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明朝16位皇帝的军事才能做个排名，明武宗朱厚照肯定能排进前五，甚至前三。为什么这样讲呢，具体理由和例证如下：

第一，明武宗重视边防和军队建设，他在位期间一扫前朝颓势。朱厚照继承皇位之际，明帝国已走过自己的巅峰时刻，包括北方边军在内的整个军事体系日渐衰败，部队战斗力与明初相比严重下滑。

朱厚照的老爸明孝宗在位期间，虽然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创了“弘治中兴”局面，但其武功方面同样“惨不忍睹”，例如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7月，宁夏镇明军出动6000兵马分3路突袭、扫荡贺兰山，先后与敌交锋6次，才取得杀敌42人、掠获驼马百余匹的战果。

为此，明武宗执政后就多管齐下，力图重振明军雄风。他采取的措施包括——边军京军互调、效仿唐太宗李世民在皇城内亲自操练士兵、提高武人地位，等等。

由于世袭军户制度的固有弊病，在明代当兵（尤其是中期以后）绝对是个苦差事，不仅要自己担负给养（包括远征的路费），还得给长官当牛做马服苦役、忍受上峰克扣勒索，打仗玩命就算战死疆场，家属也基本上得不到抚恤金，部队士气之低落由此可想而知。

但是到了明武宗时期，却对军人（尤其是戍边官兵）关照有加——养尊处优的京军被他派往边关历练吃苦，而戍边劳苦功高、战斗经验也比较丰富的边军则调入京城充当“御林军”，也能享几天福。

此外，明武宗对于赏赐随行参战官兵更是一掷千金，毫不吝啬。应州之役后，按照他的意思，从随侍太监、总兵、副将、参将、侍郎、御史等文武官员到普通士兵，竟然有多达56449人可获奖赏。兵部实在看不下去了，经审查后决定给其中9555人予以升赏。这件事不好讲谁对谁错，但起码从中可以看出明武宗厚待士卒之心。

第二，明武宗既可运筹帷幄，又能身先士卒，表现出了一位最高统帅应有的风范和素养。还以应州之战为例，明武宗面对与强敌蒙古达延汗（别称“小王子”）丝毫没有退缩和畏惧，反而调兵遣将，周密部署，定下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计策。

1517年9月27日（农历），万余蒙古骑兵从大同镇城西北约80里处的弥陀山闯进明军防区，并向南进发约150里进逼应州附近，果然如明武宗所料钻进了明军布下的“口袋阵”。

明武宗立即发布命令，将所辖明军组成3个梯队，分别担负阻击诱敌、前后夹攻、支援策应的任务。战斗进行到第3天，当得知前线吃紧，明武宗又亲率部队赶往驰援。见皇帝亲临战场，明军士气大振，拼死搏杀将当面蒙古军击退。

次日从早上7时许至傍晚19时左右，明武宗又亲自指挥部队与蒙古军鏖战了整整12个小时，迫使蒙古军向西撤退。明武宗并未就此罢休，而是带领明军穷追猛打，一口气把敌人撵出去100多里才停止追击。

据考证，此役蒙古军实际损失不少于500人，明军也付出了伤亡1500余人的代价。尽管如此，就连极力抹黑朱厚照的《明武宗实录》（嘉靖年间编纂）都承认，应州之役是一场“（明武宗）率少击多”的大战。而《剑桥中国明代史》更是对应州之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16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大军的成功战例”，并称赞明武宗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一结局”。

第三，明武宗锐意军制革新，在全世界首创“总参谋部”。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史专家盖杰民（JamesGeiss）研究表明，被后来的明代官方史料黑化成“骄奢淫逸罪恶策源地”的豹房，实际上是明武宗为避开旧有僵化的行政体系束缚，而另起炉灶设立的“总参谋部”。

明武宗依托豹房以及手下一套由亲信太监、心腹武官组成的军事决策指挥班子，高效灵活地掌控北方边军的训练、调动和作战指挥大权。

值得注意的是，甭管明代史料及后世如何“妖魔化”，都不得不承认在帝国这一新的最高权力中枢（豹房）建成后，明军（特别是边军）面貌的确是为之一变，部队战斗力和士气更高，各级指挥运作也变得更顺畅，应对外敌袭扰的效能也显著提升。这一点，从应州之役后蒙古军多年不敢大举南下即可看出。

但明武宗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成果，都在他驾崩后被看不惯前者做派的文官集团废弃。他们不仅对豹房势力进行大清洗，还以修《明武宗实录》、剥夺有功人员奖赏等方式，可劲抹黑应州之役，愣是给明武宗扣上了“游幸昏狂”“违背祖制”“佞幸小人”“冒滥军功”“粉饰败仗”等好几口黑锅，恶劣影响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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