，可列一二本代表作。

5．不要使用條目本身（比如《萬象》的解釋裏不要再出現《萬象》）。

三、分冊中不符合要求的註釋舉例。

例一：《萬象》：創刊於1941 年7 月27 日的商業刊物，1945 年6 月停刊。《萬象》集中了上海淪陷時期最廣泛的作家，湧現出一批文學新人，也吸引了廣大讀者，始終保持上萬的銷售量。

點評——

* 註釋中不宜再出現被解釋的詞——《萬象》。

* 應改爲：《萬象》：1941 年7 月創刊，1945 年6 月停刊（這樣表述順暢一些）。

* 此刊“集中了上海淪陷時期最廣泛的作家”，集中……作家。動賓搭配不好

* 此刊“湧現了一批文學新人”，動賓有問題。說一個刊物湧現新人似乎欠妥，一般只說某刊物培養或發現了新人。“湧現”一般用在行業和時間上，比如，我們可以說，新時期湧現了一批文學新人。而不宜說，《當代電影》雜誌湧現了一批電影評論家。

關於註解應勘什麼誤，上文已經非常清楚。要補充的是，有的失誤並非時間、地點等細節問題，而是內容出現偏差。內容偏差尤以“重塑記憶”最具迷惑性。唐納德·裏奇認爲，受訪人往往被新聞報導、訪談、觀察、書籍等重塑記憶，“人們也會援用‘後見之明’，賦予過去種種一層嶄新的意義”。

我的受訪人集中在新聞紀錄電影界，“記憶重塑”時有發生。他們的電影作品包含戰爭、建設、會議、勞模、國際往來等重大選題，伴隨着他們的記憶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的社論，和多如牛毛的領袖文章與媒體報道，還有數不勝數的政治會議與小組討論。這些權威信息與他們的原初記憶混淆，他們甚至堅信自己經歷過的事情就如同“上面”敘述的那樣。他們所具有的歷史當局者身份極易獲取選編者的信任，從而帶領讀者進入記憶誤區，文稿選編者必須小心考證。

口述歷史語言修辭的困境與未來

如前所述，口述歷史書面語言修辭的前提是“文本”具有高於“話語”的特權。無論我們如何竭盡全力保留原貌，選編者還是以犧牲話語的零散性、隨意性、無序性、重複性、失誤爲代價，趨近語言規範。問題恰恰滋生於此：價值篩選的最終依據是價值至上論，這一做法本身與口述歷史精神相悖。口述歷史的生存之道是推翻以偉人史、重大事件史、唯傑作論構建的宏大史觀，還歷史爲人民史、微觀史；

合併同類項的做法過於簡單，它淹沒彼段記憶在講述出現的次數，也無視它在受訪人生命中的意義；

調整順序的方法過於武斷，它用貌似邏輯的文本順序強暴講述順序，改寫思緒軌跡；

補缺、刪贅、校誤、調色等語法手段過於“正確”，它用普遍認可的語法篡改個性化的言語。

這些被刪除、被修理、被強暴、被校正的話語恰恰從另一個層面展示了受訪人的生命獨特性。整理者爲語言修辭而做出的努力，恰恰淡化甚至消融了口述者自身的言語魅力。一些史家認爲按照語言學規範整理出來的文字是對話語的歪曲，“當我們藉助標準的語法形式和邏輯化的標點順序把說出來的話組織成書面行文次序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歪曲了他們”。

在後現代學術體系中，“文本”特權越來越遭到人類學學者的擯棄，取而代之的是置“話語”於“文本”之上的新態度。民族誌學者斯蒂芬·A·泰勒倡導尊重話語碎片，鼓勵多聲部文本的出現，因爲這些碎片有可能在讀者心中喚起一種“創生的幻想”。

口述歷史修辭學不妨借鑑人類學的新近經驗，尊重“話語”甚於尊重“文本”，適當吸收如下建議，它將獲得一種新的轉機：

標註被價值篩選拋棄的內容以及爲何被拋棄；

標註話題的重複次數及在何種情況下重複；

標註話題在原口述中的自然順序；

標註被修飾的文字以及原樣如何；

標註勢態語；

標註語氣，“聲音的提高、遲疑、加重、嘲諷及喃喃自語等，都可視爲是一種態度的標記”；標註題外話的內容以及停頓點，爲何停頓？是拒絕回答？換帶？喝水？接電話？來訪客？沉默？喫藥？等等……

這些信息看似遊離於口述歷史之外，實則是爲讀者研究受訪人記憶、個性、家庭情況等提供了更豐富、更鮮活、更多聲部的資料，尤其對偉人口述史的撰寫十分有益。

——（黎煜，副研究員，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100082）

原載《當代電影》 ， 2011 (5) :11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