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Z博士的腦洞|歷史上的夜市，現在的夜間經濟

　　最近，“夜間經濟”再次受到推崇。據報道，從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到蘭州、紹興等二三線城市，相繼推出了多項鼓勵“夜間經濟”的對策與舉措。

　　其實，“夜間經濟”對中國人來說根本不是什麼新鮮事，這是一個“老”話題。

　　夜間經濟起於很久很久以前

　　說到夜間經濟，這個詞是新詞，但說到“夜市”，這個詞就真是老詞了。對夜市在中國的起源，學者們有不同看法。有一種看法認爲，西周夕市是夜市的雛形，遲至兩漢出現夜市。

　　證據之一是漢代一部重要著作，衆所周知的許慎所作《說文解字》，其中有關於邠亭夜市的記載。《說文·邑部》“邠”字解曰：“豳：美陽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說文解字》是我國古代流傳至今最有價值的古文字學著作，這一段的意思就是在那個時候的邠亭一代有夜市，所以，可以得出我國夜市在漢代就已經出現的結論。

　　還有一個重要證據，是《後漢書·孔奮傳》中的一段記載，“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大意是，東漢初年，天下都很亂，大家都很窮，只有姑臧這個西部邊境地方挺富裕，和羌胡做生意挺滋潤，那兒的人積攢財富挺快的。對於中間“市日四合”，唐人李賢等注曰：“古者爲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這個解釋的解釋是，漢代的市場名目繁多，有直市，獄市、肉市、軍市、宮市、關市等等，但按經營時間來劃分的，以前只有《周禮》所謂“一日三合”，即大市、朝市、夕市，現在姑臧這地方人流物流太繁盛了，商品貿易交流特別發達，當地的主要經濟發展矛盾已經從供給不足變成了不平衡不充分，在人民羣衆的需求激勵下，就在過去基礎上新出現了一種“市”。這個新的“市”是什麼市？《後漢書》沒有說明，李賢等人也未作註釋。但是，既然早上也有了，中午也有了，傍晚也有了，那多出來的就只能是“夜市”咯。

　　唐朝的夜市，雖然“犯禁”，還要happy

　　隋唐時期有“夜市”的認同就更多一些。料也更豐富些。我是說史料。

　　大家耳熟能詳的杜牧《泊秦淮》詩中雲：“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第一句寫時間，第二句寫地點，第三句寫事件主角，第四句發牢騷，很明顯，時間是晚上月朦朧鳥朦朧，地點是紙醉金迷的秦淮河畔，事件主角是夜間還在營業的某不可描述職業從業人員，詩人的心情是，唉，你這價值觀有問題啊。

　　唐人方德元的《金陵記》中，也記載了金陵的夜市，說富人“盛金錢於腰間，微行夜中買酒，呼秦女，置宴”，也能讓人想象出豪門富客戴着大金鍊子大金錶召喚扒蒜小妹擼串的唐代生活。

　　唐代詩人王建生於安史之亂後，其同情百姓疾苦，寫的詩多如《田家行》、《織錦曲》、《水夫謠》之類的，遊覽揚州夜市，受到震撼，揮毫寫下《夜看揚州市》：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

　　也有清新些的。杜荀鶴的《送人遊吳》寫了姑蘇夜市：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閒地少，水港小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遙知未眠月，鄉思在漁歌。

　　但事實上，唐代實施了很嚴格的“宵禁”制度，一切生活起居都得聽“鼕鼕”號令。《唐律疏議》記載，“宮衛令：五更三籌，順天門擊鼓，聽人行。晝漏盡，順天門擊鼓四百槌訖，閉門。後更擊六百槌，坊門皆閉，禁人行。”又曰：“閉門鼓後，開門鼓前，有夜行者，皆爲犯禁。”早晨鼓聲“鼕鼕”，“城”“坊”“市”三門齊開，人們開始生活；傍晚鼓聲“鼕鼕”，“城”“坊”“市”三門齊閉，生活結束，否則爲“犯禁”。唐詩中記載當時的長安城：“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顯然，唐代的夜晚市場是違法的。

　　不過，學者普遍認爲，中晚唐時期各大城市及農村集市中，夜市的出現是很普遍的，南方地區尤爲突出。

　　宋朝的夜市，給你太多的選擇

　　到了宋朝，夜市盛況空前。

　　北宋的首都開封，人口過百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南宋的首都杭州也是繁華異常。兩座城市都是不夜城，坊市合一，營業時間和營業地點都很寬鬆並無限制，據說，常常是夜市未了早市已開，間有鬼市，甚至還有跳蚤市場，真正“車如流水馬如龍”。

　　陸游《夜歸磚街巷書》雲杭城“近坊燈火如晝明，十里東風吹市聲”。而范成大的一組詩《自晨至午，起居飲食皆以牆外人物之聲爲節，戲書四絕》裏，就描述了蘇州的一天裏，早市晚市相連的生活。

　　這時的記錄也愈加細緻。

　　南宋時期孟元老在南渡之後，回憶東京即開封的繁盛而作《東京夢華錄》，對當時的夜生活亦有詳細描述。據說開封的商業夜市非常繁榮，分佈也廣，主要集中在兩個地帶。一個在御街一帶，另一個在馬行街一帶。御街一帶的夜市有兩個中心點：一在朱雀門一帶，另一個在州橋南北。以州橋爲例，當街水飯、熝肉、幹脯。王樓前獾兒、野狐、肉脯、雞。梅家鹿家鵝鴨雞兔肚肺鱔魚包子、雞皮、腰腎、雞碎，每個不過十五文。至朱雀門，旋煎羊、白腸、鮓脯、凍魚頭、姜豉子、抹髒、紅絲、批切羊頭、辣腳子、薑辣蘿蔔等，吸引衆多食客來品嚐。到了晚上，州橋上燈火明亮，煎炒、熬燉、蒸煮、涼拌等食物，香氣撲鼻，夏月有麻腐雞皮、麻飲細粉、素籤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角兒、生淹水木瓜、藥木瓜、雞頭穰沙糖、綠豆、甘草冰雪涼水、荔枝膏等，皆用梅紅匣兒盛貯；冬月盤兔旋炙、豬皮肉、野鴨肉、滴酥水晶膾、煎角子、豬髒之類，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

　　除小喫外，其日用百貨也品種多樣。酒樓茶坊四處林立，不可遍數。《水滸傳》中的“樊樓”和李師師都真實存在，瓦肆勾欄里民間藝術表演也讓大衆很是開心。

　　到了南宋，據吳自牧《夢粱錄》記載，臨安夜市早已實現全年365天一天24小時無休。夜市衣帽扇帳，盆景花卉，鮮魚豬羊，糕點蜜餞，時令果品，應有盡有。

　　總之，宋朝夜市內容豐富，喫喝玩樂吹拉彈奏說學逗唱高低雅俗，總有一款適合你。

　　元明清以後的夜市，滿地的“清明上河圖”，但我還是愛逛

　　到了元明清時期，學界對夜市的關注似乎又有所減少。

　　杭州依然繁華。明朝田汝成所著《西湖遊覽志餘》中盛讚臨安夜市秩序良好：“篝燈交易，識別錢真僞，纖毫莫欺。”明人翟宋吉還有一首詩描寫杭州夜市的盛況：“銷金小傘揭高標，江藉青梅滿擔挑，依舊承平風景在，街頭吹徹賣場簫。”

　　另一處夜市繁華地是如今仍舊保留“古風”的好玩地成都。據說，唐宋後，成都經濟文化繁榮發展，在一些人流較多的重要場所官家設立了燈籠以照明，在財政撥款中設立了一點膏火費，或者鼓勵商人們聯合起來自行解決照明問題，以便在該地搞經營，進行商品交易，終成夜市。後來1904年，川督錫良在成都銀元局內試設發電機，利用該廠蒸汽發電，安裝點燈2000盞左右，爲成都使用電燈之始，解決了夜間經濟的根本照明問題。

　　清代成都夜市空前繁盛，但商品質量很差。海慄的《年終夜市》裏曾寫道：“有的鞋子只穿了幾天便張開大口，有的帽子退色泛紅，有的襪子‘空前絕後’”。賣假貨的很常見，衣服、鞋、帽攤子常發生欺哄，“清明上河圖”“仕女圖”等更是幾乎每個攤子都有幾幅。反正攤主沒有固定攤位，買了假冒僞劣也沒處兒退換講理。夜市上小偷、流氓也多，故晚清出現警察對夜市的專門管理，但“奸商亦小竊之剪扭者，如剪辮□抓小帽氈帽等，雖警察甚嚴亦難防也”。可以說，成都“夜市所展現的是一幅光怪陸離的社會世相”！

　　不過，夜市似乎並未受到這些“不愉快”因素的影響，依然人流如織。大抵是因爲成都夜市的主要消費人羣是普通百姓，大家追求的是便宜性和多樣化，因此也就放低了對質量的要求。

　　需求才是市場發展的硬道理

　　古代夜市的多姿多彩帶給我們很多思考。

　　夜間經濟既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從秦漢到元明清，很明顯可以看到，夜市的規模和形態與社會經濟發展規模及形態有着極其一致性的關係。

　　夜間市場是日間市場的延伸，因此，夜市可能本身就代表着地區經濟的活躍度高、商品交易頻繁，有夜市是當地生活水平較高、居民較爲富裕的表現。而且，從唐代到宋代，夜市覆蓋的範圍隨着經濟發展有所擴大，再到元明清代，夜生活的普及面從達官貴人到了升斗小民，這可說是商品豐富後的溢出效應。

　　正因爲如此，需求才是市場發展的硬道理。

　　即使唐代採取了嚴厲的“宵禁”政策，連韓愈都感嘆過因爲宵禁關門出城訪友不能盡興，但夜間經濟卻在夾縫中生存得相當堅強。據多位學者的考據，隨着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城市經濟的發展，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夜市。大城市如揚州、廣州、成都、汴州、楚州、蘇州、杭州、金陵出現夜市，中小城市如淮市、梓州、象州、湖州、蔡州、夔州出現夜市，夜市還出現於巴南、巴西、江南、長洲、峽中等地鄉村集市中。

　　當然，合理的政策纔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好辦法。

　　宋朝能夠成爲繁華夜市的代表時期，順應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很重要。

　　唐代有個“坊”“市”分離制度，除了特定的高官，居民家不能面對街道開門，城市居民坊區與商市分離。到了宋朝此制度被打破，大家都能夠面對着街道開門了，因此店鋪從坊內到臨街再到侵街最後到夾街，一系列演變後，完成商業區與居民區混雜合一。商品交易無處不在，爲商貿的活躍繁榮提供了可能。

　　對於“宵禁”，其實唐末就禁絕不住了。公元965年，宋太祖下令開封府曰：“京城夜市，至三鼓已來，不得禁止。”到北宋中期以後，城市人口劇增，商業日趨繁盛，夜市就不再受時間的限制而通宵達旦了。“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耍鬧去處，通曉不絕。”

　　宋朝也做到了經濟與文化互爲表裏、相映生輝。

　　後記

　　從歷史上看，夜市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豐富了人們的生活，改變了城市的面貌。而好的夜市也出現在經濟、文化發展繁盛的時期。

　　可見，不論是哪種經濟，最關鍵的是，不應也無法壓抑市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應適應市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滿足市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讓市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與整體經濟文化的建設融爲一體，纔是好的經濟政策。

　　（作者萬喆爲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

責任編輯：陳合羣