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蘇聯解體是歷史的必然，其實，歷史留給蘇聯的機會還當真不少，且不說後有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兩任足以救國家於水火的一把手還未來得及施展便逝世，就在1965年，沒錯，正是在因“無能”而飽受詬病的勃列日內服任期內，蘇聯也迎來了一個翻身的大好機會。那一年的9月，勃列日涅夫在重要的會議上作出指示：“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來爲蘇聯人民服務。”隨後不久，在《真理報》副主編陪同散步時，勃列日涅夫又情緒激昂地問道：“尼古拉，您與我都是久經沙場的軍人，難道我們還不夠勇敢嗎？”

在蘇聯歷任一把手中，勃列日涅夫總被特意挑出來，人們想從這個相貌滑稽的最高領導人身上挑出一點笑料，他卻從沒讓大家失望。然而筆者認爲，別的先不說，勃列日涅夫的政治手腕其實是被極大地低估了。在後赫魯曉夫時期，有手段犀利、敢想敢做的克格勃主席謝列平，也有城府深不可測、善於隱藏心思的“灰衣主教”蘇斯洛夫，但恰恰是被推上前臺擋槍、被以當成傀儡扶上頭把交椅的勃列日涅夫翻了身，一屁股將權力坐了個紮紮實實。

也許勃列日涅夫並不像斯大林、赫魯曉夫那樣懂得如何讓蘇聯變得實實在在的強大，但他至少心裏明白，怎麼才能把手中的權勢攥得更緊。單單從這一點來看，不用流血犧牲，不用表面上搞得風聲鶴唳、你死我活就已經達成了目的，這一點已經足夠優秀了。然而就是在1965年底，逐漸進入角色的他決定：“必須要在國內、黨內和幹部中間進行一場徹底的改革。”

勃列日涅夫這樣考慮是有底氣的，因爲他手下有一個真正懂得搞經濟的柯西金。

都說是金子總會發光，此君在紡織工廠當工人時就已經表現得與衆不同了。同僚說他處事沉穩老練，波瀾不驚；1930年，他纔剛剛進入列寧格勒基洛夫紡織學院進修，畢業後在日梁鮑夫紡織廠混了個工長一職，兩年後，他已經成爲十月紡織廠的廠長了。20世紀30年代是蘇聯歷史上最爲敏感的時期，雖然斯大林可能會因爲神經太過緊張，誤會身邊好端端的同志，但他卻從來都不會白白錯過任何一個出色的年輕人。就這樣，1938年那會兒，柯西金已經成爲列寧格勒執行委員會主席，當的他不過才34歲。

早期的蘇聯並不怎麼仇視美國，同樣的，承認與美國存在不足，提出要向對方學習，這在當時也並不可恥。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以柯西金爲代表的一些人非常熱衷於向美國學習先進的生產技術以提升蘇聯的社會生產力，他們的工作也爲國家帶來了極大的改變。因此，即便是進入1956年後，赫魯曉夫對政府職能部門進行頻繁改組的關鍵時期，柯西金的職位也一變再變，但他掌管國家經濟發展方向、負責中央經濟計劃的工作卻始終沒有變動。雖然此時的他在政壇上的職位乍一看並不顯赫，但其影響力早已不容小覷了。

筆者在此不得不說一句，赫魯曉夫的改革勇於打破前任留下的藩籬不假，但他急於求成、強行瞎搞的行事風格卻也給蘇聯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甚至遠遠超出他給國家帶來的貢獻。赫魯曉夫的許多改革措施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加上他色厲內荏的性格，很多條令稍一遇到挫折便無功而返。比起斯大林，赫魯曉夫在這方面簡直弱得像小孩，兩者最大的區別大概也在此了。對此，我們不妨用數據來佐證：1951年～1955年，蘇聯國民總收入的平均增長率一直維持在11.5%左右，工業總產值則以13.2%的速度不斷遞增。然而從1961年開始，赫魯曉夫就給這兩項經濟指標強行打了6折（分別爲6.6%和8.6%）。

領導的亂搞一通被柯西金看在眼裏也急在心裏，他曾想要勸告，但一心想着要成績的赫魯曉夫卻一個字都聽不進去。因此，到了1964年10月，柯西金也轉身投入到“倒赫集團”中去了。可以說，柯西金並非奸詐弄權的政客，即便是在獲得了豐厚的政治紅利，被推舉爲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職位相當於總理）後，他也把自己的首要工作目標放在修復國家經濟、力挽經濟發展勢頭連年下降的頹勢上。有這位正兒八經的“經濟專家”當掌舵人，勃列日涅夫時代初期，蘇聯經濟還當真呈現出煥然一新的姿態。

有了好的開頭，自然要步步爲營，擴大勝局。也正是在1965年初，柯西金決定形成一個體系，從根本上擺脫政府揮着鞭子趕國家前進的被動局面，要讓經濟蓬勃發展，讓它帶着國家快速前行。

1966年4月，柯西金提出了以“計劃工作和經濟刺激新體制”爲核心的整套改革方案，縱向來看，這套方案的最終目標便是突破“斯大林體制”對蘇聯經濟發展的桎梏——這與赫魯曉夫改革的目標相同，但手段卻高明許多。改革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即在發配每年的生產或盈利任務之前，先對企業的盈利水平作出評估，然後再根據實際情況擬定計劃；同時，政府會放權給企業和工廠，鼓勵他們積極發展；政府也會將民衆的工資和企業效益掛鉤，多勞多得。更加遠期的目標是：以真正的經濟建設者取代佔據企業和經濟部門關鍵位置的官僚，建立多項獎金刺激生產集體和個人，培養一股熱愛發展、勇於發展的新經濟建設的浪潮。

條目看上去很枯燥，我們不妨簡單理解一下：柯西金想要蘇聯政府松一隻手，也就是把“計劃經濟”中的“計劃”二字抹得淡一點。正巧，那會兒的業界正在對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探討得熱火朝天，局勢需要改革，民衆渴求改革，輿論也爲改革創造造好了勢，到底要不要改革，全看最高領導人的態度了。正如我們在文章開頭所說，勃列日涅夫其實一點兒也不排斥，反而十分支持，因此，一場自上而下的經濟改革在1966年展開了，柯西金的這套改革方案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新經濟體制”。

赫魯曉夫的改革看上去不錯，但其實很多措施都很不講理；而勃列日涅夫批准的改革條目清晰，目的明確，目標正確，在最初的一年多里，蘇聯經濟呈現出了久違的蓬勃發展勢頭。眼看改革即將接觸“斯大林體制”的臨界點，突然發生的一件事令它戛然而止，此事便是“布拉格之春”。

正當柯西金們同“斯大林體制”做着艱苦的糾纏時，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掀起了一場改革，提出要建設更加符合本國國情、“更具人道面貌”的社會主義。捷克斯洛伐克的思路沒錯，但這口號怎麼看似乎都像是在扇老大哥的臉。值得注意的是，捷國其實還是挺懂事的，在改革之前，他們專程低聲下氣地向蘇聯問過意見。不過，勃列日涅夫並沒有給出明確的回應，這樣的態度也被捷克斯洛伐克誤認爲“默許”。實際上，勃列日涅夫此很不痛快。

捷克斯洛伐克並非第一個跑出來跳腳的，波蘭仗着地盤大人多，已經頂着壓力轟了一炮。波蘭的成功引得華約各國一片羨慕，不少國家都蠢蠢欲動。這不，正當莫斯科爲情況倍感頭疼時，捷克斯洛伐克就挺身而出堵槍眼了。勃列日涅夫認爲，縱容這些國家搞改革，他們倒是爽了，社會主義陣營可能就要完了。讓他們東搞一下西搞一下，搞完之後，華約和經互會還怎麼存在？這可是整個紅色陣營的傾塌，相比之下，蘇聯對其他盟國的掌控都顯得不值一提了。處於這種考慮，勃列日涅夫糾結再三，最終決定出兵。後來發生的事情，大家大概就很熟悉了。

縱觀歷史，蘇聯的悲劇不完全在於對未來可能發生事情的懦弱，而是因懦弱而產生的自我否定。

擺平捷克斯洛伐克後，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員對改革噤若寒蟬，連蘇聯自己都開始否認自己。勃列日涅夫對柯西金新經濟體制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隨後不久，他便公開發牢騷說：“看他想出什麼來了？改革、改革，誰需要這個改革？誰又懂得這個改革？更好地工作，這就是問題的一切！”1971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長時間的盲目徘徊後終於拿定了主意，他在重要的會議上宣佈：“計劃工作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國民經濟領導的中心環節和核心。”——這就標誌着這場足以改寫蘇聯命運的改革到此流產了，一切推到重來卻又一切照舊，“斯大林體制”再次獲得了勝利。

值得一提的是，新經濟體制的悲劇無意間坑慘了另一個實權派大佬，那便是有蘇聯“三朝元老”之稱的阿納斯塔斯·伊凡諾維奇·米高揚。此君可謂是滿門蘇聯英雄，四兒子設計了米格-29，弟弟建立了米高揚設計局。俗話說“慈不掌兵，仁不當政”，米高揚卻是個另類。赫魯曉夫時代，他強烈拒絕對匈牙利動兵；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時，他也是主要的反對者之一。20世紀30年代那會兒，米高揚一面積極站隊，另一面卻救了許多人。他善良而聰明，從列寧時代到勃列涅夫服時代，他從未失手。然而，正是因爲對柯西金的支持，甚至曾表態應當讓後者稱爲最高權力的繼承人，此舉給他惹來的大麻煩。隨着“新經濟體制”改革的破產，米高揚頓時遭到冷落，地位一落千丈。

柯西金和米高揚二人的生平十分相似，他們都是經濟建設的好手，然而人生結局卻千差萬別。前者身在局中難以抽身，在職位上飽受折磨，直到病逝前才倉促辭職；後者卻懂得急流勇退，在發現自己失勢的那一剎那間便決定隱退，他的做法贏得了勃列日涅夫的高度讚揚，還爲自己光榮的一生畫上了個圓滿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